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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楓|成為《水滸傳》的“高明”讀者可能嗎?

劉小楓 · 2019-05-27 · 來源:思南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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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水滸傳》開始流傳肆中,頻頻獲得極高評價。高到什么地步?與《史記》相提并論!“《史記》而下,便是此書”……《水滸傳》與《史記》一樣,是作者“發憤之作”——至清人金圣嘆,施耐庵的地位已與莊周、屈平、馬遷、杜甫并置,被譽為中國文史“第五才子”。

  小引

  明代中期,《水滸傳》開始流傳肆中,頻頻獲得極高評價。高到什么地步?與《史記》相提并論!“《史記》而下,便是此書”……《水滸傳》與《史記》一樣,是作者“發憤之作”——至清人金圣嘆,施耐庵的地位已與莊周、屈平、馬遷、杜甫并置,被譽為中國文史“第五才子”。甚至將《水滸傳》比附孔子所作《春秋》者,也不乏其人。

  如果《水滸傳》一致獲得如此好評,中國文史就又添一部一品經典。吊詭的是,自流傳以來,《水滸傳》也不斷遭受攻訐:《水滸傳》“倡市井萑苻之首”;“亂行肆中,故衣冠竊有猖狂之念”;《水滸傳》“奸盜脫騙,變詐百出,壞人心術”——論者甚至說,編撰《水滸傳》者因此“子孫三代皆啞,夫亦天道之報乎!”同一部書得到絕然對立的評價,在中國文史上實屬罕見。

  如此情形也許表明,中國讀書人的智識旨趣正在發生一場裂變——這既非戰國時代智識人關于如何重建華夏國家的分歧,也非佛教入華引發的信仰分歧,而是“雅”與“俗”的分歧。據袁宏道記敘,“里中有好讀書者”,“撿《十三經》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若捧《水滸傳》則“不能釋手”(同上,頁197)。所謂“雅”指的是以《十三經》和正史所代表的“名教”,所謂“俗”則指的是民間趣味——如袁中道所言:雖然《水滸傳》俗,“是天地間一種閑花野草,既不可無,然過為尊榮,可以不必”,否則,“崇之則誨盜……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務為新奇以驚愚而蠹俗乎?”(同上,頁198)倘若如此,推崇《水滸傳》豈不是叛逆“名教”意識形態?然而,推崇者的主要理由之一恰恰是:《水滸傳》傳揚的是忠義報國精神。

  還有一種折中觀點,其基本理據是:問學不可離俗。畢竟,“經史子集之外,博聞多知,不可無諸雜記錄。今人讀書,而全不觀小說家言,終是寡陋俗學。宇宙之變,名物之煩,多出于此”(同上,頁195)。經世必先通俗,所謂通曉俗世就是認識人世本相。好讀書者既要讀經書,也要閱人世,似乎經書與人世已然了不相涉。因此,即便《水滸傳》所記之事瑣碎可厭,仍然值得觀之——如一位明代讀書人所說:

  有言看《水滸傳》可長見識者,曾借觀之。其中皆傾險變詐之術,兵家用詭之道也。施耐庵真奸雄也!然人生何處不相逢,此意疊疊而見,亦處世者所當知也。(同上,頁190)

  貶抑者和折中者的觀點都僅僅是可以理解而已,推崇者的觀點則讓讀書人于心難安。畢竟,針對貶抑者的論調,推崇者輕蔑地說,《水滸傳》之妙“可與雅士道,不可與俗士談”……“村學究見識,如何讀得《水滸傳》?” 這類觀點認為,《水滸傳》以“俗”見“雅”,“以人情為辭”,“化血氣為德性,轉鄙俚為菁華,其于人文之治,未必無小補”(同上,頁200)。換言之,《水滸傳》傳承了孔子《春秋》和馬遷《史記》的春秋筆法,“倘以奸盜詐偽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學史之妙者也”(同上,頁167)。明代沙彌懷林甚至斷言,《水滸傳》“玩世之詞十七,持世之語十三。然玩世處亦俱持世心腸也,但以戲言出之耳。高明者自能得之語言文字之外”(同上,頁184)。后世歷代讀書人都面臨這樣一個尷尬:如果你輕蔑《水滸傳》甚至《金瓶梅》之類小說,讀不出“戲言”中的“持世心腸”,你就成了不“高明”的讀書人。懷林之言迄今具有挑戰性:我們得有能力分辨哪些是持世之語、哪些是玩世之詞!更棘手的是,我們還得有能力從玩世之詞中看出持世心腸。

  倘若如此,要搞清這種關系,首先得面對自明代以來迄今都沒有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水滸傳》是否屬于孔子《春秋》和馬遷《史記》一類春秋筆法。這讓我不禁想起整整二十年前(1996)與捷克漢學家高一樂教授的一次閑聊。當時,高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做訪問學人,有一天他從山上下到我在中國文化研究所的辦公室,事先并未預約,進門就說,“老劉,《水滸》的確難讀……”高一樂比我年長20多歲,卻喜歡稱我“老劉”。他說話幽默,也懂中國江湖習慣……

  

  “昨天我讀完我的美國同行浦安迪寫的《明代四大奇書》,書中有句話讓我不安,所以沒打招呼就來打擾您,請多多包涵。”高一樂在我對面的沙發上坐定,回頭看看門是否關好,然后慢條斯理地說,“浦安迪斷言,《水滸傳》這部‘小說是針對一批想來能透過通俗素材的表面描寫深入領會內在問題的老練讀者寫的’。我不得不想這樣的問題:我是能‘深入領會內在問題的老練讀者’嗎?誰是這樣的‘老練讀者’?您能說說看嗎……”

  “這本書的中譯本剛出版,我前不久翻了翻,譯筆極佳。”我點燃一支煙,猛吸一口,又吐到空中,然后說,“浦安迪的觀點不僅說的是《水滸傳》,而且針對的是明代四大古典小說,首先談的是《金瓶梅》。據說這四書無不‘反映了晚明那些資深練達的文人學士的文化價值觀及其思想抱負’,絕非僅是‘通俗說書素材摘要’(《奇書》,頁1)。您知道,這種觀點并不新鮮,明代就有人說過《水滸傳》作者‘詼詭多智’嘛。有意思的是,浦安迪把我們所說的流俗小說稱為‘文人小說’,推測其作者與明代制作‘文人畫’‘文人劇’的文人學士是‘同一批人’。您對誰是這類‘文人小說’的‘老練讀者’感興趣——我國古人稱這類人為‘高明者’,我感興趣的首先是:這類‘文人小說’的‘詼詭多智’的作者是誰?顯然,首先得有‘詼詭多智’的高明作者,才有可能說他們想要通過改塑通俗傳說尋求‘高明’讀者,對吧。您知道,西方文史上很早就有長篇敘事作品,作者無不是高明的文人學士,您們不會把他們的作品視為流俗寫作,而是視為寓意寫作。相比之下,中國的長篇敘事作品出現得很晚,但這不等于中國古人不懂寓意寫作。明代已經有文人學士將《水滸傳》與《莊子》相提并論,表明他們懂得,《水滸傳》作者的筆法有來頭。我們對《水滸傳》作者的身世茫然無知,即便五十年代初發現了他的墓地仍然無濟于事,要斷定他是否就是‘詼詭多智’的高明作者,唯有憑靠他留下的言辭。可是,要判斷他的言辭是否高明,又要求作為讀者的我們自己‘高明’。這真是一個悖論,您和我都不敢妄稱‘高明’吧……

  “老實說,我在20多年前的1974年就遇到這樣的問題:《水滸傳》這樣的小說有需要‘深入領會的內在問題’嗎?如果有的話,這‘內在問題’是什么呢?您知道,文革后期有著名的批判宋江‘投降主義’的文化運動,當時我已經高中畢業,也把《水滸傳》讀了好幾遍。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魯迅說過,《水滸》‘不反對天子’,‘替國家打別的強盜……終于是奴才’。魯迅肯定是‘高明’讀者,但您想想看,當時的‘天子’是誰啊?”

  高一樂用手指頭指著我點了兩下說,“據說您們這些‘文革’過來人迄今認為,這場革命為的是反官僚腐敗。我沒法理解的是,反官僚腐敗用得著這樣的大革命方式嗎?自古以來治官僚腐敗的辦法有的是,沒見過這種方式啊……若把《水滸》‘不反對天子’當作需要‘深入領會的內在問題’,未必太看輕您們的古人了吧。”

  我笑了笑說,“所以我說嘛,浦安迪這個外國人提醒我們,與現代批評家相較,明末清初的‘文人小說’批注者‘猶勝一籌’(《奇書》,頁4)。不過,這話恐怕僅說對一半。明末清初的文人學士讀《水滸傳》即便比現代批評家‘猶勝一籌’,也未必等于他們把需要‘深入領會的內在問題’直白地呈露給了讀書人。文革之后,我把文革前的《水滸傳》研究文獻找來看,才知道史上最為‘高明’的《水滸傳》讀者非清人金圣嘆莫屬。他不僅僅是讀者,除了相當于注疏的‘批注’,竟然還敢損益原作。作為‘高明’讀者,金圣嘆首先致力于探究作者的高明。在‘《水滸傳》序一’中,金圣嘆下筆就談自古以來作者的‘德’與‘才’的區分:‘圣人之德,實非夫人之能事’,‘人之能事’者僅‘古人之才’——《水滸傳》作者傳承的是古人之‘才’。金圣嘆將作者的‘高明’定位在‘人之能事’的‘才’的范圍,為的是讓自己有資格理解作者的‘高明’:既然‘猶夫人之能事,則庶幾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

  “在‘《水滸傳》序二’中,金圣嘆進而提出,‘觀物者審名,論人者辨志’,他的逞‘才’在于明‘耐庵之志’(同上,頁211)。在金圣嘆看來,作者表面上描寫梁山好漢的‘忠義’,其實意在揭露梁山好漢無‘忠’無‘義’。

  若夫耐庵所云水滸也者,王土之濱則有水,又在水外則曰滸,遠之也。遠之也者,天下之兇物,天下之所共擊也;天下之惡物,天下所共棄也。若使忠義而在水滸,忠義為天下之兇物惡物乎哉?且水滸有忠義,國家無忠義耶?(同上)

  “金圣嘆不外乎說,無論推崇還是貶斥《水滸傳》,如果把作者的用意理解為視‘宋江等一百八人’為‘高山景行,其心向往’,顯然大錯。的確,今人讀《水滸傳》若稍加留意就不難看到,‘義’在書中既是關鍵觀念又是個‘滑溜溜的’觀念。在梁山泊人那里,這種德性甚至演變為對自己一伙有‘利’就叫做‘義’。‘義’若如此,‘忠’不過是所謂‘愚忠’,‘起’什么‘義’呢?可是,若要揭示梁山好漢的‘忠義’真相,需要如此瑣細的敘事嗎?在‘《水滸傳》序三’中,金圣嘆又進一步說:

  《水滸》所敘,敘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綠林,其事不出劫殺,失教喪心,誠不可訓。然而吾獨欲略其行跡,伸其神理者,蓋此書,七十回,數十萬言,可謂多矣,而舉其神理,正如《論語》之一節兩節,瀏然以清,湛然以明,軒然以輕,彼豈非《莊子》、《史記》之流哉?(同上,頁215)

  “這里所說的‘神理’是什么呢?金圣嘆并無隱瞞,他在文前已經明言:

  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之君,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學者誠能澄懷格物,發皇文章,豈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讀《水滸》而已,為其人綽綽有馀也。《水滸》所敘,敘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施耐庵以一心所運,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同上,頁213)

  “可見,所謂識‘神理’指的是識人之性情、人之氣質差異,也就是辨識人性之幽微。由此才能夠說,《水滸傳》堪稱《論語》、《莊子》、《史記》之余流。倘若如此,通過閱世而知人性之幽微或通過知人而閱人世之幽微,才是《水滸傳》作者希冀讀者‘深入領會的內在問題’。但問題仍然在于,作者為何要化用民間‘起義’的歷史傳說來展開這一‘內在問題’呢?您們歐洲人閱讀中國的人世遠比中國人閱讀歐洲的人世要早,休謨雖然對中國的歷史所知不多,他卻敏銳地看到,中國歷史中的‘起義是多么頻繁和危險’:

  如果有人問,我們怎么能把上述幸福和富裕的原則同中國人的優良文化協調起來呢?中國人一直由君主統治著,幾乎從來沒有形成一種自由政府的觀念。我想可以這樣來答復:雖然中國政府是純粹君主制,但確切地說,它不是絕對專制。這是由于中國有如下特點:除了韃靼人之外它沒有什么鄰國;對韃靼人,中國由于建造了萬里長城,還由于人口極多,某種程度上還是有安全保證,至少看上去有安全感。因此,中國人總是非常忽視軍事訓練,他們的常備軍不過是些最差的國民軍,無力鎮壓廣大鄉村中人數極其眾多的農民起義。因此,我們可以正確地認為,人民手中總是握有武器,它是一種足以限制君權的力量,能迫使君主命令他的官吏們或各級統治者必須按照一般法律準則行事,防止起義的發生。我們從歷史知道,在這種政府治理之下,起義是多么頻繁和危險,如果這種純粹的君主政權能抵御外敵并能保持王權和國家的穩定,以及民眾集會的平和與自由,那么它也許就是一個最好的政府了。

  “休謨這段關于中國的議論大多不靠譜,但他的如下說法倒像是在總括《水滸傳》的‘內在問題’:‘人民手中總是握有武器,它是一種足以限制君權的力量,能迫使君主命令他的官吏們或各級統治者必須按照一般法律準則行事,防止起義的發生。’明清之際,《水滸傳》成了遭嚴查毀禁的‘教誘犯法’之書,可見君權確實畏懼《水滸傳》教唆‘起義’。何況,中國歷史上‘起義’頻繁,的確堪稱中國文明的一大‘內在問題’——民間的“自由”是否太多?金圣嘆自己也說,‘施耐庵傳宋江,而題其書曰《水滸》,惡之至、迸之至、不與同中國也’。 倘若如此,施耐庵以民間‘起義’的歷史傳說來展開他所看到的中國文明的‘內在問題’,恐怕自有其道理。金圣嘆略去‘起義’行跡,又何以能自稱‘善讀’《水滸傳》并能‘伸其神理’呢。”

  

  高一樂聽過這番話后仰頭朗笑,然后說,“讓我學著點《水滸傳》的腔調兒說:老劉您是‘仗義疎財’之人哦,說得甚是……至少,金圣嘆的‘善讀’留下太多需要進一步‘善讀’才能獲解的疑難。比如說吧,他認為施耐庵對‘宋江深惡痛絕,使人見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從來人卻是不曉得’(同上,頁219)。但他并沒有深入理解,為何這種人卻能如天都外臣所言,各色好漢,‘江以一人主之,終始如一’。用‘仗義疎財’或‘奸詐’作解,都難有說服力。不過,我們不談金圣嘆,還是直接看文本說話吧。

  “您剛才說到的‘起義’,在金圣嘆和好些文人學士看來是‘作亂’。‘起義’也好‘作亂’也罷,都有緣由,也就是通常所謂被‘逼上梁山’。作者繁筆累紙寫這個主題,占了《水滸傳》近半篇幅。辛亥革命之后,為了否定傳統君主制,您們中國的學者更多關注‘招安’問題,似乎‘逼上梁山’不是問題,不外乎因為‘官吏污濫,威逼得緊,誤犯大罪’……您知道,當年延安評劇院排演過《逼上梁山》的戲。可是,我總覺得,‘逼上梁山’是個不僅極為含混而且頗為可疑的概括。小說一開始講述的林教頭和魯提轄的故事,一個發生在京都,一個發生在縣鎮,如今所謂的中央和地方都有了。但是,林教頭的事由雖然來自高俅驕縱兒子,恐怕說不上是‘官逼民反’。畢竟,御林軍教頭林沖本人算得上中央級別的官吧。魯提轄的事由來自拳打鎮關西,但鎮關西是個‘有錢有勢’的‘抄刀屠戶’,如今所謂地方惡霸也,既非官亦非吏,魯提轄自己倒是官府中的吏。金圣嘆說,作者在第一回‘先寫高俅’為的是表明‘亂自上作’,還由此引申出對作者的理解:

  亂自下生,不可訓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亂自上作,不可長也,作者之所深懼也。(同上,頁227)

  “誠哉斯言!問題是,作者在書中更多記敘的是‘亂自下生’。明顯的例證是,自從宋江上了梁山,便與吳用聯手采取種種非常手段逼官府的人入伙。浦安迪甚至認為,種種‘強迫人入伙’的故事堪稱《水滸傳》的‘一種結構要素,把梁山泊崛起過程中的許多分散情節連接起來’。他覺得這反映了施耐庵‘資深練達’的筆法,‘對通俗素材中梁山好漢形象進行反諷性改寫’(《奇書》,頁321)。我倒覺得,宋江吳用采取種種‘設計’逼人入伙未必不好理解。畢竟,一個政治軍事團伙要擴大自己的勢力,理所當然會采用這類手段。我感興趣的是,作者實際上讓我們看到,所謂‘逼上梁山’的緣由其實相當復雜,大多并非因為‘官吏污濫,威逼得緊’。舉例來說,宋江這個中心人物被‘逼上梁山’的最初緣由絕非如此,也與高俅一類中央級高官不相干。宋江自己是縣府科級官員,沒誰迫害他,相反,‘上下敬愛’他,是他自己惹事最終被逼上了梁山。如果說梁山一百八人‘被逼’上梁山的各色故事是這部小說的重頭戲,那么,細看宋江被逼上梁山的最初緣由,對領會施耐庵所要表明的內在問題應該算有必要吧。我相信,尖起眼睛細讀宋江被逼的故事,能把我的閱讀眼光磨練得‘高明’些。所以,我請求您別嫌我無聊,竟然細究流俗得不能再流俗的敘事。

  “作者用了差不多三回(第20至22回)篇幅講宋江被‘逼上梁山’的最初緣由。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宋江殺婆惜的時機恰好被安排在吳用利用林沖血刃王倫讓梁山泊第一次換主之后。林沖雖然帶罪在身,畢竟是御林軍教頭,滅掉王倫這樣的‘賊人’,可以說是分內事。隨后晁蓋做了寨主,梁山泊山寨由‘心胸狹窄,嫉賢妒能’的小人做主,變成了由‘仗義疎財,智勇足備’的豪杰做主。由于宋江后來接替晁蓋做了寨主,宋江出事的故事被安排在晁蓋做寨主之時,想必是金圣嘆所謂的作者‘書法’。在我看來,如此‘書法’涉及的是王者德性問題:如果晁蓋取代王倫的正當性在于有‘仗義疎財,智勇足備’的德性,那么,宋江得有更高的德性或至少得有與此相當的德性才有資格當王。

  “倘若如此,作者把宋江出事的故事安排在晁蓋做寨主之時,想必是要讓讀者自己去琢磨這樣一個問題:宋江有何德性。作者明確說,宋江與晁蓋一樣‘仗義疎財’,但沒有說宋江‘智勇足備’。如果民間把‘仗義疎財’理解為‘仁’德,那么,孔子說的‘仁智勇’三德,宋江僅有一德。即便如此,在宋江身上,這個‘仁’德也顯得十分含糊。由于樂善好施濟人貧苦,宋江接濟了從東京流落縣城的閻婆和她的女兒婆惜。閻婆見宋江尚無家室,便起心將年方18歲的女兒送給宋江當外室。婆惜在東京是歌妓,只配做外室嘛。閻婆的動機是感恩還是攀附,很難說,姑且說兩種動機都有吧。宋江“初時不肯”,但經不住王婆反復勸說,就答應了。一個未來的準君王,經不住市井婦人三言兩語勸說,輕率答應這事兒,讓人匪夷所思。我們既可以說宋江心太好,也可以說他心太軟——無論哪種情形,都讓人看到他的‘仁’德含含糊糊。

  “宋江對錢財不在意,并非因為他錢財多得不行,而是因為他對好些事情都不在意。他讓閻婆和婆惜穿戴煥然一新,豐衣足食,顯然不是出于什么感情或同情。作者說,宋江起初‘夜夜與婆惜一處歇臥,向后漸漸來得慢了’——這是不是有點兒像尋常的新婚男女,頭三個月黏得緊,見識過床笫之后,漸漸回歸常態?正好作者在這里暫停敘事問了個問題:押司為何‘向后漸漸來得慢了’?作者給出的回答是:‘原來宋江是個好漢,只愛學使槍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我們應該對這個說法當真么?我們何曾見過宋江‘只愛學使槍棒’?林沖倒是這樣的人,但他同時也深愛自己的妻子,或者說於女色上十分要緊。他被逼上梁山,最初的緣由恰恰是屬于自己的‘女色’遭人劫持后不肯罷休。我們顯然不能說,林沖於女色上十分要緊就不是個‘好漢’。嚴格來講,真正的好漢恰恰看重屬于自己的‘女色’:誰敢染指老子的‘女色’,老子跟他拼……何況,愛學使槍棒與於女色上十分要緊,并不矛盾啊。您可能會說,作者在這里用的‘女色’一詞頗為含混。但我覺得啊,這里的‘女色’大致相當于我們西方人所謂的自然愛欲:喜歡自己所喜歡的女人。宋江‘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表明他對任何女性都沒多大興趣,與‘只愛學使槍棒’沒關系。由于他畢竟是個男人,所以起初‘夜夜與婆惜一處歇臥’……至于‘向后漸漸來得慢了’,恐怕是因為覺得床笫不過就那么回事,沒什么好玩。總之,宋江的自然愛欲并不飽滿。如果作者有高明的‘書法’,那么,這個筆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由于宋江很少回來‘與婆惜一處歇臥’,婆惜與宋江在縣府的同事張押司好上了。我要提請您注意,作者說的是宋江先冷落婆惜。張押司別號‘張三’,‘生得眉清目秀’,與宋江的黑臉相比,自然會討女人喜歡,除非黑臉漢子有讓女人迷拜的優異品質。作者說此人‘風流俊俏’,‘平息只愛去三瓦兩舍’。這種人竟然也是縣府科級官員,我覺得呵,不僅您們中國人見慣不怪,我們西方人也并不會覺得有什么不可思議,他有旺盛的自然愛欲而已。您們中國人喜歡用‘張三李四王麻子’泛稱世人,‘張三’的‘風流’興許寓意的是人世常態。這會兒作者才說,婆惜雖‘是個酒色娼妓,一見張三,心里便喜,倒有意看上他’。作者提示讀者,沒必要看重‘酒色娼妓’這個標簽,婆惜其實是個平常女人。她‘有意看上’張三,是因為張三對她有自然愛欲。如果天性上就是‘酒色娼妓’,哪會真心喜歡誰或‘有意看上’誰啊。我們在后面會看到,婆惜的確真心喜歡張三。婆惜首先看重的不是男人是否有錢財或‘仗義疎財’,而是看重男人是否‘風流俊俏’像個男人。我們不能說婆惜因此是個壞女人,倒應該說她很女人……

  “婆惜與張三好上后,兩人‘夜去明來’‘如膠似漆’。作者說宋江起初‘夜夜與婆惜一處歇臥’,可沒有說兩人‘如膠似漆’哦。宋江和婆惜相互對對方都沒有‘半點兒情分’,顯然是因為宋江‘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我注意到,宋江得知婆惜與張三有情的風聞后,并不在意,婆惜甚至也沒掩飾自己對宋江沒‘情分’,‘只把言語傷他’,盡管宋江實際上養著她。宋江心里想:既然不是‘父母匹配的妻室’,此女‘若無心戀我,我沒來由惹氣’讓自己過不去。于是,宋江干脆‘幾個月不去’。作者說,這進一步證明,宋江是個不以‘女色為念’的‘好漢’。我們看到,宋江不以‘女色為念’是真的,至于是否是‘好漢’,還要看接下來的故事。

  

  “可以設想,如果沒有接下來的意外,事情就這樣下去了:宋江照舊‘半月十日去’婆惜那里‘走得一遭’,就像去單位劃個卯。恰好在宋江‘幾個月不去’婆惜處的這段時間,梁山泊易主,晁蓋吳用不忘宋江這個‘仁義之人’當初通風報信讓他們逃脫追鋪,遣劉唐送書一封‘并黃金百兩’找到宋江謝恩。作者說宋江‘仗義疎財’‘愛使槍棒’,又說在晁蓋吳用等人眼里,宋江是‘仁義之人’。您知道,能擔得起這個名稱的人應該是怎樣的人。事實上,宋江‘私放’賊人,身為‘賊人’的晁蓋吳用才視宋江是‘仁義之人’。我們需要在腦子里打個問號:作者真的認為晁蓋吳用懂得什么是‘仁義’?

  “作者讓我們看到,宋江撞見劉唐之前,剛接到州府下發的文件,通報梁山泊起‘賊人’,要各縣防范——宋江看到文件后心里想的是:

  晁蓋等眾人不想做下這般大事!……雖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卻饒不得。(第20回)

  “作者稱晁蓋吳用一伙為‘豪杰’,官府則稱‘賊人’。與此同時,作者又讓我們看到,晁蓋吳用一伙不僅剪滅官軍,也打劫‘客商’——似乎究竟是‘豪杰’還是‘賊人’,讓讀者自己去辨別。按照常識,劫犯打劫時不傷害客商性命,不等于不是‘賊人’。宋江畢竟是縣府官員,懂得‘法度’,盡管如此,他絲毫沒有覺得晁蓋吳用一伙做的事情不義。宋江沒有想到,接下來他自己也會雖‘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卻饒不得’——他該怎么辦?

  “宋江與劉唐吃酒到晚上,僅收了晁蓋的謝恩信和一條金子,慌忙別過劉唐。在回‘下處’的路上,宋江不免害怕起來,心里想,‘早是沒做公的看見!爭些惹出一場大事來!’作者的‘書法’真會搞笑,宋江自己就是‘做公的’,他竟然沒有看見自己!整個后來的事情都基于這個‘做公的’沒有看見自己。不僅如此,我相信,作者還想讓讀者看到,宋江天性膽小怕事。與其說他懂‘法度’或守法,不如說他膽兒小,與梁山好漢都有的膽兒大不沾邊。作者在結束這一回時下的評語頗有意思,‘有分教宋江:小膽翻為大膽,善心變做惡心’。如果這就是宋江被逼上梁山的開端,那么,宋江就是被自己的‘小膽翻為大膽,善心變做惡心’逼上梁山的。

  “閻婆撞見宋江,非要拉他去見自己女兒,希望兩人重新和好。閻婆的想法與起初一樣,用自己的女兒換取日常安樂:‘我娘兒兩個下半世過活都靠著押司’。被晁蓋吳用視為‘仁義之人’的宋江竟然不肯去,但他又‘纏不過’閻婆。作者說,‘宋江是個快性的人’。宋江真的‘快性’?作者在這里讓我們再次看到的分明是宋江起初接納這母女倆時的情形:經不住女人‘纏’,處事漫不經心。作者說他‘快性’,意思很可能是輕率。

  “宋江跟著閻婆到下處時,婆惜正躺在床上受寂寞折磨,聽見老娘在樓下喊‘你的心愛的三郎’來了,她以為來的是張三郎,一邊‘掠云髻’一邊嘴里罵‘這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兩個耳刮子著!’作者的筆調真幽默,不是嗎?盡管我知道您們中國人的俗話說‘打是親熱罵是愛’,這里的記敘讓我覺得,您們的中國女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并非那么低下哦,至少有發脾氣的自然權利和自由,哪有什么‘三從四德’的‘名教’約束。用金圣嘆的話說,婆惜屬于能‘壓伏丈夫’一類女人。倘若如此,‘名教’在民間有多大效力,殊為可疑。婆惜‘飛也似跑下樓’,瞧見來的不是白張三,而是黑宋三,馬上轉身回去,倒在床上擺譜。閻婆不是強制自己的女兒婆惜下樓哄宋江,而是通過糾纏強制宋江與她一起上樓哄自己的女兒:作者第三次讓讀者看到,宋江經不住閻婆的言辭糾纏。我不得不說,作者讓我們看到,宋江這人實在太含糊,沒一點兒男子氣概。如果宋江不想被糾纏,完全可以一走了之嘛。絕妙的是,作者還寫到,宋江想趁閻婆去買酒食時溜掉,沒想到閻婆出門時把門鎖上了。作者豈不是在告訴讀者,宋江不僅沒男子氣概,只會打主意溜,而且腦筋也不如閻婆這類市井女人周密。要是今后還指望宋江指揮一伙人打仗,怎么得了!

  “閻婆買酒食回來,非要宋江與婆惜把酒言歡,婆惜卻‘只心在張三身上’。作者讓我們看到,閻婆教宋江這會兒哄哄婆惜,‘裝些溫柔,說些風兒話耍’,與她親熱,婆惜未必不會將就。婆惜這時心里嘀咕的是,‘你不來睬我,指望老娘一似閑常時來陪你話,相伴你耍笑?我如今卻不耍!’可見,婆惜并非因為有了張三就絕不會讓宋江碰自己,她畢竟是從三瓦兩舍出來的。宋江心不在焉,一心只想如何脫身:起初在路上撞見閻婆時用‘公事’推脫未成,唐牛兒闖進來后,又想借‘公事’脫身,仍然沒有成功。宋江見夜已深,轉念想‘只得權睡一睡’,看婆惜是否會主動前來溫存。整個這段記敘讓我們看什么呢?看婆惜是個怎樣的壞女人?顯然不是!作者要讓我們細看,宋江是怎樣的男人。必須記住,后來他將成為準君王!作者讓我們看到,宋江不僅是個極為含糊的男人,而且對日常困境毫無辦法,既缺乏男子漢的勇氣,也缺乏日常智慧。閻婆起初纏住宋江接納婆惜當外室,宋江當時想的恐怕就是‘只得權睡一睡’,在眼下的處境中,他想的仍然是‘只得權睡一睡’。宋江既無‘奸詐’能力,也無‘齊家’能力,無論從性情好的方面還是壞的方面說,都是個不咋地的男人。奇妙的是,作者卻一再說他在江湖上名聲大得很,真幽默。

  “宋江實在睡不著,五更就起身離開,走時罵了一句‘你這賊賤人好生無禮’,婆惜也沒睡著,回了一句‘你不羞這臉’——像不像尋常兩男女慪氣吵架?我注意到,在作者筆下,婆惜并非可以想象的那類壞女人。當發現宋江的金條,她馬上想到的是拿來與張三‘做夫妻’,可見她心底里有常人的幸福愿望,并非天性喜歡三瓦兩舍。發現來自梁山賊人的書信后,婆惜一下子變得有恃無恐,甚至向宋江坦陳自己‘和張三有事’,但這是私事,張三算不上‘該一刀的罪犯’,宋江卻是犯了政治罪。盡管如此,婆惜也僅僅打算用賊人書信換回自己的人身自由且趁機敲一筆巨款,并非有‘政治覺悟’真的要告發宋江。事實上,如果宋江當初不是僅留下一條劉唐帶來的金子,他也就躲過一劫。由此看來,接下來的事情其實是宋江習慣‘仗義疎財’惹出來的禍。我覺得,作者的記敘似乎要告訴我們,宋江出事的根本原因是他‘仗義疎財’。倘若如此,作者的筆法意味就不僅僅是幽默。

  “宋江殺婆惜可以說是意外殺人。按作者的記敘,宋江搶奪招文袋時一方面驚慌失措,一方面‘一肚皮氣正沒出處’,聽見婆惜亂喊‘黑三郎殺人也’,反倒提醒他干脆用刀抹婆惜脖子,還怕婆惜不死‘再復一刀’。作者讓我們看到,這兩刀來得干脆,與宋江被閻婆纏住以來一直含含糊糊形成鮮明對照。然而,這兩刀展示的不是宋江的臨事果斷。無論驚慌失措還是‘一肚皮氣正沒出處’,這兩刀僅僅表明宋江毫無自我節制能力,更談不上急中生智。在近乎白描式的敘述中,作者讓讀者如實地看到,即便在常人中間,宋江也算不上哪方面有什么出色,與什么‘勇’啊‘智’啊之類的德性毫不沾邊,倒是離得如水滸那樣遠。在后現代的今天,正常的女人誰也不會喜歡上這樣的男人,不是嗎?不僅如此,甚至宋江的智商也遠不如閻婆。她見‘血泊里挺著尸首’,假裝哀嘆‘老身無人贍養’。閻婆知道,當場高喊‘宋江殺人’,驚慌失措且‘一肚皮氣正沒出處’的宋江準會讓自己搭上老命。閻婆再次利用宋江的‘仗義疎財’和經不住三言兩語說服這兩個弱點,把宋江騙到縣府,然后才突然高喊‘有殺人賊在這里!’作者的筆法僅僅是幽默或反諷嗎?

  “據《大宋宣和遺事》記載,宋江殺婆惜與梁山泊無關,而是因為撞見婆惜與自己的相好‘正在偎倚’,于是將兩人一并殺了。作者將宋江這個原本傳說的‘酒色粗人’改寫成‘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難道不會有什么用意?

  

  “宋江故事越讀越像諧劇——作者敘述說,由于宋江‘為人最好’,‘上下敬愛’,閻婆在縣政府門前高喊宋江殺了她女兒,竟然沒誰相信。市井含義上的‘好人’,我們大致能知道是什么樣的:不外乎‘仗義疎財’,為人粘粘糊糊。作者卻讓知縣說,‘宋江是個君子誠實的人,如何肯造次殺人?’其實,知縣知道宋江生性膽小怕事,不相信他夠膽兒殺人。這時,張三這個人物派上了用場,他也是押司,只有他為了婆惜死揪住宋江不放,帶領一幫民眾取尸驗證。知縣得知真相后,仍然‘一心要救宋江’,揪住唐牛兒不放。即便現在看來,這樣的知縣也算得上有違‘法度’,可謂‘官吏污濫’。倘若張三不是押司,這事就不了了之啦。

  “宋江真的是‘君子誠實的人’?縣府上上下下都在庇護他時,他卻已經‘自在逃去’。作者接下來的講述更能說明宋江的‘君子誠實’:公人奉命到宋家村找到宋江老爹,要他協助抓捕宋江歸案,宋太公卻說,自己的這個兒子從小不聽話,幾年前已到縣公安局‘告了他忤逆’,戶口早已不在本籍,老漢與這不孝之子多年‘水米無交’,根本不知道宋江在哪里。知縣用這個說法搪塞閻婆,閻婆馬上一針見血地說:‘誰不知道他叫做孝義黑三郎’,宋太公所謂告了宋江‘忤逆’,肯定是假的。閻婆給知縣出了難題:要么宋江的‘孝’是假的,要么,這父子倆欺騙政府是真的。作者隨后說明了真相:宋代朝政‘為官容易,做吏最難’。做官容易是因為,‘奸臣當道,讒佞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做吏最難是因為,稍有不慎,‘輕則刺配遠惡軍州,重則抄扎家產,結果了殘生性命’。于是,凡做吏的都會先做兩件事情:第一,‘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冊’;第二,在家里挖個藏身地窖,以便萬一有事時躲藏。作者讓我們看到,宋江與他老爹一起蒙騙政府——這就是宋江的‘君子誠實’。如果說作者揭露了‘官吏污濫’,那么,宋押司本人也屬其中之列。畢竟,宋江用這地窖藏身,并非因為遭受‘奸臣當道,讒佞專權’的迫害,而是自己身為縣府官員意外殺人后畏罪藏匿。

  “宋江家的地窖就挖在佛堂底下,縣公安局刑警隊長朱仝果然在宋家的藏身地窖中找到宋江。朱仝勸宋江趕緊出逃,不可久留。然后,朱仝對刑警隊副隊雷橫說,找不到宋江,干脆把宋太公逮去縣府交差。雷橫聽他這樣說,就知道是‘反說’:朱仝明明與宋江好得不行,他要能下手逮宋江已經不可信,這會兒卻說要逮宋江老爹。于是,雷橫說,‘宋押司他犯罪過,其中必有緣故,也未便該死罪’。既然宋江老爹有告忤逆的官方憑據,‘又不是假的’,沒必要逮宋江老爹。朱仝聽了也明白雷橫是在‘反說’,便繼續‘反說,要他不疑’。于是,這兩個執法人員相互‘反說’一氣,回去后對知縣也‘反說’一氣:‘搜遍了兩次,其實沒這個人。宋太公臥病在床,不能動止,早晚臨危’。隨后知縣也跟著‘反說’……宋江犯事之后,從知縣到下面的執法人員乃至宋江父親,都在‘反說’。從文脈來看,‘反說’的意思是:說話人知道真相,為了不說出實情,編一套說法來搪塞視聽,說法固然全是假話,卻向不同的人傳遞了不同的信息,有的人會聽得出假話的真實含義。讀到這里,我突然想到,作者本人會不會也經常‘反說’,甚至整部《水滸傳》就是一套‘反說’?

  “甚至張三也知道朱仝雷橫的說法是‘反說’,但他‘耐不過眾人面皮’,只好作罷。朱仝花錢讓閻婆不要再鬧,又花錢‘教人上州里去使用’,再花錢判唐牛兒‘故縱兇身在逃’,‘刺配五百里外’。這算得上‘官吏污濫’吧,但這種‘污濫’恰恰是在為宋江開脫,而非逼他上梁山。作者的敘事讓我們看到,朱仝公然違反‘法度’,知法犯法,這一回的標題卻用了‘朱仝義釋宋江’這樣的句子,是不是‘反說’啊?難道作者認為知法犯法是“義”?如果是的話,這‘反說’說給誰聽呢?在《水滸傳》中,所謂‘仗義’就是知法犯法,這樣的事例太多。我們是否可以說,金圣嘆雖然看出作者筆下的宋江‘仗義’是假,因此反對給《水滸傳》書名添上‘忠義’二字,但他與那些真的以為宋江‘仗義’的人一樣,沒有看出作者的‘反說’筆法?

  “無論如何,作者讓我們看到,宋江是這樣被‘逼’得棄官出走的。宋江讓朱仝放心,他自有去處。宋江提到三個去處,其中并無梁山泊,可見他即便別逼出走也不至于‘被逼’直上梁山。宋江最后決定投奔‘大周皇帝嫡派子孫’柴進,因為他‘仗義疎財,專結識天下好漢,救助遭配的人’。宋江見到柴進時說,自己做了萬不得已的事情,特來投奔——柴進根本不問犯了什么事兒,直接就說,即便做下‘十惡大罪’也‘不用憂心’。作者的‘書法’搞笑時不動聲色,水平實在高超。聽說宋江殺了自家外室,柴進更不當回事兒,竟然笑著說,‘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藏在莊里’。說這種話的人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哦,是不是在拿您們中國的傳統圣王開玩笑啊?如果是的話,這玩笑開得太離譜了吧?

  “總起來看,我覺得啊,在作者筆下,宋江的這出戲是諧劇,搞笑的地方太多。但搞笑也可以是一種啟蒙的方式,讓人明白一些道理。按亞里士多德的說法,諧劇嘲笑的是人身上低劣的品性。宋江身上的關鍵詞是‘仗義疎財’,作者讓我們看到,他并無任何過人之處,僅僅是個‘仗義疎財’的‘好人’。嚴格來講,‘仗義疎財’是民眾看重的德性。在作者看來,這其實是低劣的品性:好壞是非優劣不分,爛施仁慈。所謂‘無般不好’,常人就喜歡這樣的人嘛。作者怎樣展現宋江身上的這種品性呢?他首先讓我們看到,‘仗義疎財’讓宋江身為官人‘私放’晁蓋吳用一伙打劫犯,又讓宋江對閻婆母女爛施仁慈惹出意外殺人的刑事罪,最后又讓他憑靠平時‘仗義疎財’的積德逃脫法網。這就是作者讓這個未來的‘替天行道’領袖出場時的表現……”

  “您讀得真細致,我比不上”,聽過高一樂對‘宋江怒殺閻婆惜’這場戲的析讀,我一邊給他沖茶一邊說。“金圣嘆已經說過,在施耐庵筆下,宋江是‘狹人’‘甘人’‘駁人’‘歹人’‘厭人’‘假人’‘呆人’‘俗人’‘小人’‘鈍人’……凡用得上的貶人字眼兒差不多都用上了。看來,這些品質在宋江的出場大戲中已經展現得差不多啦。在金圣嘆看來,‘《水滸》之一百六人,殆莫不勝于宋江’。然而,這樣一個誰都不如的人,竟然做了他們的王者,要說的話,這真是最大的‘反說’。不過,如果要說宋江在作者筆下顯得諧劇兮兮,又該如何理解作者筆下的武松呢?武松的出場戲緊接宋江的出場戲,也有三回篇幅(第24-26回)。這兩場戲都涉及命案和追兇,金圣嘆已經說到兩出戲的表面描寫有明顯對應,盡管案情差異很大。尤其是金圣嘆還說,梁山泊一百六人,‘人人未若武松之絕倫超群’:‘武松天人者’,梁山泊英雄中‘第一人’(同上,頁254)。似乎作者把宋江和武松的出場戲安排在一起,為的是讓讀者比較‘天人’和衰人。倘若如此,宋江的戲是諧劇,武松的戲就是肅劇?您恐怕得比較一下,才能對作者的‘書法’有較為全面的認識吧。”

  “這正是我接下來要做的”,高一樂笑瞇瞇地對我眨眨眼說。“金圣嘆僅看到這兩場戲的一些表面上的對應,并非全部。而且,我覺得他并沒有深入體味這兩場戲的異同所隱含的意味。不管怎么說,我覺得,武松的出場戲說到底仍然是諧劇,只不過筆法更為高超……

  

  “武松出場時,作者首先讓他演了一出打虎戲,占整整一回篇幅。金圣嘆看到的是作者‘寫虎能寫活虎’,其實,我們更應該看到,作者展現出武松有過人的男子氣概!宋江首先缺乏的是這種男子氣概——換言之,武松有‘勇’德。在隨后的故事中,作者讓我們進一步看到,武松身上有過人的‘仁’氣:他視兄如父。金圣嘆說得好,‘武松視兄如父,此自是豪杰至性,實有大過人者’。更有意思的是,金圣嘆甚至認為,‘武二之視兄如父,是學問之人之事’(同上,頁251)。接下來作者還讓我們看到,武松有過人之‘智’:他出公差行前用‘籬牢犬不入’約束潘金蓮,可見他對持家有周全的考慮;他追兇時有條不紊,冷靜地取人證取物證,錄下潘金蓮和王婆口供,然后把狀子上交縣府;縣府中人上上下下袒護西門慶,就像先前作者讓我們看到縣府中人上上下下袒護宋江,武松告狀無門,但他并不大鬧縣府,而是不動聲色地設局取證——讓潘金蓮把左鄰右舍請來飲酒答謝;左鄰右舍幾乎無不是軟弱的常人,唯恐沾邊,武松暗中安排自己手下的警員‘前后把著門,都是監禁的一般’;果斷干脆地替兄‘報仇雪恨’時,武松并沒有殺掉王婆,而是事后押著這個教唆犯到縣府告狀……凡此可見,武松行事何其審慎周密。

  “武松顯得‘仁智勇’三德俱全,血性十足,仿佛天生是個王者的料。如果要說‘忠義’德性,武松也并不缺乏。按金圣嘆的說法,

  忠者,事上之盛節也,義者,使下之大經也。忠以事其上,義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與人之大道也;義者,處己之善物也。忠以與乎人,義以處乎己:則圣賢之徒也。(同上,頁211)

  “武松視兄如父不就是‘忠’的體現?他追兇取證和挾持左鄰右舍當見證,不就是‘義’的體現?武松搬到兄長家后,隨即‘取些銀子與武大,教買餅馓茶果,請鄰舍吃茶’,又‘取出一匹彩色緞子,與嫂嫂做衣裳’……他多么善于‘使其下’啊。潘金蓮引誘他時,先是灌酒,然后‘將酥胸微露,云鬟半亸’,三四碗酒后,易醉的武松不僅沒醉,反倒對潘金蓮‘閧動春心’的閑話‘也知了四五分’,開始保持警覺……潘金蓮引誘未逞,誣陷武松調戲兄嫂,武大問起,他并不辯白,‘自去便了’;武松出公差前給兄嫂定行為規則,潘金蓮直言抗拒:‘我當初嫁武大時,不曾聽得說有什么阿叔!’武松則說一不二,并不與婦人多言,自是吃酒。凡此可見,武松何其善于‘處乎己’,與宋江真判若兩人。

  “我不得不說,武松有‘宰相之材’尤其見于他善用暴力。武松追兇時既懂得行賄——用五兩銀子從鄆哥取得證言,也懂得使用暴力:他‘握著尖刀’詢問‘面色青黃’的何九。武松把左鄰右舍的民眾騙來飲酒,有人來了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想溜,武松亮出尖刀說:哪個敢走就休怪翻臉‘吃我五七刀’再去。武松不僅用暴力強制左鄰右舍民眾親耳聽潘金蓮‘從實招說’,也讓民眾親眼看見他扯開潘金蓮‘胸脯衣裳’,‘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然后‘肐察一刀’割下人頭,‘四家鄰舍眼都定了,只掩了臉’。不妨想想,這樣的人當宰相,還愁國家沒有穩定秩序?作者讓我們看到宋江殺人,王婆教唆潘金蓮殺人,然后是武松殺人,乃至官府‘凌遲’王婆……作者展示了各種暴力,卻并沒有掩飾人世真相:實現‘忠義’需要憑靠暴力——用休謨的話說,‘自由政府’也離不了用暴力約束民眾。何九殮尸時臨場假裝‘中了惡’跌倒裝死,他怕的是什么?怕武都頭這個‘殺人不眨眼的男子’。可是,武松并不像宋江那樣在驚慌失措中或‘一肚皮氣正沒出處’的狀態下殺人。

  “盡管如此,我仍然要說,武松的出場戲就整體而言是諧劇,或者說是一種更為高妙的‘反說’。讓我舉出幾個例證,看能否讓您信服。首先,我啊覺得,作者好像也在提醒讀者把武大與宋江聯系起來想。雖然宋江不像武大那樣‘人物猥獕’,畢竟也‘身材短矮’,而且是個黑臉。甚至武大的‘懦弱本分’,宋江也占一半:他并不本分,但多少有些懦弱吧。最重要的相似在于,宋江和武大都‘無般不好’,卻‘不會風流’……總之,就男人而言,宋江和武大都不討如今所謂靚女喜歡。王婆慫恿西門慶勾引潘金蓮時引古諺‘駿馬卻馱癡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第24回),武松用暴力維護古諺所說的這個道理,宋江后來用自己的權威讓一丈青配矮腳虎,同樣如此……這意味著什么呢?

  “武松戲中的兩個女人顯然是宋江戲中的兩個女人的升級版,但潘金蓮的來歷是大戶人家的使女,與婆惜來自三瓦兩舍有質的不同。您肯定會說,她們都屬于‘壓伏丈夫’一類女人。用我們西方現代文化的語匯來講,這兩個市民女人下意識地具有女性的自然權利意識:敢于喜歡自己喜歡的男人。我說‘下意識’,因為您知道,這種意識是天生的,不是什么哲學教出來的。潘金蓮一見武松就禁不住喜歡,甚至可以說一見就一往情深:‘我嫁得這等一個,也不枉了為人一世!’武松身上處處顯出男子氣概,與武大(還有宋江)判若兩人。潘金蓮拿‘武松這表人物’與自己的丈夫相比,太自然不過啦。她實在想不通,這對兄弟竟然是‘嫡親一母’所生。潘金蓮從武松打死大蟲聯想到‘他必然好力氣……’,金圣嘆對這聯想的批語是‘絕倒’,想必要提示讀者,她聯想到的‘好力氣’未必是用來干活兒的。潘金蓮出自本能地喜歡武松的‘撒潑’性格,因為她自己‘平生快性’。如金圣嘆的批語所說,潘金蓮覺得‘自己與武二一合相處’。我有一種感覺,作者在記敘潘金蓮初見武松時的情景,筆端流露出對潘金蓮的同情理解。武松戲后,緊接著是武松遇張青和孫二娘夫婦的戲。由于剛經歷過兄嫂悲劇,武松不免感嘆世間也有這天造地設的一對。從金圣嘆對武松的感觸所下的評議中,也不難看出他對潘金蓮的同情理解:

  夫天下之夫妻兩個,則盡夫妻兩個也,如之何而至于松之兄嫂,其夫妻兩個獨遽至于如此之極也?天乎?人乎?念松父松母之可以生松,而不能免于生松之兄,是誠天也,非人也。然而,兄之可以不娶潘氏,與松之可以不舍兄而遠行,是皆人之所得為也,非天也。乃松之兄可以不娶潘氏,而財主又必白白與之;松之志可以不舍兄而遠行,而知縣又必重重托之。然則,天也非人,則斷斷然也。嗟乎!今而后,松已不信天下之大,四海之內,尚有夫良妻潔,雙雙兩個之奇事。而今初出門庭,初接人物,便已有張青一對如此可愛。松即金鐵為中,其又能不向壁彈淚乎耶?(同上,頁256)

  “一番何其深切的感嘆!金圣嘆就差點兒想說,如果武松娶的是潘金蓮……算啦,不必進一步去想金圣嘆怎么想,還是回到文本吧。在記敘潘金蓮引誘武松的過程時,作者的筆端更多呈露的是潘金蓮對男子氣概出于女性本能的自然愛欲。王婆用計誘騙潘金蓮出籬,利用的是潘金蓮的質樸‘好心’,這表明潘金蓮并非精于心計之人。武大讓潘金蓮不白吃王婆的酒食,潘金蓮照做,可見潘金蓮并沒有不聽武松行前的警告。有不少論者認為,《水滸傳》有‘歧視女性’之嫌,我看未必。王婆的謀殺‘設計’,不可謂不精細。她看到‘最要緊’的是,殮尸人何九‘是個精細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綻’。但王婆設計讓西門慶行賄何九,反倒留下破綻。何九老婆給陷入困境的何九出了一個兩全的主意,何九聽了也禁不住感嘆‘家有賢妻,見得極明’。果然,何九妻的‘設計’讓另一個女人的‘設計’歸于失敗。可見,作者清楚知道,正如有各色男子,也有各色女子……

  “武松戲是一個大‘反說’,其隱含的真相是——我說出來您不要吃驚哦——武松的確‘雄壯’‘必然好力氣’,但他很可能是性無能,或像宋江那樣缺乏飽滿的陽氣。在孫二娘店里,武松吃了下蒙汗藥的酒后昏睡,孫二娘讓手下將武松扛進里屋再收拾,手下扛不動,二娘親自動手:脫掉‘綠紗衫兒,解了紅娟裙子,赤膊著’一把提起武松……您想象得到,二娘這時身上僅剩下內兜兒,胸脯漲得滿滿的……‘武松就勢抱住那婦人,把兩只手一抱抱將攏來,當胸摟住;卻把兩只腿望那婦人下半截只一夾,壓在婦人身上’(第27回)。作者的筆端透露出孫二娘身體的性感,甚至筆調讓人覺得色情,同時卻讓我們看到武松對孫二娘的性感身體完全沒感覺……”

  “胡扯,胡扯,別來這套”,我連連擺手,“您們西方人就喜歡用弗洛伊德那套來解讀文學作品,牽強得很……”

  高一樂見我不想聽他把這個話題說下去,笑了笑說,“換個例子吧……您可能已經注意到,第24回篇幅特別長,幾乎是所有其他章回的一倍。這一回的重點是‘設計’引誘,然后是踐行引誘:王婆用言辭‘設計’引誘,西門慶用行動踐行引誘。作者讓筆下的王婆向西門慶詳細交代了十步走的引誘步驟,后來還親自出面總結說,‘凡世上婦人,由你十八分精細,被人小意兒過縱,十個九個著了道兒!’(第24回)不知怎么的,讀到王婆的‘設計’,我禁不住想到后來宋江和吳用設計的一系列‘逼’人入伙。王婆不僅‘設計’了引誘,還‘設計’了謀殺,對自己的‘好手段’頗為得意。不過,王婆的前后兩個‘設計’性質完全不同,轉換的關鍵是暴力的返回——現存秩序是靠武松的暴力來維持的,他與朱仝一樣,是縣公安局刑警隊長。由于暴力不在場,就有了王婆的第一個‘設計’。武大極為軟弱,這類常人需要靠親近的暴力來保護。面對暴力的返回,王婆讓出于自然欲望想要破壞秩序的西門慶選擇‘長做夫妻’還是‘短做夫妻’。西門慶選擇了前者,于是引出謀殺的‘設計’。我們都知道,‘長做夫妻’成了另一部長篇敘事《金瓶梅》的主題。為什么偏偏是這個情節旁衍出另一個大故事,那里所隱含的‘內在問題’與《水滸傳》的‘內在問題’是什么關系?什么是人世間的自然秩序?我啊覺得,這里的關聯在于,梁山泊英雄缺乏潘金蓮所渴望的‘火’……潘金蓮對武松說,‘叔叔不會簇火,我與叔叔撥火;只要似火盆常熱便好’(第24回)。她哪里知道,世上竟然也有根本就沒‘火’的男子氣概——您可以再想想盧俊義和楊雄的故事……

  “反過來看,武松替兄長‘報仇雪恨’時手刃潘金蓮其實太過分,甚至乎變態:割下人頭已經替兄報仇,為何還要殘忍地剜心掏腑?作者的筆端難道在暗示:武松的變態之舉是因為他沒有自然能力回應潘金蓮的‘火’?他剜心剜的是自然愛欲?作者后來不是讓讀者看到:在吳松嶺的秋高夜色中,武松看見一個道士先生正‘摟著一個婦人在那窗前看月戲笑’,不禁‘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去腰里掣出那兩口爛銀也似戒刀’(第30回)。武松生怒真的是因為‘出家人’在‘山間林下’的月色中‘做這等勾當’?作者難道會不知道,道士不是和尚,道佛兩家修煉方式不同?就算‘出家人’不該‘做這等勾當’,武松拿‘道童祭刀’難道不是變態?無論如何,武松在吳松嶺的月夜中殺死道童和道士,并非失手殺人,而是與殺潘金蓮一樣,屬于報復性殺人。但這次他報復的是什么呢?情形難道沒可能是,就像愛使槍棒不耽誤於女色上十分要緊,讀書修道的男人也有本事享受自然欲火,武松卻沒有這本事,于是見到這番情景便‘怒從心上起’?他要證明自己也有過人能力:‘我的本事,不要箱兒里去取!’——‘箱兒’指道士讀的書本,武松拿自己的武功來藐視道士的讀書功夫,豈不失態且變態?作者在前面說宋江殺婆惜是‘小膽翻為大膽,善心變做惡心’,這里說武松殺道士和道童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好一個相同的‘心’字和‘惡’字連用,連起來就是‘心惡’!用現在的話說,這心之‘惡’指的是宋江和武松因自己身上的某種自然欠缺而內心極為齷齪。值得慶幸的是,兩人都不好讀書,智性也不算太高,不然的話,這樣的‘心惡’不知會衍生出什么文字或邪說。

  “算啦,不談這個。其實,我哪里是在用弗洛伊德那套來識讀《水滸傳》哦,王者或僭主與自然愛欲的關系,是希羅多德《原史》的開篇主題。缺乏這種自然愛欲,無論王者還是僭主都是假的,但巨吉斯的故事表明,的確有性變態的僭主……有個臺灣學者寫過一篇文章論梁山泊英雄,文章的副標題是‘論水滸的悲劇嘲弄’。老實說,整篇文章沒一點兒看頭,結尾時將《水滸傳》與荷馬的《伊利亞特》以及印度史詩《摩柯婆羅多》相提并論,更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胡扯。但‘悲劇嘲弄’的說法還是靠點兒譜,當然,按我說應該是‘諧劇嘲弄’……

  “我的觀點是,武松的出場戲整體而言同樣是高妙的‘反說’。看來您仍然不信,我再給您舉個例子吧。您應該注意到,武松最初出場時,并沒有顯得‘仁智勇’三德俱全。作者首先讓我們看到,武松在柴進莊上做客,下人照顧不周,他醉酒后就‘下拳’打人,‘滿莊里莊客沒一個道他好’,談何‘仁智勇’三德俱全啊。作者隨后寫武松與宋江相識:兩人都是犯下意外殺人罪的逃犯。奇妙的是,武松在柴進莊上本來喜歡酒后無理打人,‘卻得宋江每日帶挈他一處,飲酒相陪,武松的前病都不發了’(第23回)。接下來作者就安排了打虎戲,讓武松展示‘勇’氣。更絕的是,打虎之后,作者就說,陽谷縣長見武松有‘忠厚仁德’……真幽默,即便大蟲擾亂民眾的正常生活,打死大蟲怎么就成了‘忠厚仁德’的體現啊?武松好酒,而且醉了就毫無自我節制。但作者隨后卻讓我們看到,武松非常有自我節制。宋江真神奇,僅僅與武松‘飲酒相陪’就改變了他的性情或氣質……金圣嘆說武松是‘天人’,恐怕看走眼了吧,不然就是‘反說’?武松在柴進莊上初遇宋江時,柴進問武松是否認得宋江,武松說還不認得,僅聽說(!)宋江是個‘天下聞名的好漢’。柴進又問,‘如何見得他是天下聞名的好漢?’武松說,‘他便是真大丈夫,有頭有尾,有始有終!’老劉啊,您不覺得這是作者的‘反說’筆法么?他明明剛剛讓我們看到,宋公明做事情有頭無尾,有始無終!如果武松真的是塊“天人”的料,但讓這塊料成器的卻是金圣嘆說的梁山泊第一衰人宋江。這應該算是‘戲言’吧,但其中透露了怎樣的‘持世心腸’呢?我想起李贄評《水滸傳》的一句話:

  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理也。若以小賢役人,而以大賢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恥乎?是猶以小力縛人,而使大力縛于人,其肯束手就縛而不辭乎?其勢必至驅天下大力大賢而盡納之水滸矣。(《資料匯編》,頁172)

  “要么這話是‘反說’,要么李贄沒看懂《水滸傳》中的‘反說’。要說《水滸傳》的主題是‘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倒還靠譜。作者讓宋江一心想的是‘招安’,難道不靠譜?”

  “您的意思似乎是說”,我打斷高一樂,“‘大賢役于人’就是《水滸傳》需要讀者‘深入領會的內在問題’,甚至就是中國文明的‘內在問題’?可是,這不過是人世中的常態,未必僅僅是中國文明的‘內在問題’吧,西方文明同樣如此,從而是人世的基本‘內在問題’,不是嗎?遇到真正有君王德性的君主,他能讓國家穩定,抵御外敵,民眾生活得安寧和富足,從來就是‘奇事’,就像武松‘已不信天下之大,四海之內,尚有夫良妻潔,雙雙兩個之奇事’。休謨以為‘自由的政府’靠民主方式讓君主換得很勤就會天下永久太平,結果只會是‘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

  高一樂像趕蚊子似地揮揮手,“那是您說的意思,不是我說的。還是回到‘逼上梁山’這個話題吧……武松的血性行為讓知縣覺得他‘是個義氣烈漢’,又念及他押運行賄品有功,把武松的刻意殺人改為宋江式的意外殺人,送交上一級州府發落。隨后,作者讓我們看到一連串‘聰察的官’——從府尹到京師刑部官,他們從輕發落武松,‘脊杖四十,配刺兩千里外’。武松后來與政府作對,沒道理啊……畢竟,他哥哥的悲劇是王婆和西門慶導致的,甚至如金圣嘆所說,是天地間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緣由導致的,與無論君主制抑或民主制的政府有何相干!與宋江一樣,政府對他們都蠻好啊:運城縣府上上下下袒護宋江,陽谷縣府上上下下袒護武松。縣府大人沒有嚴守‘法度’,“官吏污濫”恰恰讓宋江和武松這兩個殺人犯逍遙法外,而非被逼得走投無路。何況,宋江和武松本人都是縣府官員啊!如果能從‘通俗素材的表面描寫’看出政治法理,就是懷林說的‘高明’讀者,那么,我想說,作為歐洲人我讀《水滸傳》獲得的最大啟發是:中國‘從來沒有形成一種自由政府的觀念’,并非是休謨說的那個原因。毋寧說,真正深諳儒道的‘高明’者對世之‘俗’有極為深透的理解,所以才不會像我們那樣相信民主政治。說到底,民主政治才是世界歷史上真正的‘起義’……今天中午我請您吃飯,咱們走吧……”

  這次閑聊雖然過去20年了,我仍然在想,高一樂的讀法真的“高明”?未必吧……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晨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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