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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斗與投降 :工人階級的選擇的意義

冷西 · 2019-06-22 · 來源:曙光網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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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不應該將工作的重點僅僅放在經濟發展上,也應該同樣從意識形態的高度加強對工人階級的重視。工人階級是毫無疑問的黨的力量的基礎,蘇聯的歷史證明,喪失了工人階級的支持的共產黨在面對反對派的奪權時是多么的脆弱無力。

  編輯部按

  今年是中俄(蘇)建交70周年。我們認為總結和學習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和教訓對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尤為重要。因此,本文從工人階級的選擇對社會主義政權的意義方面對比分析了中蘇兩黨、兩國的情況。

  經編輯部討論,決定刊發此文。請各位讀者同志批評和指正。

  

  戰斗與投降

  ——工人階級的選擇的意義

  作者:冷西

  今年是中俄(蘇)建交70周年。縱觀蘇聯歷史,從十月革命到擊敗協約國干涉軍、從工業化到粉碎德國法西斯、從戰后重建到輸出革命和建立社會主義陣營,到最后1991年的紅旗落地,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中所取得的主要的成果和教訓中反映出的是蘇聯的基本社會力量——工人階級的選擇的意義,而蘇聯的經驗教訓又對中國自身的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教導我們,“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后,蘇聯共產黨偌大的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這是前車之鑒啊!”[1]

  我們知道,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她的歷史中,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為社會解放和自身解放的戰斗從未停止過,它不給它的敵人任何的喘息時間以通過打擊持續對敵人保持優勢,并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社會主義各項建設的偉大成就。

  [1]《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求是網,2019年第7期

  

 

  在不同的年代,由于歷史特定條件的變化,蘇聯的工人階級的斗爭形式也是有著顯著的不同的。

  在1905年革命前的年代,它主要是通過同盟罷工的形式發起進攻,避免同沙皇的反動軍警發生直接沖突,從而積蓄自己的力量。

  在1905年革命到十月革命這段時間內,它通過不間斷的革命斗爭教育工人,培養工人的階級覺悟,壯大自己的先鋒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力量,并在先鋒隊的領導下,將經濟斗爭轉變為政治斗爭,用當時工人的自身的命運向工人說明推翻沙皇制度的絕對必要性,教育工人 使工人成為未來革命斗爭中的先進戰士。

  十月革命后,在以列寧為首的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工人階級向自己的全體成員發出了戰斗警報,動員了自己的最先進和最優秀的力量走上前線,用實際的戰斗行動保衛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列寧指出,“……工人對目前發生的事變認識得多么清楚,他們懂得,蘇維埃政權不是裝飾品,而是自己切身的事業……我希望并且深信,我們走的道路是正確的,它一定會把我們引向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1]

  在國內戰爭結束后,在聯共(布)和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下,蘇聯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迅速實現了工業化,在蘇聯“一五計劃”和“二五計劃”期間,蘇聯工業的發展的平均速度為17%-20%,生產資料的增長速度達到30%。蘇聯一躍成為世界第二,歐洲第一的工業國。

  [1]《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237頁

  同時期蘇聯與世界以及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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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十億盧布)[1]

  (資料來源:ИоффеЯ.Основн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задача//План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1939,No 3.С.29.)

  [1]《Сталинская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я》,《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че》》,2017年版,第437頁

  

 

  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在聯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的堅強領導下,蘇聯工人階級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實施了工業向蘇聯縱深的大轉移行動,保證了蘇聯在戰時的工業生產能力,為粉碎德國法西斯做出了巨大貢獻。

  同時,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前段時期在法國舉行的諾曼底登陸周年紀的活動上,西方各國刻意輕視了蘇聯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做出的決定性貢獻,這是絕對錯誤的一種認識。統計資料顯示,德國國防軍在同蘇聯武裝力量的交戰中所遭受到的損失,占德軍總數百分比分別為:官兵的73%以上,坦克和強擊火炮近75%,飛機75%以上。在蘇德戰場上,德國法西斯侵略者損失的官兵、坦克、飛機和火炮占德軍官兵和武器裝備總數的3/4。[1]

  戰后,蘇聯工人階級又在聯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下,迅速實現了重建。到1950年底,工業總產值比戰前增長73%,國民收入比戰前提高64%。[2]。

  1976年,在蘇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3]А.Н.柯西金宣布,1975年的工業總產值相比1970年增長43%,同時,因為蘇聯工人階級的杰出勞動所創造出的社會主義物質基礎也開始反哺社會以及工人階級自己,這里僅指出一個例子。在該次代表大會上,柯西金指出,“在1971-1975年,建造了超過1100萬套公寓和獨立房屋,面積為5.44億平方米,為5600萬蘇聯公民免費分配了房屋。”[4]

  歷史證明,蘇聯工人階級的戰斗的意義與蘇聯所取得所有的偉大成就緊密聯系在了一起。盡管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最終失敗,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蘇聯工人階級需要承擔主要責任,因此,也可以說,蘇聯工人階級的斗爭經驗和意義在今天的時代依然值得我們借鑒。

  在蘇共二十五大結束后的第二年,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1]《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67頁

  [2]《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史》第6卷,東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8頁

  [3]蘇聯政府首腦稱為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4]《XXVсъезд КПСС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第2卷,《политиздат》,1976年版,第9頁

  

 

 

  1979年,鄧小平在訪問朝鮮時,對金日成同志說:“我們一定要以國際上先進的技術作為我們搞現代化的出發點。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后。什么叫現代化?五十年代一個樣,六十年代不一樣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樣了。”[1]

  但是在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我國工人階級卻在實際上喪失了主人翁的地位,喪失了自己的階級覺悟,并且工人階級也作為一個階級在政治上自覺與不自覺的瓦解了。

  客觀上,我國的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下降嚴重。2010年,根據全國總工會的調查,我國的勞動報酬在全國GDP中所占的比重連續22年下降,其降幅高達20個百分點;相反,資本收益卻增加了20個百分點。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勞動報酬的比重一般為60%左右。[2],“20%最富有的人得到了59%以上的國家財富”,而20%最底層的人只得到了3%的國家財富,貧富之比達到1:18,美國則是1:15。[3]這也就是說,我國存在著嚴重的分配不公的現象;基尼系數方面,1979年的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16,而2008年達到了0.491,雖然因為黨和國家在這方面積極采取了措施,但是仍然下降趨勢微小(2012年為0.474)[4];另外,2002年黨的十二大以后,私營部門在黨章中得到承認,實質上的資本家被允許入黨,同時2003年私有財產被納入了憲法保護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干部的腐敗和作風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傷害了工人階級對黨的信任和對社會主義的所倡導的平等社會的感情。

  這里需要舉出一個極端的例子,2016年3月16日,四川省閬中市人民法院在該市南鎮廣場對8個在討薪中有過不當行為的工人,以涉嫌“妨礙公務罪”,而舉行了一場公開宣判大會。這種將人民內部矛盾按敵我矛盾處理的做法就嚴重傷害了工人階級對黨的感情和信任。

  [1]《鄧小平年譜 19750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72-373頁

  [2]《全國總工會最新調查:勞動報酬占GDP比重連降22年》,《解放日報》,2010年5月17日

  [3]Tersa Wright,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6-7

  [4]《中國官方首次公布2003年至2012年基尼系數》,21CN新聞網,2013年1月18日

  

 

  當然,最重要的客觀因素是因為經濟基礎的轉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產生了嚴峻的矛盾而導致的主觀因素的變化。改革開放后,社會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逐步瓦解,拜金主義盛行,個人主義泛濫,因此,在社會精神生活中的辯證法的矛盾推動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新人”開始形成,它具有以下特點:

  (1)   不懂得社會利益的首位,總是將自己的個人利益放在首位;

  (2)   對勞動持新的態度,認為這是一種謀生的手段,而不是相比以往的意識:認為勞動是形成和發展個人才干,確立人的尊嚴和生活的最高目標的唯一手段;

  (3)   和社會其他成員的關系中持個人主義態度。

  當然,工人階級的主觀上的意識形態上的轉變除了經濟制度的轉變外,還有社會意識發展中出現的不平衡情況以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的客觀因素。主觀因素是我們低估了同它們斗爭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的我國社會里出現了一大部分代表者資本主義世界的精神空虛的年輕人,它們對社會提出的要求多余它們自己的貢獻。而且這部分人也無時無刻不可以歪曲著我們應該對社會主義偉大成就和原則的理解,他們把自己的休息時間看成是自己進行反社會活動的可能時間,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存在的不完全的社會平等和不平等的生活水平不是成為他們提高自己的能力和誠實勞動的刺激,而是成為他們不勞而獲的動機。

  因此,我們認為,這些人的表現產生的原因不是社會主義原則,不能把他們的卑鄙行為歸罪于客觀條件,更不能推到社會主義原則上。與我們格格不入的觀點和作風不是社會主義原則的產物,而是對它的歪曲。在我國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條件下,在社會消費不斷增長的情況下,要在教育工作中考慮到經濟因素和社會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影響[1]。列寧在《紀念十月革命四周年》中指出,必須自覺的把共產主義熱情和經濟核算,物質利益原則結合起來。把勞動中的物質因素和道德因素結合起來——這才是成長著的社會主義的真正的原則。

  綜上所述,目前要扭轉工人階級的這種消極的意識形態有巨大困難,目前的情況的形成的每一個步驟都包含著辯證法的矛盾,這使得全面糾正這個情況極為困難。

  現在我們就有一個問題,在我國的工人階級處于渙散癱瘓的情況下,為什么我國沒有重蹈蘇聯的覆轍?這就涉及到了一個敏感的話題——改革開放會導致“紅旗落地”么?

  我們認為只要黨和國家還掌握著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的核心:國有企業,就能夠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進行強有力的調控,那么這種情況就不會發生。我國的市場經濟主要呈現了以下的五種現象:

  (1)        農村經濟沒有實行工資制度;

  (2)        工業經濟的產品生產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主要面向方向是世界市場;

  (3)        外資企業的大量遷入;

  (4)        港澳臺、新加坡等國資本的進入促進了民族資本的發展;

  (5)        國有企業所實行的工資化和取消“企業辦社會”的福利制度是迫于市場壓力。

  這也就是說我國的經濟實質上是一種混合經濟,雖然資本主義的資本雄厚,但是還暫時不足以威脅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近些年來,國內外有些輿論提出中國現在搞得究竟還是不是社會主義的疑問,有人說是‘資本社會主義’,還有人干脆說是‘國家資本主義’、‘新官僚資本主義’。這些都是完全錯誤的。我們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那就不論怎么改革、怎么開放,我們都始終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基本要求。”[2]

  但是,我們認為,一旦國企改革出現方向性錯誤,就會讓社會主義喪失對資本主義的唯一制衡從而重蹈蘇聯的覆轍。這點尤為需要注意。

  因此,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教導的那樣,“我們的國有企業要繼續做強做優做大,那種不要國有企業、搞小國有企業的說法、論調都是錯誤的、片面的。”[3]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具體事物及其發展都是共性與個性、絕對與相對的內在聯結和統一。因此,我們認為,黨不應該將工作的重點僅僅放在經濟發展上,也應該同樣從意識形態的高度加強對工人階級的重視。工人階級是毫無疑問的黨的力量的基礎,蘇聯的歷史證明,喪失了工人階級的支持的共產黨在面對反對派的奪權時是多么的脆弱無力。

  工人階級是在黨的領導下為美好生活斗爭,還是像蘇聯和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所發生的那樣——拋棄黨,放棄社會主義道路上的斗爭,向資本主義屈膝投降,這是一個事關社會主義中國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時代變化了,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不能變。”[4]

  [1]但是,在近日公布的教育部部編教材的義務教育推薦讀物中居然出現了:韓寒、羅振宇、于丹、柴靜、龍應臺等人的書。這不得不讓我們想起了斯大林同志的警告:“要知道教育是一種武器,其效果是取決于誰把它掌握在手中,用這個武器去打擊誰。”

  [2]《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求是網,2019年第7期

  [3]《習近平在遼陽石化公司考察時指出:懷疑、唱衰國企的思想和言論都是錯誤的》,新華網,2018年9月27日

  [4]《習近平這十句話,給咱工人階級暖心提氣》,新華網,201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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