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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啟蒙”到“后革命” ——重思“90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張春田 · 2019-06-18 · 來源:《現代中文學刊》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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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后革命”的時代語境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合法性遭遇了巨大的挑戰。而一些重建研究的“公共性”可能的努力,也正是由后革命的經驗與反思所催生的。本文要討論的,正是在全球性的“后革命”氛圍中,從一些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那里發展出來的問題意識、學術思路和探索取徑。

  內容摘要

  曾經以其開放、敏感、深思和富有洞察力,而對中國當代思想文化貢獻頗巨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近年來變得日漸黯淡,逐步喪失了它在批判性知識生產中的特殊地位。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當然不能僅僅從現代文學研究本身去尋找,而要在“90年代”以來整個中國結構性變化的宏觀視野中去看待。現代文學研究的轉變,不過是中國結構轉型的一個局部表征罷了,雖然它同時以自己的方式對于這樣的變化做出了非常復雜的響應。在90年代“后革命”的時代語境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合法性遭遇了巨大的挑戰。而一些重建研究的“公共性”可能的努力,也正是由后革命的經驗與反思所催生的。本文要討論的,正是在全球性的“后革命”氛圍中,從一些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那里發展出來的問題意識、學術思路和探索取徑。

  本文原刊于《現代中文學刊》2010年第3期,感謝作者張春田及“80后文學研究與批評”公眾號授權文藝批評轉載!

  從“新啟蒙”到“后革命”

  重思“90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最近幾年,不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都對這一學科的現狀表達出某種程度的不滿。這種危機意識確實不是空穴來風。曾經以其開放、敏感、深思和富有洞察力,而對中國當代思想文化貢獻頗巨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近年來變得日漸黯淡,逐步喪失了它在批判性知識生產中的特殊地位。盡管一些最初從這個領域起步的學者,或許仍然在思想文化領域發揮著影響力,但是他們所關注和思考的問題,以及所促發的爭論,早已明顯地躍出了中國現代文學。[1]  換言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已經不再是新的思想話題與批判意識的生長點,也不再是社會公共論述的思想資源和互動對象。作為一個學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仍然在膨脹:在大學文學教育課程中必不可少,專業學會、課題、基金、教職、學術會議、學術刊物一應俱全,每年生產著數量龐大的著作、論文,以及以此為專業的研究生。然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變為學院專業主義和數目字化的評價標準下的生產與再生產。現代文學研究與社會思想話語脫節的同時,在被劃定的系科位置中邁向自身的“經典化”,[2]  邁向所謂“真正的學術”。

  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當然不能僅僅從現代文學研究本身去尋找,而要在“90年代”以來整個中國結構性變化的宏觀視野中去看待。現代文學研究的轉變,不過是中國結構轉型的一個局部表征罷了,雖然它同時以自己的方式對于這樣的變化做出了非常復雜的響應。這里所謂的“90年代”,并不完全等同于1990年代的自然時間,雖然與之有很大重合。正如汪暉在歷史轉型意義上使用這個詞來指稱“從80年代末發展至今的一個進程,其特征是市場時代的形成以及由此產生的復雜巨變”,以與“短促的20世紀”相區辨。[3]  在本文中,我也試圖借用這個詞來指示我討論的問題所置身的某種歷史和政治語境。在這個“90年代”里,中國及其發生的變革,我以為也可以借用德里克(Arif Dirlik)的“后革命”(post-revolutionary)來概括。在德里克那里,“后革命”有“之后”(after)和“反對”(anti)的雙重含義。[4] 我更愿意強調的是,“后革命”既是革命與社會主義體制的崩潰,也是對原來社會主義內部各種力量的釋放,這意味著提供了重新理解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歷史契機。在90年代后革命的時代語境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合法性遭遇了巨大的挑戰。而一些重建合法性的努力,也正是由后革命的經驗與反思所催生的。

  一、“新啟蒙”中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

  要解釋清楚1990年代以來“反省現代性”范式的興起,必須往前追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1980年代的基本格局。1980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分為兩個階段。

  “文革”結束以后,伴隨著思想界的“撥亂反正”,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重建也在展開。從課程設置、教材選用,到新出版的專著、論文,現代文學基本上“反正”到了1950-1960年代的學科架構中。最明顯的體現是作為文學教育核心內容的現代文學史,重新回到了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所開創的基本敘述方式。唐弢、嚴家炎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三卷的出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6月、11月和1980年12月),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的修訂再版(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成為大學里現代文學史最通用的兩部教材,迅速重建起一整套對于現代文學的系統闡釋。概括言之,王瑤所繪制的文學史圖景,強調社會政治對文學的決定性影響,以“反帝反封建”和“人民性”為標準取舍作家作品;強調現代文學的歷史是不斷進步,并由“現代”指向“當代”。無論是“現代”的內涵,還是歷史的分期,其實都還內在于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所建立的歷史敘事的框架中。[5] 而唐弢、嚴家炎的“文學史”,則體現出某種折中特征。在保留“反帝反封建”主線的同時,也突出了“現代”的價值,以將更普遍的現代文學現象納入文學史中。[6]  1980年代前期現代文學研究的“底本”,總體上仍然是既有革命意識形態的“政治決定論”。

  然而,這已經不能讓逐漸成長起來的、對這一學科充滿熱情和寄托的年輕學人滿足了。“文化熱”的時代氛圍與內在的創新沖動 [7],共同促使著他們東奔西突,發出變革的呼聲。1985年是一個轉折點,標志則是錢理群、陳平原、黃子平合作的論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發表。隨后,三位作者圍繞這一問題的六次系列對談,在《讀書》雜志上連續刊載,又結集成《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一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帶動了對于現當代文學史的整體反省,進而出現了“重寫文學史”的呼聲。1988年,王曉明和陳思和在《上海文論》上主持“重寫文學史”專欄,提出要“重新研究、評估中國新文學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學思潮、現象……沖擊那些似乎已成定論的文學史結論”[8] 。從1988年第4期持續到1989年第6期,在一年半的時間里,該專欄下發表了一批帶有強烈“重寫”色彩的論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命題與“重寫文學史”的討論,標志一個在文化、文學基本價值立場和評判標準上發生根本偏移的、新的學術范式出現了。需要強調的是,這個新范式跟1980年代“新啟蒙主義”有著莫大的關系。

  在整個80年代,中國思想界最有活力、影響最大的,正是“新啟蒙主義”思潮。這一主導性思潮,席卷了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各個領域,也奠定了80年代的歷史基調。所謂“新啟蒙”,就是知識分子要重新完成“啟蒙”這一在中國被“救亡”所中斷而尚未完成的工程。[9] 這當然寄寓了知識分子們非常明確的、拒絕世俗的精英立場和理想主義精神,也流露出他們對于改造中國的樂觀態度。他們相信真善美的價值統一,著眼于人的主體性的建立。這些在80年代特定對應結構中有其不可抹煞的價值,甚至也“來自對一個自主性的生活世界整體的想象”[10] 。然而,“新啟蒙”又有更復雜的歷史意義,正如汪暉后來概括的:

  盡管“新啟蒙”思潮本身錯綜復雜,并在80年代后期發生了嚴重的分化,但歷史地看,中國“新啟蒙”思想的基本立場和歷史意義,就在于它是為整個國家的改革實踐提供意識形態的基礎的。[11]

  這個判斷也許會讓不少參與“新啟蒙”的知識分子情緒上難以接受,但無疑有其深刻性。新啟蒙思潮中的不同思想因素,存在一個非常重要共同點,即現代化的想象和訴求。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反思,被置于封建主義/現代化、傳統/現代等二分法中。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被界定為封建主義傳統,而“改革”的目標則是邁向現代化,換當時流行的詞叫作“藍色海洋文明”。[12] 為市場化提供理論依據也罷,呼喚擴大民主和完善法律制度也罷,討論主體性概念也罷,表達“走向未來”的渴望也罷,[13]  都是“在批判傳統的社會主義和尋求作為目標的‘改革’過程中”結為同盟的,而其所吁求的“恰恰是西方的資本主義的現代性”[14] 。在這個層面,啟蒙思想并不是作為一種與國家的目標相對立的思潮而存在的。相反,知識分子的思想努力與當時國家的改革目標其實存在著部分的一致性。只是隨著變革過程的深入,知識分子與國家政權內部的保守力量形成了結構性的裂痕。而新啟蒙內部的分化也逐漸凸顯了出來,態度上的同一性也瓦解了。

  理解這個復雜的背景,對于思考“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重寫文學史”是很有必要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一個突出特點即是打破“近代”、“現代”、“當代”的斷代,在“二十世紀”長時段里來重新打量一百年的文學歷史。不過這一論題顯然超越了文學史分期層面,而涉及“建立新的理論模式的問題”,顯示了新的歷史判斷和價值觀念。[15] 比如,把“人”、“人性”、“審美”這樣一些觀念,置于文學圖景的中心位置;以新文學(或曰“純文學”)為重,突出新文學對于通俗文學的優先性;強調精神的根本性和文學改造“國民性”的功用;將融入“世界文學”作為現代文學發展的目標;……不難看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明確地是“以文化和文學的現代化作為基本的價值立場的”。[16] “文學現代化”被當作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動力,同時也是它的內在靈魂。這種對于“現代文化”的憧憬,在一本當時頗為流行的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里也有體現,“文學現代化”被作為整個敘述的邏輯前提。[17]  而“重寫文學史”的倡導者所以要提出“重寫”,也是為打破“公論”,即50年代所形成的文學史評價標準和寫作模式,促使文學史的“多樣化”。比如,針對狹隘的政治功利意識,他們強調“作為藝術的側面”應該成為現代文學史研究的主要對象;針對把尋找某種“規律”作為目標的獨斷論,他們提出可以寫“一部沒有結論的文學史,一部以問號貫穿始終的文學史”。“重寫文學史”倡導者再三申言的是文學史寫作的“個人性”與“主觀性”,以及文學評價中的藝術審美標準。[18]  從這些主張中可以看出一個也許連倡導者本人也未明確意識到的潛在參照,那就是西方的現代文學史,包括海外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19]  那些研究不僅為“重寫文學史”提供了某種可資借鑒的示范,更重塑了一種“現代”的文學觀及其正典(canon)。80年代后期在研究界以及文化領域陸續出現的“梁實秋熱”、“錢鍾書熱”、“周作人熱”、“張愛玲熱”等熱潮,很大程度上是跟海外現代文學研究的推動相關的。加之,大量西方“現代派”的文學作品和理論的涌入,不僅構成了中國先鋒文學運動的資源,而且也內在地影響到“重寫文學史”的“現代”視野。[20]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和“重寫文學史”,看似沒有直接觸及政治問題,但其實內蘊著知識分子一個巨大的歷史沖動:他們要取代原先政黨的聲音,成為歷史的敘事者。他們要講述的歷史故事,正是20世紀中國人如何通過文學來追求“現代”,以及在此過程中文學又是如何受到重重壓抑和阻滯的。這就造成了多重悖論:一方面,他們竭力主張要拋去壓在文學和文學研究上的“政治”重負,“回到文學本身”,堅持“純文學”的立場及其實現;另一方面,他們的“重寫”又是一種對于革命意識形態的激烈反叛,左翼文學實踐注定被打入另冊,“去政治化”實踐本身具有強烈的政治性。一方面,他們在挑戰政黨歷史敘述的權威;另一方面,他們又分享了主流改革話語對于“現代”的界定和期待,甚至不自覺地挪用了官方對于歷史的再解釋。[21]  這種復雜狀況證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和“重寫文學史”,既是80年代新啟蒙思潮的產物,也可看作其標志之一。因此在當時會備受關注,逸出了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對整個人文思潮和話語都產生了影響。

  二、“后1989”與現代文學研究的內在危機

  “重寫文學史”的討論,因為政治情勢的變化而在1989年冬天被迫停止了。“1989”對于中國現代史的確至關重要。政治事件以異常激烈方式把知識分子推向巨大的震驚之中,結束了知識分子與國家之間的“蜜月期”,也宣告了新啟蒙思潮的破產。其后,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瓦解,冷戰以資本主義全球性的勝利而“告終”,全球處于了“后革命”的時代氛圍中。中國經過了短暫的“休克”之后,幾乎是在多數知識分子的想像之外,重啟了全面市場化的進程,并以比80年代更為激進的步伐,迅速地加入了全球市場競爭之中。“后1989”時代,無疑形成了一個與80年代迥異的思想文化環境。這里僅討論與現代文學研究有直接關系的幾個方面。

  首先,由于現實的壓力與自愿的選擇,大部分人文知識分子放棄了80年代直接介入現實的思想方式,轉向于更為專業化的學術研究和知識生產。90年代初關于學術史和學術規范的討論,具有豐富的象征意義。[22] 參加討論的學者大多是80年代思想運動的參與者,他們對于80年代思想和學術的批評,首先出于一種自我反思,希望重新建立知識基礎,而他們又格外強調這個基礎首先應當建立在學術規范之上。雖然當時對于什么是學術規范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是以重建學術規范的方式來檢討80年代,本身表明了一種在學術與思想、尤其是學術與政治之間有意做出某種區分的傾向。強調“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史,建立某一領域的學術規則,更指向著一種“為學術而學術”的“專業”精神。在學術規范討論的后期,更多從現實反思轉向了對于學科疆界和學科自主性的重新認識。經過整個80年代的知識累積,知識分子在知識結構上的分化已經越來越突出。不同的學科日益形成了不同的知識共同體,各自內部有其學術譜系、理論術語和研究方式。所謂“術業有專攻”,不僅整體性地談論古今中西文化,已經變得不可能;而且跨越界限的對話和討論,也面臨著現實困難。提倡學術規范,反映出學術場域內部劃定界限的新趨向。值得關注的是,學術規范的倡導雖然最初是來自民間自發推動,但是它后來吊詭地成為中國大陸學院中推進知識體制的專業化和學科化的一個部分。正是體制的力量促成了學術規范理念的普遍化,最終成為知識生產中必須要遵守的學科規訓條例。[23]

  其次,與學術專業化和規范化相伴的,是知識分子自身認同的轉變。經過“1989”,知識分子的活動和言論空間確實在萎縮。更重要的是,他們表現出某種自我定位的調整。1992年以后,隨著市場化的加速,學術的職業化也在同步加劇。“重寫文學史”倡導者之一的陳思和先生,撰文反思廣場意識的虛幻性,提出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

  我所說的崗位意識,是知識分子在當代社會中的一種自我分界。……(崗位的)第一種含義是知識分子的謀生職業,即可以寄托知識分子理想的工作。……另一層更為深刻也更為內在的意義,即知識分子如何維系文化傳統的精血。[24]

  雖然文中仍然談到知識分子要發揮批評職能,但是整篇文章的基調是主張知識分子應當有“平常而自由的心態”,并以錢鐘書為例,說明什么是守住崗位。肯定知識技能的“崗位意識”,與80年代啟蒙知識分子對世俗的絕對拒絕,對啟蒙責任的崇高定位,顯然差別甚殊。在1990年代,無論是韋伯(Marx Weber)“學術作為一種職業”說法的廣泛傳播,[25] 還是陳寅恪被推為文化英雄,[26] 都昭示了一種以學術立場、學者自覺為本位的新的認同方式。自覺從知識分子蛻變為某一領域的專家、學者,從注重公共領域的批判轉向專業領域,成為了一時的潮流所向。

  第三,當知識分子真正全面而深入地遭遇資本—市場社會,準確地說,他們被拋到這個曾經作為目標的“現代化正途”中,他們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復雜性。在80年代新啟蒙思潮中,資本和市場幾乎是被當作“自由”的源泉、與“主體性”的建立等同在一起的。資本活動的復雜性,市場與文化的關系,都沒有進入啟蒙知識分子的視野。雖然在80年代末已經有一些敏感的學人從不同側面開始反思“現代化”,比如,劉小楓從基督教倫理角度提出中國現代社會中的價值和信仰的問題;汪暉針對80年代“回到五四”集體想象,反省了五四啟蒙的目的與其“方式”之間的矛盾;而甘陽在80年代末也提出要有既對傳統社會批判、又對現代社會審視的態度。[27]  但是,這并沒有改變當時主導性的感覺結構;坦白說,大多反思也并非直接針對市場和資本主義的內在問題,而是帶有“浪漫派”色彩的情緒回應。但是到了90年代,知識分子被深刻地卷入了市場的沖擊之中。一方面是隨全面市場而來的發展主義主導,欲望高漲,物質崇拜,“經濟人”和消費主義崛起;另一方面,是人文學術的徹底邊緣化,知識分子的犬儒化,精神的放逐,以及通俗文藝、流行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形成的共謀關系。異常復雜的文化轉型,讓知識分子感到精神失語的困境,有知識分子坦陳過自己的狀態:“我覺得自己喪失了信仰,我在精神上沒有根。”[28] 從1993年開始,一些知識分子再次展開反思和討論。其中規模和影響最大的,要屬持續近三年的“人文精神”討論。[29] “人文精神”討論不應該被看成是簡單地訴諸人文主義話語,以延續80年代的啟蒙思潮的活動。它實際上展開了多重的反思工作,包括對近代以來思想歷史的重新梳理,對于“現代文化”的檢討,還有對于當下文化的重新認識。這場討論基本上把中國社會新的焦點、癥候都凸現了出來,促使知識分子將注意力轉向對當代中國社會真實狀態的研究,也刺激了知識界重新恢復的思想活力。而在討論中,知識分子群體的分歧也表面化了。經過“后學”論爭,“民族主義”論爭,以及“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論爭,分化得更為徹底。這種知識立場和社群上的分化,也折射到了現代文學研究里。

  最后,在90年代,西方理論的全球旅行也影響到中國學術的知識生產。與現代文學研究關系最大的,是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理論的傳入,以及圍繞“后學”話語的爭論。[30] 中國“后學”的特點在于,雖然“后學”支持者的不少理論話語都是從西方后現代、后殖民理論中移植而來的,但它們顯然已經與西方理論脈絡和語境脫離了關系。中國“后學”話語是在“后1989”語境中興起的,直接呼應的是90年代中國市場化帶來的急劇變化。因為存在這樣的“跨語際”中的差異性,中國“后學”顯得特別含混。誠如張旭東所言:

  以19世紀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及其認識論體系為靶子的“后現代”,與力圖擺脫20世紀中國“從‘五四’到‘文革’”的噩夢(周蕾語)的“后現代”,是無法兼容于同一個“后現代主義”的理論框架里的。同樣,以“新時期”人道主義和現代主義話語為“文化弒父”對象的“后現代”,與矛頭對準社會主義“官方話語”的“后現代”,在趣味上不會投機。試圖借“后現代”的西風弘揚“東方文化”的“后現代”,與立志沿“全球化大趨勢”順流而下的“后現代國際主義”,更是風馬牛不相及。[31]

  所以,“后學”論爭與其說是支持或反對“后學”的問題,不如說關注的是你在何種立場、何種社會語境中講“后學”,“后”的是哪一個“現代”,怎么個“后”法,“后”到何處去。不妨把話說得更顯白:在我看來,必須意識到90年代大陸一些批評家所鼓吹的“后現代主義”與官方新意識形態之間的高度默契。比如,有學者把大眾文化褒揚為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色”,異常輕易地把反思都嘲弄為知識分子的精英立場;也有人脫離本土的社會文化經驗,激昂地宣告“現代性”的終結,歡呼中國在“走向一個‘小康’的理想的時刻”。[32] 這就不僅徹底地把“后現代”變成了一個完全“不及物”的能指符號,而且成為了對市場和意識形態地有力支持和論證。

  上述“后1989”思想和文化語境的幾方面,對于90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影響極大。這里無法一一細論。概括言之,現代文學研究在90年代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從原先對于思想和社會問題的介入中退出,學術規范和專業化成為了學科內最突出的追求。一位有代表性的中年學者在著作中宣告:“現代文學研究要想成為真正的學術,必須遵循嚴格的古典學術規范。”[33]  而知識分子向專家的蛻變,也形塑了他們的研究風貌。90年代出現的重新確立經典、史料熱、地域文學研究熱、報刊研究熱、等等,都可以從這個角度重新打量。研究者們紛紛主持編輯現代作家的全集、選集,20世紀中國文學的各種作品選,著重于現代文學的普及化;[34]  或者匯集20世紀文學研究的資料,[35] 或者展開具體的某地域、某流派、某思潮的研究。[36]  專業研究的推進的同時,學術評價標準也隨之發生變化。發掘和研究文學史遺漏的作家作品,被認為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而評價論文和專著,也通常會以材料(甚至注釋)的多少、是否能夠節制主觀情感而進行“客觀”論述作為標準。相反,像80年代那樣帶有強烈社會關切的研究取向,則被認為是不學術、不守規則、空疏無當,而遭到排斥。在1995年,樊駿發表文章,認為一系列的變化表明現代文學學科已經“從年輕走向成熟”。[37]

  確實,如果從1939年教育部頒布“分系必修選修科目表”,列入“中國現代文學評論及習作”,“新文學”研究正式在大學“登堂入室”算起,[38] 現代文學研究已經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不能算短了。但不同于古典文學研究,現代文學研究在半個多世紀里,會不斷去論證它的合法性,反思它的學科立足點和研究性質。如果說古典文學研究主要是民族文化經典傳承的一部分,那么現代文學本身的經典性還有待時間的確認,很多人認為中國現代文學本身的文學性并不能與古典文學、西方現代文學相匹敵。既然現代文學在經典性和文學性上都無法超越本國傳統文學或同期西方文學,那么,現代文學研究的合法性到底在哪里,就成為以這個研究安身立命的研究者們揮之不去的問題。換言之,現代文學中的“現代”和“文學”都不是不證自明,而是需要解釋的。無論是50至60年代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組成部分”的論述,還是80年代的文學現代化想象,都是為研究提供了一個奠基性的理由。可是,當“后1989”來臨,現代文學研究突然面對一種失去根基的困境,這既包括全面市場化對它的蔑視、嘲弄與馴服,也包括積累象征資本的訴求對研究者的吸附和誘惑力。盡管現代文學研究還在繼續,也有一些具體成果,研究人數、論著論文數量都在增長,甚至熱鬧的爭論還常常成為媒體焦點。然而,腦子清楚的人,都會敏感地意識到基本問題被懸置了,并沒有解決。而這種逃避正瓦解著學科的思想和學術能量。頗為流行中國式“后現代批評”,借著對很多問題的混淆和西方話語的簡單移植,格外加重了學科研究和批評的危機。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不斷有來自學科內的聲音,表達對于學科基礎、學科性質的反省,特別是對專業化過程中流弊的擔憂。1997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組織了學科內一批學者筆談現代文學研究狀況。趙園就對現代文學研究越來越缺乏現實感的表達了不滿;錢理群也提出對現代文學的重新闡釋的必要性;陳平原則強調要把教育體制、校園政治、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學的內在理路結合起來。[39] 從中可以感到他們對于危機的明確意識。說到底,有關懷的現代文學研究者絕對不會只滿足于發掘某些二三流作家,或者像賞析唐詩那樣分析一些作品。在中國現代歷史中形成的現代文學與日常生活、批判精神的密切關系,也內在地挑戰著絕對封閉的專業研究。進入新世紀以后,越來越多的人直面和重視現代文學研究的危機。作為這個學科領軍式人物的陳平原,也提出“重建現代文學”的問題。[40] 2005年5月,在華東師范大學召開的現代文學研究國際研討會,直接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重建學科的合法性”為名。這更后設地說明:在“后革命”的“9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確實遇到了內在危機。

  三、“再解讀”:重新面對革命文學

  之所以如此詳細地追溯現代文學從80年代以來的研究史,描畫90年代的思想與文化語境,正是為了提供一個背景,以凸顯唐小兵他們一群人在90年代初所進行“再解讀”文化批評的重要意義。

  參加“再解讀”研究和討論的作者,包括劉再復、黃子平、李陀這樣在80年代就對現代文學研究發揮過頗大影響的學者(黃子平還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理念的提出者之一),更主要的則是唐小兵、劉禾、孟悅、張旭東這些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由大陸去美國游學的年輕研究者。他們身上,既有從“文革”到80年代在中國的生活經驗,對“新啟蒙思潮”的來龍去脈有具體認知,他們的問題意識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他們的中國經驗,尤其是來自于80年代想象的受挫以及對之的反思;同時在美國求學和研究的經歷,又使他們得以接觸和了解到西方學界興起的現代性(modernities)、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等理論話語,為他們的反思提供了某種視野和方法;而且,雖然已經離開了中國,但是對于中國的歷史和現在,他們絲毫沒有放棄文化關切。這樣的背景,賦予了他們重新看待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的特別機緣。

  劉再復在《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的序言中,把“再解讀”看作是80年代“重寫文學史”的海外延伸,認為其構成了“對世俗批評視角與世俗批評語言的挑戰“。[41] 不過,無論在選擇的對象,還是思路和方法上,“再解讀”顯然已經與80年代的“重寫”有著重大差異。李楊回顧《再解讀》的沖擊時說:

  新時期文學與40年代至70年代文學的對立、“五四”文學與大眾文學的對立,被理解為“現代”與“傳統”的對立、“文學”與“政治”的對立,甚至是“文明”與“愚昧”的沖突。在這樣的語境中,……突然出現了《再解讀》這本書,而且在這本書中,還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論,什么大眾文藝的理論,“反現代的現代性”等等,甚至明確指出了左翼文學、30年代的“大眾文藝”與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內在聯系。……在當時,對于80年代的主流知識而言,卻是一種實實在在的震撼。[42]

  “再解讀”主要以40至70年代大眾文藝作品為討論對象,這些“紅色經典”恰恰是80年代文學研究中被冷落和丟棄的。選取這些對象,本身便是對文學史中潛藏的“五四典范觀”、“文學退化觀”的一種反駁。但“再解讀”并不是僅僅要重新做一次文學史敘述上的“加減法”或者顛倒;而是提示了新的理論資源、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黃子平后來回憶道:

  《再解讀》這些作者,當年都是在芝加哥周圍來來往往,在當年芝加哥的環境里,每天討論對現代性反思的這些理論的時候,怎樣把我們曾經讀得很熟的這些文本納入在最新的思考里頭去,是當時這些朋友都很關心的一個問題。[43]

  這里,“對現代性反思的這些理論”至關重要。“再解讀”是在“反思現代性”的問題意識下,對現代文學的表意實踐進行癥候式的“重讀”,或者說“認知意義上的描圖”(cognitive mapping)[44] ,探究其多重的象征意義和內在張力,破解現代文學乃至現代文化的生產機制與意識形態。

  “再解讀”的切入點是“大眾文藝”。唐小兵在“導言”中詳細區分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通俗文學”與“大眾文藝”,認為它們是“兩種幾乎完全不同的文化生產、價值認同和歷史想象”。“通俗文學”指認的是偏重娛樂功能和消遣性質的文學形態,服從市場邏輯,追求的是“文學作品的交換價值化”;而“大眾文藝”則指以“大眾意識”為依托的無產階級文藝實踐,偏重的是“‘行動取向’以及‘生活與藝術同一’的原則”,“延安文藝”即是充分實現了的“大眾文藝”。[45]  可以說《再解讀》的初衷,就在于對延安文藝所包含的“不同層次的意義和價值,亦即其意識形態癥結和烏托邦想象”的重新探索和發現。比如,“延安文藝”所確立的文化生產機制和規范,延安文藝與“五四”新文學/文化話語的關系,“大眾”作為意義載體和集體意識出現的歷史語境,民間倫理與政治話語、原始烏托邦沖動與具體意識形態的交匯,社會認同的生產,等等。

  黃子平的《病的隱喻與文學生產——丁玲的<在醫院中>及其它》一文,從“作品與多重語境之間的關系”,從話語—權力網絡來討論延安文藝,犀利地解釋了延安文藝的若干癥結,尤其是“延安”與“現代”的復雜接合方式。而孟悅的《<白毛女>演變的啟示——兼論延安文藝的歷史多質性》,通過對《白毛女》文本的創作、修改,以及從歌劇到電影到舞劇的形式演變的細致分析,把傳統/現代、政治話語/民間倫理在《白毛女》中的曲折纏繞展現了出來。孟悅揭示了《白毛女》是新文化、通俗文化以及新的政治權威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的產物。她最后重申,必須重視“革命文學”本身的復雜性、多質性。他們的討論,破除了以往把革命與現代簡單對立的思路,深化了對于“革命現代性”的理解。此外,像唐小兵以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為例,分析暴力的文學形態以及文學對暴力的轉述,揭示了語言、暴力、主體意識的重塑之間的復雜關系;以及他在另一篇論文中,把話劇《千萬不要忘記》放入到“現代性和日常生活”這個框架中,發現了1960年代集體性的“巨大的日常生活的焦慮”及其深層能量;戴錦華在歷史視域中解讀電影《青春之歌》,暴露出“革命”話語對于女性/知識分子的詢喚策略;馬軍驤從視覺的角度,分析革命電影的修辭以及女性的新位置。這些研究打開了以往革命文學/文藝研究所忽視的問題空間。[46]

  《再解讀》所體現的文化批判,同時指向了“革命”的歷史與“后革命”的當下的雙重語境。編者唐小兵直言:“我們希望《再解讀》提供的不僅僅是書名和若干論文,而且也是一種文本策略,是對中國現當代文化政治、社會歷史的一次借喻式解讀。”[47] 《再解讀》不僅試圖回應40至70年代的中國革命歷史及其敘述,而且也努力響應1990年代初中國正在發生的深刻轉型。從這個角度,或許能更好理解唐小兵為什么要特別提出大眾文藝與通俗文學的對立范疇。不妨回顧一下他對“延安文藝”的論斷:

  它一方面集中反映出現代政治方式對人類象征行為、藝術活動的“功利主義”式的重視和利用,另一方面也表達了人類藝術活動本身所包含的最深層、最原始的欲望和沖動——直接實現意義,生活的充分藝術化。從這個角度來看,延安文藝是一場含有深刻現代意義的文化革命。……延安文藝正是通過功利主義式地與前現代的農業社會的認同而剝露出現代自律性藝術可能的弊端和致命的弱點,也反襯出以城市平民為讀者群的“通俗文學”(鴛鴦蝴蝶)的商品性質。[48]

  他強調延安文藝對立于通俗文學,本身具有“文化革命”的意義,這已經不是在進行解構式的批判,而體現出一種重新理解延安文藝正面意義的努力。甚至超越文藝實踐的層次,開啟了重新理解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沖動和它的運作邏輯的契機。唐小兵把延安文藝的復雜性概括為“一場反現代的現代先鋒派文化運動”,這跟后來汪暉用“反現代的現代性”來解釋中國現代思想的基本特征和社會實踐的歷史,有內在相通之處。[49]  所以,《再解讀》既對于體制化的左翼文學傳統,進行了批判式的解構。但同時又在充分釋放左翼文學與文化的復雜性和可能性。至少在“導言”中,唐小兵特別強調了延安文藝對社會分層以及市場交換-消費原則的徹底揚棄,這一“反現代”特點所具有的正面價值。而這種判斷,顯然又有著“講述神話”的當下明確針對性。他在一次關于“再解讀”“導言”的討論中說:

  我在這里試圖很隱約地說明,在當代,隨著商品經濟大躍進式地發展,商品本身成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通俗文化也相應地越來越發達。如果我們要保持一種先鋒派的精神的話,就有必要對已經開始成為基奠的,也就是說滲入到我們日常生活的“現代化”或“現代性”做一個同時的批判。[50]

  從這個意義上說,“再解讀”無疑也是一次面向當下的“重新政治化”,要恢復現代文學研究與中國的歷史和當下的血肉聯系。還是借唐小兵的話來說:

  一方面回溯性地揭示出基奠性結構的乏匱及其在文化形態中的反題式表現,另一方面則折射出一個新的社會基奠正在或已然形成。……“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雖然有前現代的原始和殘忍,但質樸明朗;資本主義看不見的手同樣無情而且霸道,但摸起來卻是那么舒適誘人![51]

  面對雙重語境,唐小兵希望的是能夠體現出某種魯迅所謂的“橫站”姿態。換言之,一面是真切地面對和總結社會主義的歷史教訓,包括對于“現代”文學的中斷、改寫和重造;但是另一面,又清醒意識到資本主義對文學的內在規訓和空洞化的后果。進而試圖重新從激進政治和總體性的歷史給文學重新帶來的復雜影響中拯救出一些東西,把“文學”與“現代”都復雜化和語境化。

  可是限于各種原因,作為具體文本的《再解讀》,更多還是彰顯了“橫站”的“未完成性”。這部分因為《再解讀》是一個集體項目,作者的學術關懷、立場和方法不盡相同,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的敘述,并沒有串成一個整體。唐小兵的“導言”跟具體十篇解讀文章之間,明顯存在某種斷裂。[52]  更有意思的是,甚至“導言”與唐小兵自己的“再解讀”文章之間(特別是《暴力的辯證法》那篇),也形成了某種張力和距離。[53] 更大的原因可能還在于,對40至70年代中國革命歷史的特殊性,他們還沒有找到一種總體的認知和闡釋方式。所以更多的時候,他們顯然還是在從“外部”解構革命話語的意識形態:“這是我們必須以‘紙船明燭照天燒’的精神奉獻給我們自身歷史的挽歌。”[54]  但是,到底如何從革命的文化政治的內部去分析和批評當時文學與文化的現代性,應當用什么樣的文化理論資源才更為契合40至70年代這段特定歷史的內在邏輯,怎樣理解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cultural hegemony)的建立,這些確實是“再解讀”未完成的工作。

  《再解讀》對“反省現代性”研究范式貢獻頗巨。前文已經分析過,80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是如何在新啟蒙思潮中尋找突破,又是如何受限于新啟蒙思潮。經過“1989”以及90年代的全面市場化,新啟蒙已經喪失了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力和解釋力,現代文學研究在專業化和古典化過程中,思想活力日漸委頓;而中國“后學”式論述,又建構著極大的幻像。正是在這樣的危機局面下出現了《再解讀》。通過吸取和轉化新的理論資源,跨越專業區隔的限制,細致地對文本進行“內層精讀”和“外層重構”(唐小兵語),在文本與更廣闊的歷史語境之間穿梭往返,為現代文學研究找到了重新出發的起點,也打開了新的文化政治空間。在“后革命”時代,《再解讀》同時朝向歷史和當下,促使人們去重新審視揮之不去的“漫長的二十世紀”。哪怕當時他們還沒有充分的思想和知識準備來全面重返“革命”難題,但他們起碼開啟了從文學“反省現代性”的思想之門。

  四、從“文學”反省“現代”

  與《再解讀》差不多同時,還有其他一些現代文學研究者也在摸索著前路。1993年劉康在美國《近代中國》(Modern China)上發表論文,批評西方漢學界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根本上沒有擺脫冷戰意識形態色彩。劉康的批評引來林培瑞(Perry Link)、杜邁可(Michael S. Duke)和張隆溪的回應。[55] 隨后劉康又在《二十一世紀》上發表文章《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西方的轉型》進一步反批評。[56]  劉康認為,西方漢學界長期以來以政治意識形態為主導的現代文學研究,與中國大陸1949至80年代初的情況并無根本差別,只是立場不同罷了。他特別指出以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為代表的“新批評”文學史觀的問題。比如,忽視了對左翼文學思潮和現實主義語言形式的深入分析;忽視了中國現代文學與思想有其與西方不同的“現代性”;強調細讀文本的同時忽略了文本背后錯綜復雜的社會歷史語境。在劉康看來,到了1990年代,在一批年輕學者的努力下,又重新出現了“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引入世界的文化與社會變遷的現實世界中,引入關于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文化大辯論中”的傾向。劉康與林培瑞、杜邁可、張隆溪的分歧,集中在如何認識左翼和革命文學的歷史意義,如何看待理論(特別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關系。劉康希望反省對“革命文學”的忘卻中的“政治無意識”,重新把文化批評引入到現代文學研究中。換言之,政治、意識形態與文化話語之間的多重糾纏,是不應該被回避的。[57] 文學研究應當努力去勘探中國獨特的“現代性”,包括“革命現代性”。而這恰恰也是《再解讀》所努力的方向。

  圍繞劉康的文章,后來還有一些爭論繼續。值得注意的是大陸研究者王曉明的意見。他感覺到劉康以及其他幾位在美國大學里講授和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年輕學者,越來越表現出一種共同性,即依照“批評理論”來設立自己的立場。這不僅是學術意義上的,也是對于生活意義的重新闡釋。王曉明充分肯定這種追尋,但他同時也提醒在運用批評理論時,要不被理論的具體言說框限住,注意到中國歷史文化的獨特性。他舉例說,劉康在談政治與審美的關系時,對“政治”的涵義缺少辨析,政治在中國的涵義遠較在西方的通行含義狹窄。他還認為在中國“左翼”文學,也特別指共產黨組織和領導的那一部分文學,不能把“左翼”跟“現實主義”混同起來。[58] 雖然他在具體問題上并不一定贊成劉康的判斷,可是他顯然對于劉康他們那種在理論資源啟發下重新尋找現代文學研究的合法性是持有充分理解和支持的態度的。如果考慮到他本人就是80年代“重寫文學史”的提出者之一,這種支持態度就更有意義,意味著對“重寫文學史”動力的一種重新闡釋和再出發。

  雖然大陸有關“重寫文學史”的批評與討論在1989年以后就停止了,可是《今天》雜志在海外復刊后,從1991年三、四期合刊開始,又重新開辟了“重寫文學史”專欄,并堅持了十年,共發表了29篇論文。這些論文發表在《今天》這樣的刊物上,本身就體現了對于體制的一種反叛。[59] 而大部分論文共同表現出了“反省現代性”的取向。 比如,王曉明的《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把注意力放在簇擁文本的諸多方面(包括文學生產機制、文學規范等)上,追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起源。挑戰傳統文學史范式的同時,又在糾正把“重寫”等同于“做加法”的簡化做法。而且,此文借助重評“五四”傳統,更促使人們重新思考80年代知識界對于“五四”的定位、講述與承繼,知識分子自身的立場和言路,以及中國的現代性問題。[60]  李陀的《丁玲不簡單》,從丁玲的轉變入手,把“毛文體”放到現代性話語的擴張中去考察,探討了毛話語的“雙重性”,解釋了中國式現代性話語的魔力。這就打破了壓迫/反抗的簡單模式,幫助理解知識分子為什么會受到毛文體的召喚。[61]  此外,像從性別角度細讀《圍城》,以及對教育制度與“文學”觀念的生產之間關系的分析等,都可看作在新的理論視野下對于現代文學做出的“再解讀”。[62]   特別是孟悅的《中國文學‘現代性’與張愛玲》,分殊了張愛玲與“五四-左翼”話語的對話關系。與一般只看到張愛玲文學中形式的新穎精細不同,孟悅更為深入地重視“形式的意識形態”。試圖揭示形式背后的文化內涵,追問那個“蒼涼的手勢”究竟有怎樣的所指。孟悅發現張愛玲習慣以空間作為對社會和文化形態的表達形式,“為中國‘半現代’的普通社會——具體說是普通市民百姓的社會——提供了寓言式的活動空間”。又提出要把張愛玲的“新傳奇的敘事手法”放回“中國那段以‘現代’國家們飄揚過海打上門來的戰爭為開場的近代歷史背景上”去重新考慮“傳奇”的歷史的底子。[63]  正因為有這樣一個“底子”,張愛玲打開了由“五四現代觀”促生的新文學以及左翼文學都不曾深入的寫作世界,也超過了鴛鴦蝴蝶派、新感覺派的寫作高度,因為張愛玲是通過對普通市民社會的認同來傳遞她的“中國”認同的。這極為精彩地把握到了張愛玲“現代性”的文化和文學表述的意義所在。

  從以上討論中可以發現,在1990年代前期,有不少研究者的工作都在從不同方向,展開著一種重新從“文學”反省“現代”的努力。他們借鑒了現代性理論、批評理論的一些視野,而又是從具體的中國歷史經驗出發;他們做的是歷史問題,可是他們又融入了非常明顯的當下關懷。他們與《再解讀》構成了某種共鳴。也許,在這方面還可以加上李楊的《抗爭宿命之路——“社會現實主義”(1942—1976)研究》(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版),陳順馨的《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版),黃子平的《革命·歷史·小說》(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版)等著作。

  五、蛻變的可能與“革命中國”的重返

  1997至1998年,王曉明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三卷)和《批評空間的開創》,收入了一大批“反省現代性”范式的代表論文,而且在序言中對這些論文的貢獻給予了高度的評價;[64] 然而,當六年以后重新再編“修訂版”的時候,他不禁對現狀表示出某種失望來:

  六年之后重新審視現代文學研究的基本形勢,我們的心情卻相當復雜。一方面是欣慰,昔日少數學人的模糊的預感,現在正擴散為整個研究界的清醒的共識:……現代文學研究就必須自我蛻變,在基本的理論預設上,也因此在整個學科的范圍、對象和方法上,都作出重大的改變。另一方面卻是困惑,究竟如何來實現這個蛻變呢?九十年代已經結束了,十年前的那些令人興奮的新的研究思路,似乎都沒有持續地生長起來,有的甚至已經枯萎了。與蛻變的自覺的日漸鮮明相比,蛻變的實踐依然缺乏方向,仿佛一個人的意識已經急急地起身了,手腳卻還猶豫不決地拖在后面。[65]

  不僅蛻變的實踐沒有完成,我甚至以為那種“必須自我蛻變”的意識,也遠遠沒有獲得研究界的足夠重視。當下重新遭遇的,是保守又混亂的研究現狀。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概括地說,是對現代中國與當代中國缺乏整體判斷,喪失“文化自覺”。失去了基本問題意識和判斷基礎,那么現代文學研究只能是停步不前,鋒芒盡失。

  比如在關于“海外(現代文學)漢學”問題的討論中,不少學者輕率地批評說,大陸現代文學研究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漢學心態”。確實,90年代以后學術全球化趨勢的加劇,西方特別是美國漢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大量傳到中國,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發生了沖擊。簡單地追逐和模仿一些漢學研究,也的確造成了很多問題。避免“漢學心態”這樣的說法是有其一定的正當性。問題在于,一讀很多批評者的論述,就會發現他們往往只停留在表現“反擊”姿態上。這樣的指責背后,似乎有著一種封閉的學科規訓心態,更準確說,是現代文學學科實行的“維護范式”(paradigm maintenance)機制。我以為要批評“海外漢學”,有三個重要區分需要同時進行。其一,必須要把基于現代文學研究重新恢復生氣淋漓的學術活力、更好面對當下問題而主張自我蛻變的期待,與追逐全球性的學術潮流、理論熱點甚至海外漢學的新動向,嚴格區分開來。雖然在今天中國大陸正有不少屬于后一類的學術投機者、學術生產的熟練工,然而如果仔細考察,緊跟潮流、邯鄲學步,與出自學術擔當、出自對于共同體命運的關懷而四處求索,兩者之間終究還是可以分辨的。其二,必須區分,是基于對理論的歷史性與語境的重視,而反對將理論空洞化或者濫套;還是根本出于保守、懶惰或者無知而完全拒絕理論,幻想存在一種“非理論”的超然狀態。如果基于前者,那么應當說,我們在用福柯、用詹姆遜、用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等時,我們要知道這些理論本來的語境、系譜以及他們所要響應的歷史問題。而且我們還要充分意識到西方理論的有限性,爭取將中國的歷史經驗特別是革命和社會主義傳統轉化為我們自己的理論資源和智慧,這才是積極的態度。如果只是出于一種知識上封閉甚至利益上的壟斷,那就另當別論了。其三,還要區分海外中國學研究本身的不同代際、不同背景、不同立場以及不同的問題面向之間的差異性。換言之,海外漢學絕非鐵板一塊,有中國經驗和關切的、帶著“體溫”的研究,跟純粹把中國作為材料和對象而做的研究,更是大相徑庭。如果不做區分,籠統地把新的學術思路和努力,全都指責為“漢學心態”,這有些草率。至于一些批評者不愿意反思抽象的“文學性”,無法處理中國現代文學的大部分歷史現實,不愿意承認我們其實無法離開理論來言說問題,甚至拒斥理論本身也是另一種“理論”的表現和姿態。這種看法背后隱藏的“純文學”的文學觀和去歷史的歷史觀,恰恰反諷地回到了他們所批評的主流“海外漢學”的理論預設。

  我在文中所以會強調“再解讀”的意義,主要也是因為它絕不只是理論的操演,而是有著非常真切的理解歷史和現在的沖動。而海外中國學研究中當然也有“末流”:把“現代性”作為一個籮筐,什么都往里裝;根本在理論語詞中滑翔,游談無根;甚至拉大旗做虎皮,以去意識形態化名義來實踐再意識形態化的——當然絕不應該效法這種學術生產。

  對“現代性”和“文學性”觀念都保持一種開放的、同時又是反省的理解,似乎已經是老生常談了。在“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為越來越多的人談論的時候,認認真真地重視起我們中國自己的“現代”經驗極有必要。中國很大程度上是“被拖入現代化”的。受創的經驗,使得當社會應對危機、產生重組要求時,里面必然是多種情感、聲音、想像、期待和規劃并存的。中國的現代歷史展開中,始終伴隨著對單一“現代”及其線性敘事的深深疑懼。而文學尤其集中地結晶著這樣的疑懼和反省,并投射在巨大變遷中普通人起伏跌宕的命運和遭際上。文學以對人生的特別感受,對歷史的特異理解,對未來的特殊想象,以質疑、反抗的姿態,在“發展”、“市場”、“理性”、“自我”等合理化限制之外,提供著解構和顛覆“現代”主流意識形態的可能。

  但同時,廣義的中國現代革命歷史(從1911開始的)與伴隨始終的現代革命文學(就其形式和內容與古典文學的斷裂而言),又通過對平等公正的烏托邦的不懈追求、對情感的天然親近、對普通人生命權力(bio-power)的內在執著,[66] 為言說身體和精神的苦痛、跨越資本和階級所設置的障礙,而創造出的語言形態和表達方式,或者說創造出新的“文學性”來,為“現代性”反思提供了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與精神資源。文學不僅承繼了“中國痛”,而且更重要的是,表征了“中國夢”,實在地參與到構想和創造新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現代”規劃之中。如果我們意識到現代文學研究輕率地對待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封閉地理解二十世紀文學與歷史和政治的關系所造成的問題,那么重新構筑我們的研究圖景,也就迫在眉睫。

  “后”,不過是重新開始。

  本文原刊于《現代中文學刊》2010年第3期

  注釋

  [1]  比如,最初以獨特的魯迅研究而聞名的汪暉,在1990年代后期的中國當代思想論爭中被視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中國的新秩序:轉變中的社會、政治與經濟》(China’s New Order: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ransition, trans. by Theodore Hut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被認為是關于轉型中國最重要的研究,而他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四卷(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處理的完全是思想史的問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者之一陳平原,也逐漸轉向現代中國學術史、教育史和圖像研究。“重寫文學史”的號召者王曉明,發起“人文精神”的討論后,關注重心也進而轉移到“新意識形態”和文化研究。

  [2]  王保生:《現代文學研究的文學化與經典化》,《學術月刊》,2002年第3期。

  [3]  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序言”,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4頁。

  [4]  阿里夫·德里克:《后殖民還是后革命:后殖民批評中歷史的問題》,《后革命的氛圍》,王寧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5]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是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建構過程中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獻。對于中國現代歷史與文化,以及中國革命,都做了全面論述。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6]  唐弢與嚴家炎關于“現代”的內涵也有一些爭論,參見嚴家炎《從歷史實際出發,還事物本來面目》、《現代文學的評價標準問題》、《現代文學研究方法答問》等文,以及唐弢為《求實集》作的“序”。均收入嚴家炎:《求實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關于這套文學史的“折中性”,參見王宏志:《主觀愿望與客觀環境之間——唐弢的文學史觀和他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收陳國球編《中國文學史的省思》,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版,第15-25頁。

  [7]  關于1980年代“文化熱”,參見Jing Wang,High Cultural Fever:Politics,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in Deng’s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Xudong Zhang, Chinses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 此外,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版),采訪了十幾位80年代重要的知識分子,較直觀(雖然也浪漫化)地呈現了80年代的整體氛圍。

  [8]  陳思和、王曉明:《重寫文學史·主持人的話》,《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

  [9]  李澤厚“救亡壓倒啟蒙”的說法,是當時代表性的論述。他認為中國現代反封建的文化啟蒙任務被民族救亡主題中斷,革命和救亡運動不僅沒有繼續推進文化啟蒙工作,而且被“傳統的舊意識形態”改頭換面地悄悄滲入,最終造成了“文革”封建傳統全面復活的絕境。參見《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7-49頁。

  [10]  張旭東、薛毅:《批評與歷史經驗》,《批評的蹤跡:文化理論與文化批評》,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第5頁。

  [11]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原載《文藝爭鳴》,1998年第6期。收入羅崗、倪文尖編:《90年代思想文選》第一卷,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頁。

  [12]  系列電視紀錄片《河觴》(1987年)可以被看作80年代“新啟蒙思潮”的通俗版本。

  [13]  “走向未來”叢書是80年代很有影響的一套叢書,翻譯、介紹了大量西方經濟與社會理論,叢書的編委都是當時極為活躍的知識分子,部分甚至是高級官員。此外,甘陽主編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和華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文庫》,在當時影響也很大。從這些叢書的書名中,也可以感覺到一種對于未來的期待和樂觀主義。

  [14]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原載《文藝爭鳴》,1998年第6期。收入羅崗、倪文尖編:《90年代思想文選》第一卷,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282頁。

  [15]  錢理群、陳平原、黃子平:《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27-28頁,第111頁。

  [16]  王曉明:《批評空間的開創——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序”,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9-10頁。此外,龔鵬程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之解析》對此也有詳細討論,他認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實際采用了“西力東漸、中國逐漸西化現代化世界化的歷史解釋模型”,收陳國球編:《中國文學史的省思》。

  [17]  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18]  王曉明:《重寫文學史》、《從萬壽寺到鏡泊湖》、《舊途上的腳印》等文,收入《刺叢里的求索》,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

  [19]  比如,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由劉紹銘主持翻譯出中文繁體字版,1979年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1980年代后,英文本和中譯本少量地進入大陸。夏氏對于現代文學的闡釋,特別是對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等人的高度評價,讓大陸很多研究者受到震動。另一本是由身居香港的司馬長風所著的《中國新文學史》(上中下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6年版),以“誕生期”、“收獲期”、“凋零期”為新文學分期,表現出某種與進化觀悖反的“退化觀”,對“新月派”、“語絲派”、“孤島文學”等文學流派和現象也做出詳細分析,對80年代大陸重評作家作品產生過影響。不少研究者描述過他們在80年代初看到這兩本文學史后的驚訝,以及對他們思考的潛在影響。

  [20]  關于西方“現代派”對中國80年代的影響,參見賀桂梅:《后/冷戰情境中的現代主義文化政治——西方現代派和中國80年代文學》,《上海文學》,2007年第4期。

  [21]  1981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文革”歸結為毛澤東的“左”傾錯誤、野心家的利用和封建專制主義的遺毒,而“改革”正是對“文革”教訓的糾正。黨走過一段彎路,現在克服了錯誤,又重新回到了正確道路。這種將“新時期”與此前歷史截然斷裂的解釋,不僅重新確認了黨的合法性,而且也對歷史的反省最后歸結乃至閉鎖于抽象的“反封建”。有意思的是,“反封建”也成為80年代文學研究中的關鍵詞。比如大陸第一個現代文學專業的博士王富仁,他的博士論文就把魯迅的意義稱為“反封建”,參見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更顯著的例子是關于“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文學批評,基本都堅持了一種斷裂論述。

  [22]  最初一組筆談,發表在王守常、陳平原、汪暉主編的《學人》叢刊第一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討論后來在《中國書評》(香港)延續下去。關于學術規范討論的更多文章,見羅崗、倪文尖編:《90年代思想文選》第一卷,第3-161頁。

  [23]  2004年教育部頒布了《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范(試行)》,將學術規范政策化。

  [24]  陳思和:《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轉型期的三種價值取向》,原載《上海文化》1993年創刊號,收入羅崗、倪文尖編:《90年代思想文選》第一卷,第376-385頁。

  [25]  當然,對韋伯而言,學術集合了“職業/志業”的雙義。參見韋伯:《政治與學術》,錢永祥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6]  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可謂是“陳寅恪熱”的導引。關于“陳寅恪熱”,參見戴錦華主編:《書寫文化英雄——世紀之交的文化研究》第1章,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6頁。

  [27]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汪暉:《預言與危機——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文學評論》,1989年第3、4期;甘陽:《前言》,《中國當代文化意識》,香港: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3頁。另外,甘陽在《自由的理念:五四傳統之闕失面——為五四七十周年而作》一文中,批評五四知識分子沒有認真對待個人自由。《自由的敵人:真善美統一說》一文,介紹伊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的價值多元論,澄清了對“自由”的簡化理解,也破除了80年代真善美統一的幻像。兩文載《讀書》,1989年第5、6期。

  [28]  王曉明:《太陽消失之后》,《思想與文學之間》,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頁。

  [29]  關于“人文精神”的討論,文章收入王曉明編:《人文精神尋思錄》,上海,文匯出版社,1996年版。王曉明在序言《“人文精神”論爭與知識分子的認同困境》一文中,對于討論的背景、觀點和意義有詳細交代。

  [30]  關于“后學”的相關文化批評文章及其政治性語境,參見汪暉、余國良編:《90年代的“后學”論爭》,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1]  張旭東:《后現代主義與中國現代性》,原載《讀書》1999年第12期,收羅崗、倪文尖編:《90年代思想文選》第一卷,第266頁。

  [32]  陳曉明:《后現代:精英與大眾的混戰》,原載《東方》1994年第3期,收《90年代思想文選》第一卷,第177-183頁;張頤武:《“現代性”的終結:一個無法回避的課題》,原載《文藝爭鳴》1994年第2期,收《90年代思想文選》第一卷,第220-231頁;《后現代性與中國大陸當代文化的轉型》,《中國比較文學》,1993年第2期。張頤武的其它文章,以及徐賁、趙毅衡等對他的批評,均收入汪暉、余國良編:《90年代的“后學”論爭》。

  [33]  謝志熙:《美的偏至:中國現代唯美-頹廢主義文學思潮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扉頁。

  [34]  比如,“五四”以來很多重要作家的全集、文集都在90年代被編輯、出版。浙江文藝出版社還推出了《中國現代經典作家詩文全編書系》(40種),遴柬“五四”以來各文學門類經典作品,每種單列一冊,以全編或精編形式匯輯一位作家一種文體之創作。各種類型的文選、經典薈萃與解讀參考書,更是不勝枚舉。不少研究者直接參與到這些出版活動中。

  [35]  重要的成果,如賈植芳、俞元桂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陳平原、錢理群等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五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錢理群主編:《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七卷),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2000年版。

  [36]  如曾著有《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的嚴家炎先生,在90年代就主持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叢書”(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2000年版)。前者關注地域文化,后者側重文學思潮和藝術手法研究。

  [37]  樊駿:《我們的學科:已經不再年輕,走向成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5年第2期。

  [38]  關于“新文學”研究在大學體制中的建立,參見羅崗:《危機時刻的文化想象:文學·文學史·文學教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

  [39]  三文均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年第1期。這一期上共發表了15篇筆談。

  [40]  他說:“沒有壓在紙背的人生經驗和社會關懷,不是理想的學術狀態。對于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很容易召喚批判精神與社會責任感的‘現代文學’學科來說,尤其如此。”參見陳平原:《重建“中國現代文學”》,《現代中國》第八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41]  劉再復:《序言:“重寫”歷史的神話與現實》,收唐小兵編:《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頁。

  [42]  2007年5月31日,唐小兵、黃子平、李楊、賀桂梅在北京大學圍繞《再解讀》進行了一次討論。李楊語,見唐小兵、黃子平、李楊、賀桂梅:《文化理論與經典重讀》,《文藝爭鳴》,2007年第8期。

  [43]  唐小兵、黃子平等:《文化理論與經典重讀》,《文藝爭鳴》,2007年第8期。

  [44]  Fredic Jameson, “How to Map a Totality”,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399-418.

  [45]  參見唐小兵:《我們怎樣想象歷史(代導言)》,《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第12-16頁。

  [46]  黃子平文,收《再解讀》,第51-67頁;孟悅文,第68-89頁。唐小兵:《暴力的辯證法》和《〈千萬不要忘記〉的歷史意義》,第108-126,184-195頁;戴錦華:《〈青春之歌〉:歷史視域中的重讀》,第147-165頁;馬軍驤:《〈上海姑娘〉:革命女性及“觀看”問題》,第127-146頁。

  [47]  唐小兵:《我們怎樣想象歷史(代導言)》,第28頁。

  [48]  同上,第16-19頁。

  [49]  參見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90年代思想文選》第一卷,第273-276頁;另參見《現代性問題答問》、《韋伯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均收《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版。

  [50]  參見《附錄一  語言·方法·問題》,收《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第209頁。

  [51]  唐小兵:《我們怎樣想象歷史(代導言)》,第27-28頁。

  [52]  在關于“導言”的討論中,李陀、黃子平、劉禾和唐小兵圍繞“大眾文藝”、“現代”等問題,就有很大分歧。參見《附錄一  語言·方法·問題》,收《再解讀》,第207-228頁。

  [53]  唐小兵現在反思他關于《暴風驟雨》的解讀時,認為自己當時沒有看到“周立波是一個除了作家之外還有其它身份的歷史人物。他不僅是作家,還是一個革命干部,一個積極參加土地改革運動的共產黨員。……沒有去思考假若一個作家明確放棄這樣一個角色后面的歷史意義”。“如果說我當時的閱讀是通過一部小說來總結、甚至解構一個社會革命時代的政治文化邏輯,這里顯然有一個不對稱,也就是對這場社會革命的前因后果沒有、也無法做一個宏觀、全面的考察。”“還有一個層面……我們現在對《暴風驟雨》的閱讀,實際上都是被20世紀中期,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這一段歷史經驗加色、定位過了的。……從大的方面說,這里涉及的也許是觀念與歷史、價值與經驗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吧。”參見唐小兵、黃子平等:《文化理論與經典重讀》,《文藝爭鳴》,2007年第8期。

  [54]  唐小兵:《我們怎樣想象歷史(代導言)》,《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第28頁。

  [55]  See Liu Kang,“Politics,Critical Paradigms: Reflection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Modern China 19, no.1(1993),pp. 13-40; 林培瑞等人的文章,也刊于同期雜志。

  [56]  參見劉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西方的轉型——兼答林培瑞、杜邁克、張隆溪教授》,《二十一世紀》(香港)總第19期,1993年10月。

  [57]  劉康和唐小兵合編了一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論文集,就直接以此為書名。See Liu Kang and Tang Xiaobing, eds.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

  [58]  參見王曉明:《在批判的姿態背后》,原載《二十一世紀》總第22期,收汪暉、余國良編:《90年代“后學”論爭》,第191-200頁。

  [59]  關于《今天》與“重寫”相遭遇的意義,參見李陀:《先鋒文學運動與文學史寫作》,李陀編:《昨天的故事:關于重寫文學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7-23頁。

  [60]  參見王曉明:《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重評五四文學傳統》,原載《今天》1991年第3、4期合刊,收李陀編:《昨天的故事:關于重寫文學史》,第244-271頁。

  [61]  參見李陀:《丁玲不簡單——毛體制下知識分子在話語生產中的復雜角色》,原載《今天》1993年第3期,收《昨天的故事:關于重寫文學史》,第169-198頁。

  [62]  倪文尖:《女人“圍”的城與為女人的“城”——〈圍城〉拆解一種》,原載《今天》1993年第2期;羅崗:《文學教育與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觀念建構的一個側面》,原載《今天》1995年第4期;均收《昨天的故事》,第58-74,199-218頁。

  [63]  孟悅:《中國文學“現代性”與張愛玲》,原載《今天》1992年第3期,收《昨天的故事》,第75-99頁。

  [64]  王曉明:《批評空間的開創——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序”,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14頁。

  [65]  王曉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修訂版“序言”,《史論》上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3年,第2頁。

  [66]  “生命權力”是福柯非常重要的觀點,用來描述聚焦于人的生命的權力機制和策略。后來意大利的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繼續了福柯的理論,探討少數人的政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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