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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筆與槍之間:《講話》在阿根廷的閱讀與挪用

魏然 · 2019-06-20 · 來源:文藝理論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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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重對《講話》的閱讀和挪用,皮格里亞給阿根廷(甚或是拉丁美洲)貢獻了一種唯物主義的文學批評,為那些以文學為志業的拉美左翼作家提供了專注文藝生產的理據,而不是陷落于“承諾還是先鋒”的二項對立,同時逃逸了“必須書寫革命題材”的教條現實主義的約束。

  1972年,阿根廷作家、批評家里卡爾多·皮格里亞(Ricardo Piglia)為其主編的《書籍》(Los Libros)雜志第25期撰寫了《毛澤東:美學實踐與階級斗爭》( Mao Tse-Tung , Práctica estética y lucha de clases)一文。這篇文章除細致評介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簡稱《講話》),也穿插了大量來自阿爾都塞、布萊希特、巴迪歐等理論家的表述,而主要議題是如何改造阿根廷的文學體制。不過,在正式進入《講話》與1970年代初阿根廷文藝思想的對話之前,有必要先談談該國這一時期左翼知識界的整體狀況。

  1955年胡安·庇隆總統被政變推翻,但其后軍方推行的“去庇隆化”方案卻全然失敗了。工會和基層組織利用庇隆的缺場將其塑造為“神話”,許多游行、罷工、奪廠活動都借用這位民眾主義領袖的名義而實施,因此社會史上將發生在1955-73年之間愈發激進的左翼思想與運動狀況,稱作“沒有庇隆的庇隆主義”。1軍政府發現,無論是打壓還是寬容都無法駕馭庇隆主義者,打壓越殘酷,抵抗反而越強大;60年代期間,軍事委員會雖兩度還政于文人政府,但庇隆主義與反庇隆主義的沖突卻日趨激化了。1966年,翁加尼亞將軍(General Onganía)發動政變,代表強硬派上臺,庇隆主義黨被取消,許多國立大學的左翼教員和學生被驅逐,這最終導致了1969年5月聲勢浩大的“科爾多瓦風暴”(Cordobazo)——也正是在這場學生與工會聯合行動的標志性事件之后,左翼中產階級知識群體似乎找到了與底層運動相結合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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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雜志第 1 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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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雜志第 35 期封面

  奇怪的是,那些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科爾多瓦街頭投擲石塊和燃燒瓶的“中產階級的孩子們”,原先應該沒從父母那里聽到關于胡安·庇隆的任何好話,可現在,他們感到“馬克思主義”和“庇隆主義”這些語詞越來越有吸引力了。青年知識群體集體“向左轉”,這當中除了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的刺激,還有一種逆反心態:青年人普遍認為,軍方當權派越是厭惡庇隆,那么這個遠在西班牙的舊領袖便越有魅力。到70年代初,左翼話語幾乎成了阿根廷知識界的主流,作家、藝術家普遍傾向于用階級概念理解社會激變,學界還出現了重估庇隆主義的“修正主義”史學。當然,左翼內部有諸多差異:有人是馬克思主義庇隆主義者,有人是非馬克思主義庇隆主義者;有些團體支持武裝斗爭,有些則不。不過,他們全都認可用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替代資本主義,這種籠統愿景被稱為“社會主義”。支持愿景的動力,固然有渴望變革的真誠,也來自青年人普遍的羞愧感——因為其父母那一代中產階級非但沒有站在勞動者一邊,反而在軍方鎮壓庇隆主義之時保持沉默,因此在六七十年代的阿根廷,“很多中產者都懷有一種‘欠人民的債’的辛辣痛感。”2

  在對庇隆主義的鎮壓和重估中,以青年一代為主的阿根廷新左派登場了。實際上,“新左派”一詞涵蓋了不少派別,作為一股政治力量,它缺乏統一領導和政治綱領,其中不乏民族主義者、受解放神學感召的激進天主教徒、新一代庇隆主義者、格瓦拉追隨者和毛主義者。但研究者認為阿根廷新左派具有“態度的同一性”:主張脫離傳統的教條左派,與官僚化的阿根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黨拉開距離;譴責傳統左派政黨鼓吹抽象的無產階級概念,卻不了解有血有肉的本土勞動者,因而無法與庇隆主義工人相結合;新左派渴望尋找新的社會主義理念,在“蘇共二十大”和蘇軍入侵布拉格之后,對他們來說,中國經驗和古巴革命成了更有益的參照。

  新左派關注“符號戰場”并創造了一系列政治、思想和文化新話語。首先,是庇隆主義在這套新話語里獲得重估,庇隆主義思想及運動原先被阿根廷社會學開創者赫爾曼尼(Gino Germani)定義為“法西斯主義的克里奧爾版本”,現在被重新描述為一場具有反帝國主義性質的民族主義運動。其次,新左派謀求把知識階層和大眾聯合起來,結成共同抵抗政壇和軍界精英的聯盟。這就需要把封閉的“文學城邦”向下打開,將其推入政治空間,在阿根廷文學傳統中確立一種新的無產階級文藝。文化期刊是新左派將文藝納入政治空間的平臺,先后歸入新左派旗下的期刊包括《歷史與當下》(Pasadoy Presente)、《文化手冊》(Cuadernos de Cultura)、《哲學問題》(Cuestiones de Filosofía)、《武裝玫瑰》(La Rosa Blindada)、《書籍》等,這些刊物共同編織了挑戰保守文學傳統與樹立新文藝的網絡。在六七十年代之交的阿根廷,知識界和社會運動界的邊界仍相當模糊,不少知識分子不僅是作家、期刊編輯,同時還是思想戰的參與者和大眾意識的引領者。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何塞·阿里戈(José Aricó)就是一個例證,他創建了《歷史與當下》雜志,脫離阿根廷共產黨后,成為了新左派的核心人物。經由《歷史與當下》雜志,阿爾都塞思想被引為新左派重要的思想資源。3另一份新左派雜志《書籍》也有濃厚的阿爾都塞主義色彩,1971年之后,這份雜志把辦刊目標歸納為推進阿根廷文學生產的現代化和塑造新左派的文化政治。圍繞這個初衷,《書籍》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其時,擔任雜志主編的皮格里亞所撰寫的《毛澤東:美學實踐和階級斗爭》既總結了此前引入的批評工具,也為其后新左派及其本人的文化批評開啟了新路徑。

  

1

  1980年推出代表作《人工呼吸》( Respiración artificial)之后,里卡爾多·皮格里亞被公認為阿根廷當代經典小說家,日后逐漸位列西語世界作家的第一方陣。新世紀以來,他愈加受到國際文壇的青睞,先后斬獲何塞·多諾索拉美文學獎(智利,2005年)、批評文學獎(西班牙,2010年)以及拉美最重要的小說獎項——羅慕洛·加耶戈斯文學獎(委內瑞拉,2011年)。2017年去世前不久,還成了繼博爾赫斯之后,第二個榮膺西班牙福門托文學獎的阿根廷作家。其實,小說寫作僅是其創作領域之一,六七十年代他在文學評論和雜志編輯領域的工作更為人矚目,曾先后與友人卡洛斯·阿爾塔米拉諾(Carlos Altamirano)、貝雅特麗斯·薩爾洛(Beatriz Sarlo)共同編輯《書籍》和《視點》雜志,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雜志是我們這些成長當中的作家們參與時代文化現實的落腳點。……我們在文學觀念上有分歧,但都有志于創造中心之外的平行結構(estructuraparalela)。”4

  1971年受到期刊創始人、主編埃克托·施莫克勒(Hector Schmucler)的邀請,皮格里亞開始擔任《書籍》責編。施莫克勒是羅蘭·巴特的弟子,60年代長居巴黎,在“科爾多瓦風暴”那一年回國創辦雜志。前幾期《書籍》登載的大都是書評,介紹本國與國際文化思想動態,有典型的法國人文雜志色彩。兩年后,施莫克勒延請阿爾塔米拉諾和皮格里亞加盟,次年(1972)薩爾洛入編輯部——阿爾塔米拉諾與皮格里亞早已是新左派中的毛派,薩爾洛受同仁影響,不久從革命庇隆主義“改宗”毛派。1973年,創始人施莫克勒去職,至此,編輯部的三名主事者全屬毛派,期刊的“派性”更鮮明了,雖然阿爾塔米拉諾和薩爾洛屬于毛派的共產主義革命黨,而皮格里亞屬于毛派的共產主義先鋒黨。5皮格里亞回顧說,70年代初《書籍》對阿根廷文化界頗有影響,原先以商業宣傳為初衷的淺白印象式的批評文風為之改觀,不過,編輯部通力協作的時間并不長。1975年在是否支持庇隆遺孀伊莎貝爾·庇隆(Isabel Perón)擔任總統這一問題上,皮格里亞與另外兩位負責人觀點相左而辭去編輯工作,阿爾塔米拉諾和薩爾洛則堅持辦刊到1976年,直到當年三月軍事政變廢輟了阿根廷第一位女總統并關閉了大批左翼出版社和雜志社。

  從1969-76年,《書籍》雜志經歷了幾度變化:首先是從世界主義轉向拉丁美洲主義,刊物最初的副標題是“本月阿根廷與世界出版動態”,從第8期開始,改成“本月拉丁美洲出版動態”;相應地,從這一期到第21期,拉丁美洲多家重要出版社,如經濟文化基金出版社、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出版社、羅薩達出版社、二十一世紀出版社、智利大學出版社等,每期輪流資助,期刊發售也超出了國家邊界,行銷玻利維亞、智利、委內瑞拉、墨西哥等國。雜志資助來源原先僅為阿根廷加萊爾納出版社(Galerna)一家,受出版社與前主編施莫克勒影響,《書籍》初期有較強的世界主義色彩;改為拉美多家出版社輪流資助之后,雜志的世界主義色彩淡去,轉而專注拉美區域事務,文藝評論的政治色彩也越發顯豁,如第15/16期(1971年1-2月號)論智利大選后阿連德政府動向,第17期論美國與拉丁美洲關系,第18期論越戰,第20期論古巴,第25期論中國。另一個重要變化出現于1971年,從這一年起,雜志放棄了書評體裁,選文多為文化政治批評文章。在第21期的“編者按”中,皮格里亞及其同仁修改了《書籍》的辦刊宗旨,文中寫道:

  現在的任務不是明白曉暢地閱讀文本(不管其特征為何),而是洞悉那些建構了社會歷史現實的文本以外的文本。構成文化的種種(關于歷史與現實的)形式,呼喚一種能凸顯其所指,揭示其所嵌入的意識形態世界的解碼式閱讀。……并在最后階段,作用于文化生產條件的變革,甚至可能提供一種與書刊文章(表面意思)極不相同的閱讀。6

  這一阿爾都塞“癥候式閱讀”的評論原則也體現在新的雜志副標題中——“朝向一種文化的政治批評”。期刊此時倡導的“文化的政治批評”,至少有兩個批判對象:其一是阿根廷傳統文學評論中那類去歷史化的人文主義批評,如40年代主導文壇風氣的維多利婭·奧坎波(Victoria Ocampo)所主持的《南方》雜志,即將高雅文學視為擺脫了政治激情的“精神空間”;及至六七十年代之交,《南方》雜志里充斥精英趣味的話語已不能與勃興的大眾運動相結合,也無力回應諸如庇隆主義、城市游擊戰等急迫的當代議題,“南方文學集團”因而喪失了文化領導權。7另一個批判對象是蘇聯體制下的僵化批評模式,這套模式在60年代被阿根廷傳統左派引入,主張某些作品優于其他作品,因為它們提供了關于世界更加“真實”的描述。針對上述兩者,《書籍》編輯部提出了實現“批評的批評”的任務,即通過引入俄蘇形式主義、巴特、克里斯蒂娃、阿爾都塞及拉康理論,促進阿根廷文學批評工具的現代化。

  雖然改版后《書籍》的政治性更強烈,但編輯部仍明確拒絕了藝術生產領域的“軍事化”。如阿根廷學者希爾曼(Claudia Gilman)所言,當歐美“六十年代”落幕之際,在拉丁美洲一些左翼團體內反而出現更加激進的政治化或“軍事化”動向:知識分子對武裝革命的估值越來越高,以至于不能容忍作家、藝術家受限于原先的職守,期待他們轉為無產階級或“游擊隊員”。8換言之,此時期“筆”的空間面臨被“槍”的空間擠占的風險。而70年代初的《書籍》編輯部則拒斥了這一潮流,給文學創作預留了相對自律的空間,主張以葛蘭西和阿爾都塞的方式介入,將文學批評這一“筆”的空間當作爭奪文化霸權的“符號戰場”。1972年皮格里亞對《講話》的評述,即可被視為鍛造現代化的批評工具進而投入“符號戰場”的一次意涵豐富的事件。

  

2

  在皮格里亞評論《講話》的文章發表之前,阿根廷左翼思想界持續觀察中國革命、譯介毛澤東思想,至少已逾二十年。從1950年代開始,“傳統中國”的想象逐漸被“革命中國”的圖景所取代,“就在‘過去時’的‘孔教理想國’將近銷聲匿跡的時候,‘未來時’的‘紅色圣地’初見端兆。”9自1949年起,阿根廷共產黨開始以報刊文章和小冊的形式,廣泛傳播關于中國的最新消息;1959年中國革命勝利十周年之際,阿共號召展開歡慶亞洲巨人革命勝利的全國性運動。進入60年代,法國左派知識分子成了向阿根廷同仁傳遞中國消息和毛主義文獻的中介者。法國思想家——那些18世紀歌頌“孔教理想國”的啟蒙主義者的繼承人們——熱衷到中國“朝圣”,《太凱爾》雜志周圍的知識分子曾由主編索萊爾斯牽頭于1974年組團訪華,歸國后出版過幾期中國專輯,在他們看來,“毛澤東式的馬克思主義(比法國共產黨)更具吸引力,因為它是更加文化的”10。巴西學者伍爾夫(Jorge Wolff)觀察到“讓太凱爾派著迷的異國土地無疑是中國”,通過法國知識界的介紹及從法文到西班牙文的轉譯,包括中國話題在內的先鋒文藝討論被引入巴西和阿根廷,形成了拉美“新批評”(nueva crítica)之風,佩羅內-莫伊塞斯(Leyla Perrone-Moisés)和西爾瓦諾·圣地亞哥(Silvano Santiago)是巴西“新批評”的代表,而薩爾洛和皮格里亞是阿根廷的代表。11

  塞倫塔諾(Adrián Celentano)將阿根廷知識界譯介中國革命的進程,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1955-63)由阿共編譯出版部門主導,除了編譯毛澤東的文章和介紹中國的《文化雜志》專號,不少與阿共有關聯者曾赴中國考察,撰寫過不少旅行筆記,這一情況持續到阿共與毛主義劃清界限的1963年。第二階段(1963-69)對中國革命的譯介工作由新左派接替,在中蘇交惡和蘇軍鎮壓“布拉格之春”之后,毛澤東思想代表著一種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替代方案。這一階段最具代表性的旅行書寫,是時任烏拉圭《進軍》(Marcha)雜志記者的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撰寫的《中國》(China, 1964年首版于布宜諾斯艾利斯)一書。為了滿足拉普拉塔地區的閱讀市場,1969年阿根廷人曼杰里(José Luis Mangieri)和烏拉圭人羅維塔(Vicente Rovetta)在原生書局(Nativa Libros)編輯、刊行了西文版的《毛澤東著作選》。第三階段(1970-76)對中國革命和毛主義的譯介已溢出本土馬克思主義者的讀者圈,相關文獻成為更廣泛政治光譜內左翼知識分子的閱讀材料。121976年政變以前,新左派集中發表了一組評介中國文化革命的文章,作為革命文藝理論基礎的《講話》受到特別關注。

  刊發于《書籍》第25期的《毛澤東:美學實踐與階級斗爭》是阿根廷左翼思想界譯介中國革命之第三階段的代表性文本。考慮到皮格里亞作為文藝批評家的特殊身份,他從什么角度征引毛澤東文藝理論,為何將《講話》視為更新批評手段的重要資源,這些問題才是本文試圖回答的疑問。

  皮格里亞的評論文章有兩大部分,細分為六小節。作者首先對《講話》一以貫之的階級視角表示贊同,開篇即強調,“總體的文學體系由階級利益決定,正是不同情形下的階級利益決定了‘何為藝術’以及‘為誰服務’的問題。”13接著,皮格里亞用上下兩篇,回答了所欲討論的兩個命題:第一個是知識階層的立場問題,討論作家怎樣為“人民服務”,或者說,文學實踐如何介入到政治實踐當中;第二個是在階級社會中如何改造文學體系的問題。本節首先梳理第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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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文版《毛澤東著作選》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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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文版《毛澤東軍事文集》

  皮格里亞看重《講話》,源于毛澤東文藝思想在當時語境下的特殊性。《講話》的立論顯然不同于阿根廷的自由主義文藝觀(如《南方》文學集團對博爾赫斯的閱讀),亦有別于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同時與受古巴革命影響而滋長的“反智主義”(antiintelectualismo)話語保持距離。簡單來說,1968年前后,革命后的古巴政權遭遇空前的圍困和危機,因而出現了一種負面估價人文知識分子身份,要求他們放棄舊業務而向“社會主義新人”或“游擊隊員”這類理想化的社會主體轉化的話語,不少研究將這一潮流稱為“反智主義”,例如希爾曼就認為“反智主義是拉美思想史分期的主軸之一”14。故此,依照《書籍》雜志的編輯方針,《講話》就成為質詢反智主義和文藝“軍事化”的一個恰切的參照點,因為延安文藝座談會明白無誤地給文藝保留了重要位置:“(文藝)是對于整個機器不可缺少的齒輪和螺絲釘,對于整個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連最廣義最普通的文學藝術也沒有,那革命運動就不能進行,就不能勝利。”15不僅強調《講話》承認文學空間的自律性和創作的特殊性,皮格里亞還特別加入了關于毛澤東生平和成就的一段注釋:“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奠基人和人民持久戰戰略的發明者,關于文學在革命中的角色,其立場往往比一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更加‘平和’,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而準備宣判文學的死亡,進入不容置疑的‘事實’的王國。實際上,任何時代都應討論知識分子介入政治斗爭的具體方式。”16皮格里亞看重毛澤東的詩人身份,對于擁有強勢人文傳統的阿根廷來說,善于詩文給毛澤東及其理論增添了感召力。在皮格里亞看來,毛澤東在政治、經濟斗爭之外,明確地給作家和藝術家規劃了一條屬于自己的戰線或實踐場域,“主張不壓縮美學生產,毛澤東承認特殊形式的有效性。……經濟、政治和文化,是階級斗爭三條重要而基本的戰線。”17

  捍衛文藝的特殊性,并不意味著主張作家退守象牙塔,在皮格里亞看來,此時困擾許多拉美作家和藝術家的“承諾還是先鋒”(compromiso-vanguardia)的對峙,換言之,是選擇介入社會斗爭還是安居象牙塔、搞美學試驗之間的矛盾,實則是一組虛假的二元對立。皮格里亞認為,《講話》提供了一個超越對立而重建藝術與政治辯證關系的機會,因為“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愿望或動機的標準”,反過來說,小資產階級作家、藝術家的內在動機,在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框架內,并不能決定作品的政治效果。文章評述道:“毛澤東首先貶抑了主體的個人意愿(或者說貶低了薩特式的承諾)并建立起一種在特殊實踐的范疇中定義文學與革命之關聯的基礎,這種特定實踐在社會結構內部與意識形態和政治保持著獨有的聯接。”18在《書籍》第28期,皮格里亞延續了這一討論,“應該反對小資產階級‘魯濱孫主義’的幻覺,這種思路認為,可以用個人層面的創作,憑知識分子(他們的‘承諾’和‘真誠’)一己之力來創造一個問題空間。”19“魯濱孫主義”(robinsonismo)這個概念,顯然指涉那種受薩特文學承諾的感召,誤以為通過自由選擇就能有效推動社會進步的左翼知識人的淺見。

  皮格里亞肯定了思想勞作場域及其工具的特殊性,同時無意保持文藝工作的絕然自治。為了建立文藝和政治之間的辯證關系,皮格里亞又從《講話》“引言”部分挑選出了“階級立場”這一關鍵詞。他認為毛澤東從四個層次論述了文藝工作者與階級之間的關系:

  為解決作家與其階級之關聯的問題,毛澤東批駁了以往美學中那些具有“鏡像論”色彩的意識形態……這類意識形態認為作品的“意義”僅僅反映了作家的階級出身。針對這一問題,毛澤東做了如下區分:(1)階級出身,指作家因降生而歸屬的階級;(2)階級立場,這是構成問題的場域,從階級立場出發,所有實踐才能獲得定義,革命作家應該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3)階級態度,指在特殊問題中如何運用階級立場,實際上,階級態度是一種階級的實踐,需要根據特殊矛盾的變化,在具體案例中明確階級態度;(4)階級的學習,是指馬克思主義的結構和工具,具有賦予階級立場合法性的功能。20

  在這里,“階級立場”是一個實踐的概念,皮格里亞認為“階級立場”是《講話》的“出發點和核心”,是“毛澤東思想開啟的理論空間”;它并非某一社會結構之下的穩固處境,而是一個復雜的動態過程,因此不能將“階級立場”簡化為作家的主觀意愿、宣言表態甚或作品內容,它只體現在階級斗爭的過程之中。具體到文學表意過程,皮格里亞引申說,階級立場總是跟語言一道實踐,是語言鋪設了通往階級立場的道路。正像毛澤東強調的,“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21就此而言,皮格里亞發現《講話》對文藝工作的要求具有雙重性:一方面,要求注重文藝工作的特殊性,尊重文藝傳統技巧或工具的價值,用毛澤東的話來說,表達技巧決定了“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因此不應“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那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22;另一方面,作品的革命性內嵌于新語言之中,新語言是知識分子與人民一道創建出來的物質場域,創造新語言的過程就是塑造作家階級立場的過程。實際上,皮格里亞的讀解與李陀對現代漢語寫作的觀察多有相通之處,只不過李陀的分析針對具體的語言實踐即“毛文體”對現代漢語寫作的整飭。李陀評論道:“如果說正是毛文體的寫作使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獲得主體性,那么反過來,知識分子又正是通過這樣的寫作,使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在革命中實現了轉化和連結。”23不過,毛澤東的阿根廷闡釋者更強調語言的物質性,他將語言比喻為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共用的舞臺:“作為共同位置、相匯的點,語言是一種物質現實:它是一個舞臺,展演著知識分子朝向無產階級立場過渡的戲劇。”24

  

3

  經由上文介紹,讀者或許已經發現,《講話》是在阿爾都塞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燭照下,才被皮格里亞引入阿根廷文化研究的理論工具箱之中。從結構主義的視野看來,《講話》最可貴的地方在于凸顯了文學生產與社會需求之間的關系,而這一點與《書籍》雜志此階段的編輯方針——觀察“主導性社會力量”如何形塑當代阿根廷的文學體制——是完全吻合的。對皮格里亞本人來說,六七十年代之交,他的主要關切點之一是顛覆阿根廷文學批評執著于將“文學性”作為運思對象的舊套路。在他看來,假如承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眼光,則“文學性”就不是文本的內在屬性,而是階級社會中的一種閱讀方式或一套使用文本的教程。皮格里亞相當精彩地總結道,“文學史不是作品的歷史,而是文學諸多不同功能的歷史,是美學實踐及其與生產條件的特定關系的歷史,這些條件同時也創造了解碼的空間。”25所謂作品不過是更為宏闊而復雜的社會物質生產體系下的文學體制的一個環節而已。更進一步說,一位追求進步的寫作者或一個群體不該將思慮局限于自己的作品上,而應謀求改造整個文學體制。

  所謂“文學體制”,在皮格里亞那里并非指以權力來實現控制、勸誘文學創作的權威機制,而是由原材料、文學技巧與慣例、文學生產模式、傳播與消費機制及“詩學”等要素共同構成的總體結構。當然,正如他反復強調的,總體文學體制是由階級利益決定的,在不同個案中,階級利益決定了“何謂藝術”以及“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講話》便提供了一種超越僅僅從個人天賦判斷作品高下或從作品內容評定作家政治立場的方法,進而引導讀者從文學體制的范疇對文本展開真正的科學分析。

  身處六七十年代之交,皮格里亞及其同仁應該強烈感受到了一種文學、文化體制的斷裂:面對本國晚近最重要的事件——庇隆主義的起伏——阿根廷知識界聚訟紛紜,興起了名目繁多的“修正”和“重寫”。面臨舊體制崩解而新體制尚未形成的歷史情境,皮格里亞在中國抗日戰爭及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歷史瞬間找到了相似性,他發現,“在人民大眾內部有不同的‘觀眾/讀者’……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這個問題做了分析,毛澤東建議根據不同的閱讀條件來定義現實中的讀者:日本占領的上海;國民黨統治區;解放區和抗日根據地。三種閱讀條件給讀者帶來了非連續性的社會結構,根據社會需求,社會結構又生成了不同的社會表達。不一樣的閱讀物質條件在相同的政治環境下相互勾連、相互沖突,因此不得不在每一個案例中重建文學生產體制。”就此,他提出了一種介入文學體制的戰略:“存在不同的寫作、不同的時刻,而不能用一種‘人民文學’的幻象解決一切問題;應該在一種全球戰略中加以考量,其中還要注意‘使閱讀成為可能’的具體手段,也就是說,思考每個案例中的物質條件允許建立什么樣的傳播路徑。”26

  “使閱讀成為可能”,換言之,就是重新約定可讀性(legibilidad)。不僅作者是在踐行階級立場中動態生成的,擁有讀解能力的合格讀者也誕生在恰切的文學體制之中。判定作品真實與否,語句透明還是晦澀,文章可讀還是不可讀,都是一種階級眼光的操練。27從《講話》“普及-提高”的辯證關系里,皮格里亞還讀出了關于作者和讀者之關系的一種更積極的辯證法,他論述道,毛澤東懂得“生產創造消費,消費也創造生產”的道理,因此提出了要在作者/讀者、老師/學生、專門家/宣傳家之間的互化和易位中,實現無產階級文藝之可讀性的再生產。在此意義上,皮格里亞頗具眼光地歸納了《講話》最大的理論貢獻:“毛澤東重寫了馬克思對古典經濟學家的批判:生產過程里最重要的不是產品,而是創造勞動關系……因此(文學)生產過程的真正結果是文學體制和規約了表意結構的社會關系而不是所謂‘文藝作品’;在這一結構當中,作品獲得了被框定和解碼的空間。生產、發行、傳播與消費的特定形式的組合,就是文學體制,文學體制才是文學生產總過程的真正產品。”28

 

  結語

  本文有意為亟待展開的《講話》跨文化接受研究貢獻一份篇什。雖然人們早已認識到《講話》“其實是唯一在國際上產生影響的中國現代文藝理論”29,但在諸多討論里,它仍被視為“抗戰建國”這個歷史時刻出現在西北腹地的“土特產”,紀念和反思它的疆界仍局限于中國內部。本文的寫作,期待打破上述悖論,將《講話》的輻射范圍延伸至南美拉普拉塔地區。

  《講話》是在阿根廷思想史的特殊脈絡中與新左派評論家相遇的。借重對《講話》的閱讀和挪用,皮格里亞給阿根廷(甚或是拉丁美洲)貢獻了一種唯物主義的文學批評,為那些以文學為志業的拉美左翼作家提供了專注文藝生產的理據,而不是陷落于“承諾還是先鋒”的二項對立,同時逃逸了“必須書寫革命題材”的教條現實主義的約束。對《講話》的援引,在文藝事業的“筆”和政治斗爭的“槍”之間創造了新的平衡。

  實際上,《書籍》雜志此前發表的批評文章很少能達到《毛澤東:美學實踐與階級斗爭》一文的綜合程度,它相當集中地將阿爾都塞主義、作家和階級斗爭、讀者和市場及文學創作的自律性等問題揉捏在一起。正像阿根廷研究者貢薩洛·巴蘇亞爾多(Gonzalo Basualdo)所描述的,引入《講話》之前,在阿根廷文學批評實踐中,尚缺乏一種處理文藝特殊性的理論工具,“而從這篇文章開始,一系列概念才得以系統化,因此本文在建立文學研究這一‘科學’的過程里,發揮了巨大的創造力。”與此同時,在阿根廷小說家皮格里亞的文字生涯里,這篇文章“既是他此前批評工作的總結,還是此后其他理論進展的基礎”30。

  應當強調,皮格里亞借重結構馬克思主義重新闡發了毛澤東文藝理論,其結果,《講話》非但沒被誤讀為“政治權力對文學的壟斷”31,反而重新肯定了文學的自律空間。經由阿爾都塞的激活,我們發現《講話》提供了一系列理論資源,讓讀者能超越表意內容來閱讀那些規約文學生產的物質條件;即便跳出皮格里亞的個人關注和阿根廷思想史的特殊情景,《毛澤東:美學實踐與階級斗爭》一文對文學體制、階級立場和知識形式等問題的思考,對今日中文讀者仍有啟示。更不應忽略的是,《講話》不是“地方性問題”,而是世界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譜系中的一環。

  誠然,皮格里亞對《講話》的創造性閱讀常有跳脫開去、發揮闡釋的瞬間,但這些瞬間透露出的不是偏移或冒犯,而是對一種更公正的文學體制的大膽追求,這份追求與《講話》改造世界秩序的理論品格完全吻合。不是任何一種中國理論都能有機嵌入到他者思想之中,除非它與偉大的中國歷史進程相匹配,除非它窺破了改變世界不義體制的門徑。

  (本文為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文化冷戰視閾下的拉美文學與中國研究”[編號:18BWW075]的階段性成果)

 

  1    “庇隆主義”源自曾三次擔任阿根廷民選總統的胡安·多明戈·庇隆,其思想醞釀于1940年代。庇隆本人并不主張無產階級斗爭,其動員模式長期倚重垂直的工會組織,其話語更具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色彩。由于庇隆主義的模糊性,此后的左派、右派領袖均可援引、借重這套資源。阿根廷主流社會科學研究強調庇隆主義是將內部移民納入民族-國家話語和城市化進程的手段(see Gino Germani, “El surgimiento del peronismo. El rol de los obreros y de los migrantes internos”, in Carolina Mera and Julian Rebón, eds.,  Gino Germani: La sociedad en cuestión . CLACSO, 2010, pp.576-639)。“去庇隆化”則是指1955年后軍政府施行的一系列打擊庇隆派的措施,包括清除政府中的正義黨支持者,干預工會,從總工會中解雇庇隆派積極分子,監禁工會領袖和罷工工人,破壞庇隆和艾薇塔(Evita Perón,即庇隆夫人)的公共形象,消除庇隆主義時期的大眾記憶。詳參喬納森·布朗:《阿根廷史》,左曉園譯,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209-239頁。

  2   Ezequiel Adamovsky, Historia dela clase media argentina: Apogeo y decadencia de una ilusión, 1919-2003,Planeta, 2012, p.384.

  3   在拉丁美洲,阿爾都塞給一代學人和政治家留下了深刻印記,60年代,阿爾都塞主義甚至短暫地成為拉美左派當中占統治地位的理論。幾乎在《保衛馬克思》《讀〈資本論〉》法文版面世的同時,西班牙文版已由智利社會學家、阿爾都塞的女弟子阿內克爾(Marta Harnecker)譯出,通過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刊行。《書籍》雜志上曾發表多篇文章,推介阿爾都塞著作的西班牙文版。See Anna Popovitch, “Althusserianism and the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Argentine New Left”,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49, No. 1, 2014, pp.203-204.

  4   Qtd. in Raquel Garzón.“Ricardo Piglia: adiós a un escritor de vanguardia que supo escribir para todos”, https://www.clarin.com/cultura/ricardo-piglia-adios-escritor-vanguardia-supo-escribir_0_Hk1fDtpHx.html.

  5   阿根廷當時兩大毛派政黨為共產主義先鋒黨(Vanguardia comuniasta, VC)和共產主義革命黨(Partido comunista revolucionario, PCR)。PCR原先在卡斯特羅主義和毛主義之間搖擺,后來與古巴劃清關系,明確反對格瓦拉“游擊中心主義”,進而批判阿根廷新左派之中的城市游擊隊是“小資產階級城市恐怖主義”。VC立場與之不同,反蘇的同時支持古巴和中國,一段時間內也支持城市游擊戰。1975年大選當中,PCR選擇支持伊莎貝爾·庇隆,與VC觀點對立,這導致了《書籍》編輯部內部的分歧。不過,其后在1978年,皮格里亞曾再度與阿爾塔米拉諾和薩爾洛聯手,創辦《觀點》雜志。

  6    Los Libros, No. 21. p.3.

  7    See Oscar Terán, Nuestros años sesentas: La formación de la nueva izquierda intelectual argentina , Siglo XXI editores, 2013, pp.121-136.

  8    Claudia Gilman, Entre la pluma y el fusil: Debates y dilemas del escritor revolucionario en América Latina ,Siglo XXI editores, 2003, pp.37-38.

  9    周寧:《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57頁。

  10  [美]理查德·沃林:《東風:法國知識分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董樹寶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314-315頁。

  11  Qtd. in María Guadalupe Silva,“Tel Quel en América Latina”,  Zama , No. 3. 2011. pp.281-285.

  12 See Adrián Celentano, “Las ediciones del maoísmo argentino”,  Primer coloquio argentino de Estudios sobre el Libro y la Edición , La Plata, 31 de octubre al 2 de noviembre de 2012.

  13  Ricardo Piglia, “Mao Tse-Tung, Práctica estética y lucha de clases”, in Ricardo Piglia ed.,  Literatura y sociedad , Editorial tiempo contemporáneo, 1974, p.119.文章最初發表于《書籍》雜志第25期,后收入皮格里亞主編的《文學與社會》一書,本文相關引文均來自這一修訂版本。

  14  See Claudia Gilman,  Entre la pluma y el fusil: Debates y dilemas de lescritor revolucionario en América Latina ,Siglo XXI Editores, 2003, p.29, 164.

  15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6頁。

  16  Ricardo Piglia, “Mao Tse-Tung, Práctica estética y lucha de clases”,  Literatura y sociedad , p.125.

  17  Ibid,p.123.

  18  Ricardo Piglia, “Mao Tse-Tung, Práctica estética y lucha de clases”,  Literatura y sociedad , p.125.

  19  Qtd. in Gonzalo Basualdo, “Sistema literario y cultura proletaria en  Los libros ”, Revista Asia America Latina , No. 4, 2017, pp.101-102.

  20  Ricardo Piglia, “Mao Tse-Tung, Práctica estética y lucha de clases”,  Literatura y sociedad , p.126.

  21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51頁。

  22  同上,第860頁。

  23  李陀:《汪曾祺與現代漢語寫作——兼論毛文體》,《花城》,1998年第5期。

  24  Ricardo Piglia, “Mao Tse-Tung, Práctica estética y lucha de clases”, Literatura y sociedad , p.127.

  25  Ibid,p.121.

  26  Ricardo Piglia, “Mao Tse-Tung, Práctica estética y lucha de clases”,  Literatura y sociedad , pp.132-133.

  27  實際上,李陀對1980年代“朦朧詩”遭遇批判的觀察也從反面印證了皮格里亞的看法。“朦朧詩”遭到了官方批評家的激烈批判,理由竟是“看不懂”,但這種“看似膚淺的意見后面其實有深刻的原因:‘朦朧詩’在文體上犯了規、越了格”。朦朧詩人“公開拒絕了毛文體,這在隱喻層面就是拒絕毛文體對話語秩序的權威性”。詳見李陀:《汪曾祺與現代漢語寫作——兼論毛文體》。

  28  Ricardo Piglia, “Mao Tse-Tung, Práctica estética y lucha de clases”,  Literatura y sociedad , pp.120-121.

  29  蔣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邊疆學研究:在非洲的故事》,劉卓編:《“延安文藝”研究讀本》,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第289-290頁。

  30  José Luis Gonzalo Basualdo, “Piglia, entre Mao y Althusser”.  XI Jornadas de Sociología , Facultad de Ciencias Sociales,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2015.實際上,這套閱讀技術有助于皮格里亞重讀阿根廷經典,給后來兩篇經典文章《羅貝托·阿爾特:一種文學經濟學批判》和《讀布萊希特筆記》及其著作《假名》奠定了理論基礎。See Bruno Bosteels, Marx and Freud in Latin America: Politics, 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 in Times of Terror, Verso, 2012, p.215.

  31  韓毓海:《漫長的革命:毛澤東與文化領導權問題(上)》,《文藝理論與批評》,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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