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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根良:中國經濟大轉型的“早春二月”已經到來

賈根良 · 2019-06-14 · 來源:賈根良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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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毛澤東曾指出的,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因此,我希望美國對華科技冷戰成為現實,如果美國真要這樣做,中國將全面走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騰飛和加快崛起之路。

  “沖突既開 ,恢復故態決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黃仁宇《萬歷十五年》

  中美經濟戰自今年四月底以來的發展使我感到欣慰,這正是我希望看到的,它使我看到了中國經濟大轉型的希望。早在2010年,筆者就指出,“中國要擺脫美元霸權的支配地位并貫徹獨立自主的發展方針,應該考慮中美經濟‘脫鉤’的可能性和途徑。”2018年5月25日,筆者又指出,中美國“夫妻”離婚是中國走上獨立自主道路的基本條件。特朗普很愚蠢,他終于成為推動中美國“夫妻”離婚的重大角色。十年前,筆者希望奧巴馬扮演這個角色,但他很聰明,因此使我大失所望。(見附錄)

  我希望美國有更愚蠢的行為。據報道,5月14日,美國共和黨參議員Josh Hawley提出了《2019年中國技術轉讓控制法案》(China Technology Transfer Control Act of 2019),將《中國制造2025》中的“核心技術”全部列入商務部出口管制清單。有分析稱,如果《2019年中國技術轉讓控制法案》能夠最后通過,意味著科技冷戰將全面打響,中美在科技領域將全面隔絕。正如毛澤東曾指出的,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因此,我希望美國對華科技冷戰成為現實,如果美國真要這樣做,中國將全面走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騰飛和加快崛起之路,其競爭力將無人能比。

  中美經濟戰證實了筆者一年多以來的所有判斷。正如筆者在去年七月份指出的,美國以他們自己不打算解決的貿易逆差為借口進行“高關稅”恫嚇,在禁止中國高科技產品和中國企業進入美國市場的同時,試圖將中國變成美國跨國公司、美元霸權和美國壟斷金融資本支配的天下。一旦達到目的,美國又會拿“貿易逆差”說事,不斷地制造麻煩,進一步要求中國做出更重大的讓步,最終將中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這是中國在美中經濟戰中妥協讓步的必然命運!

  筆者一直以為,中美經濟戰如果不了了之,對中國是很不利的。去年5月24日,筆者寫道,“如果采用筆者的談判戰略,雖然要承受短期陣痛,但中國將會抓住經濟轉型的重大歷史機遇,開始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回歸!在筆者看來,我們已經喪失了一次歷史機遇,” 這就是十一年前國際金融危機為我國提供的歷史機遇。

  2010年春天,我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會議的發言中對我國在十一年前喪失重大經濟轉型歷史機遇的原因做了如下分析:

  重大危機導致發展模式的轉型需要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國家的精英接受了符合國家利益的經濟理論,二是形成了符合國家利益的利益集團。否則,再大和再多的危機也沒有用。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剛開始的時候,我認為中國戰略調整的機遇來了,但一看2008年底恢復出口退稅的種種做法,我的心就凉了。當奧巴馬在2009年初搞保護主義的時候,我甚至希望他搞的越大越好,這樣才能刺激中國大轉型。但美國很聰明,它不能搞的把中國人搞急了,搞的中國沒辦法了不得不轉型,而這種轉型對它們的利益集團是不利的。因此,國際金融危機提供的重大轉型機會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被政府錯過了,因此,我在2009年寫文章說,看來只有更大的危機,人們才能覺醒。

  但也未必,近代史上的鴉片戰爭是多大的危機,“千年未有之變局”,但中國拖了很久才覺醒,然而,到現在仍不清楚美國、日本等國家崛起的原因。美國崛起就是因為接受了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保護幼稚工業和獨立自主發展國民經濟的理論。

  比這種理論更重要的因素則是在重大危機發生時存在一個符合國家利益的利益集團。例如,從1807年的美國對英國禁運一直到1814年12月第二次美英戰爭結束時的七八年間,由于對外貿易的中斷,原先支持自由貿易的并對國家決策有重大影響的大貿易商(買辦利益集團)等不得不為了生存,轉投國內工業,到1814年底第二次美英戰爭結束時,他們在工業上的投資已經具有一定規模了,這些人在符合國家利益的工業上就有了自身利益,而且是最有權勢的人,(戰爭導致了非常奇妙的結果:原先反對美國工業發展的外貿買辦利益集團現在轉變成了美國工業利益最堅定的捍衛者,因為他們建立的工廠成了美國利益的代表),因此,在1814年12月24日的《根特和約》生效后,當大量的廉價英國工業品洶涌而入企圖剿滅美國工業資本的時候,他們當然不干了,因此他們大力支持和推動美國的工業保護主義運動,為美國崛起奠定了基礎。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第二次英美戰爭使美國的利益集團發生重大重組,漢密爾頓的思想就可能永遠被束之高閣了,美國就會陷入和拉丁美洲一樣的命運。

  以上是八年前的文字。了解美國經濟史的人都知道,1807年美國自己發起的對英國的禁運,雖然使其經濟遭受重創,但美國經濟的大轉型開始了,這使信奉自由貿易的當任美國總統杰斐遜不得不接受保護民族工業的政策。雖然在1915年之后,信奉李斯特經濟學說的美國學派經濟學家與美國遺留的買辦利益集團特別是南方的種植園主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但美國的民族工業保護主義者最后在南北戰爭后大獲全勝,推動美國在1894年成為世界第一工農業強國。

  對于中國的新李斯特主義者來說,中美經濟戰目前的發展為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雖然仍處于艱苦斗爭的階段,但在困難中要看到光明,勇立潮頭,推動中國經濟強力崛起。以我個人1976年以來的經驗來看,對新李斯特主義經濟學來說,一種可能不恰當的類比是:現在正處于剛“粉碎”“四人幫”的時期,處于乍暖還寒的“早春二月”。但在剛“粉碎”“四人幫”的時候,有幾人能夠想到隨后幾年會有一場歷史大變革?在中國經濟大轉型的這個“早春二月”,讓我們期待著中國經濟也將發生類似的歷史巨變吧,讓我們熱烈地擁抱這種巨變吧!問題是,假如這種巨變果真能發生,我們能夠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嗎?

  附錄:

  

賈根良:中國經濟發展戰略亟需驚天革命

 

  作者:賈根良 發布時間:2011-08-02 來源:烏有之鄉 字體: 大  |  中  |  小

  中國經濟發展戰略亟需驚天革命

  ——2010年春在北京大學社會和諧研究中心“反思比較優勢戰略沙龍”上的發言

  賈根良

  摘要:比較優勢理論甚至不值得一批。抓住高端產業是國家崛起和社會和諧的基礎。保護主義與內向型經濟是中國崛起的唯一選擇,也是破解美元霸權的釜底抽薪的根本措施。主權信貸是與美元霸權相對立的,我國具有廣闊的市場,主權信貸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單從人口上來說,我國的人口規模超過美國、歐盟、日本和俄羅斯的人口總和,我國具有世界上任何國家或歐盟都無法企及的最大的內需市場,完全可以在任何產業上達到規模經濟,對外貿易并不重要,達到貿易平衡就可以了,這就是為什么我說中國要重走內向型經濟的原因。

  重走內向型經濟和貿易平衡,美元霸權就對中國無計可施了。這將是世界人民當然也是美國人民的福音,因為美元霸權建立的是一種類似于古羅馬的掠奪和剝削體系,是世界經濟動蕩的主要根源。歐盟和日本雖然對美元霸權極其不滿,但他們不具備破解美元霸權的實力,只能忍氣吞聲。而對于中國來說,由于國土遼闊、人口眾多和可以發展最多樣化的分工,因此完全可以實現自給自足,再加上統一的中央政府,這樣,中國完全可以與美元體系隔離開來,以中國為龍頭,團結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自建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在這種情況下,美元霸權必然要逐步走向衰落,并最后瓦解。

  然而,在美國金融利益集團和軍工復合體集團的支配下,美國政府必將對任何試圖脫離美元體系的國家進行打擊,因為任其發展,它不僅不能剝削中國了,而且由于美元霸權的最終瓦解,將使美國的霸權也被瓦解。因此,它甚至有可能會發出戰爭威脅,阻止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就想去年的黃海軍演一樣。但這只不過是戰爭恫嚇而已,這種辦法對待伊拉克和利比亞可能有效,但對于中國這樣國土遼闊的國家來說,任何入侵者必將陷入屈辱的失敗境地,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擔憂。但是,從戰略角度考慮,中國需要做兩點工作:一是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為將來的戰爭做好準備,二是中國的工業不能集中在沿海,中國的工業中心應該向中西部轉移,以避免損失過大。

  一、比較優勢理論甚至不值得一批

  去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主持翻譯的邁克爾•赫德森的著作《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今天談反思比較優勢理論,我在英文文獻中看到有大量文獻批判它,我甚至都覺得沒有必要再把它整理出來,因為比較優勢理論無論是從歷史還是從歷史角度看在那個方面都是站不住腳的。從歷史上來看,發達國家崛起,沒有一個是通過比較優勢崛起的。從李嘉圖到薩繆爾森—赫克謝爾—俄林定理這些理論都是非歷史的,根本就沒有考慮目前發達國家所謂的“比較優勢”都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人為地通過反對比較優勢打造出來的。

  最近,我和上海社科院的梅俊杰打算出版一套《國富譯叢》,專門翻譯有關發達國家特別是英美是如何崛起的著作。現在經濟思想史教科書對重商主義的評價是錯誤的,重商主義是當時的民族國家強國富民的國家戰略。英國工業革命的時期是1760-1830年這段時間,英國1846年才廢除《谷物法》,在此之后才實行自由貿易,所以,有些人說工業革命實在自由主義的啟蒙下爆發是不對的,其實是在英國的高度保護下形成的。對于英國崛起來說,除了羊毛業還有資源方面的條件外(但沒有比較優勢),它在絲織業、麻織業和棉紡織業在資源條件上都沒有,在當時的國際競爭上都是人為建立起來的,從而形成了高附加值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現在經濟學界幾乎一致地信奉比較優勢理論并反對保護主義,孰不知英國工業革命就是反對比較優勢理論并在重商主義的高度保護主義下爆發的。長達300多年的重商主義國富戰略有一個核心的思想:好的貿易和壞的貿易的區分:“進口低端產品并出口高端產品”是“好的貿易”,而“進口高端產品并出口低端產品”是“壞的貿易”。自1993年以來特別是我國加入WTO以來,由于受比較優勢理論和自由貿易的欺騙,我國深陷“進口高端產品并出口低端產品”和“出口實物產品換取美元紙片”的“壞的貿易”的陷阱之中,這是一條通向貧困和依附型經濟的道路。

  二、抓住高端產業是國家崛起和社會和諧的基礎

  從理論上說,一國所從事的經濟活動的質量對國民貧富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如果不是通過掠奪性地開發自然資源,也不是通過掠奪別的國家,那么一國的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富裕和社會和諧取決于什么?只能取決于通過科技進步開發大自然所帶來的租金分享,而只有高端產業才是科技創新的載體,而我國按照比較優勢理論所從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幾乎沒有創新機會,是低質量的經濟活動,當我國把這些高質量生產活動及其創新收益拱手讓渡給發達國家的時候,社會各階層收入提高和共同富裕就成了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了,政府就必然要與民爭利,資本家就必然要壓榨工人,因此,就必然會在利潤、工資和稅收之間相互傾軋,這就是在目前的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正是按照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以所謂低工資競爭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才造成了今天社會不和諧的局面。順便說一句,正是由于依靠外國直接投資和實行自由貿易,技術創新的絕大部分成果就被跨國公司所攫取了,所以我國各級政府就無法通過來自工商業稅收的增加分享這種技術創新的收益,因此,不得不愈來愈靠出賣土地獲取財政收入,從而成為房價越來越高的重要推手,這是我國土地財政得以產生的重要根源,也是天社會不和諧的重要根源。

  因此,像中國這樣在科技上落后的國家只有反對比較優勢,國民才能富裕起來。因為一國只有在抓住高端產業的時候,由高端產業所帶來的高創新率和高水平進入壁壘所產生的高附加值不僅創造了可以由企業家、勞工和政府分享的生產率增益,而且由高質量生產活動的創新所產生的“不斷涌來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從而導致國內各行各業中全體國民共同富裕的基礎。但是,一旦一個國家喪失了對高質量生產活動的控制權,那么,這個國家將不僅在自主創新上舉步維艱,而且它也將喪失高質量生產活動通過系統協同效應使其生產率增益普惠于報酬不變和報酬遞減的行業以及提高全體國民公共福利的機會。

  三、保護主義與內向型經濟:中國崛起的唯一選擇

  去年我寫了篇文章:《保護主義與內向型經濟:中國崛起的唯一選擇》,從理論上比較系統地論證了我國為什么要重走保護主義和內向型經濟道路的問題。現在,在經濟學界,保護主義幾乎遭到了一致的反對,我國學術雜志上幾乎所有的文章都在討論如何進一步推動我國的自由貿易問題。即使能容忍保護主義學說或者對保護主義學說比較推崇的人也不喜歡“保護主義”這個詞,因為這個詞就像“小姐”這個詞一樣在目前已經被主流經濟學糟蹋了,成了一個壞詞。比較優勢理論不能夠作為中國發展戰略的基礎,但在中國整體戰略的里面,它還可以作為整體戰略的一部分發揮作用,這個優勢還是需要利用的。但是總體戰略是保護高端產業和充分開發國內廣闊的市場,為此筆者提出了中國保護主義經濟崛起的十大戰略方針。

  作者提出這種發展戰略必然要與我國“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相沖突,因此,我就必須在理論上對這種發展模式的理論基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進行深入反思。2009年春,我在給學生上課時,就開始對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進行系統的批評。后來,有學生告訴我,該理論被推薦為了2009年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候選理論。直到去年,我才正式地發表《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一文,文章提出了這種觀點:由于跨國公司模塊化生產、發達國家對國際貿易的壟斷結構和美元霸權的支配性影響,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不僅使我國在國際分工中被鎖定于產業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國遭受到美元霸權的殘酷掠奪,這是我國經濟雖然高速增長,但已經無法再像戰后日本和韓國那樣使全體國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不僅沒有解決沿海與內地之間的矛盾,反而導致了資金、資源和勞動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導向型部門,造就了畸形的外向與內需相分割的“二元經濟”,成為內需長期無法啟動、民族企業的投資機會被外資擠占并引發嚴重經濟泡沫的主要原因。這種戰略不僅沒有溝通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系,反而卻造成了重工業的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和高端技術仍被跨國公司所壟斷的局面,并成為高等教育沒有出路、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后、“三農問題”成為死結和就業問題日益嚴重的主要根源。

  四、保護主義的內向型經濟也是破解美元霸權的釜底抽薪的根本措施

  主權信貸是與美元霸權相對立的,我國具有廣闊的市場,主權信貸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單從人口上來說,我國的人口規模超過美國、歐盟、日本和俄羅斯的人口總和,我國具有世界上任何國家或歐盟都無法企及的最大的內需市場,完全可以在任何產業上達到規模經濟,對外貿易并不重要,達到貿易平衡就可以了,這就是為什么我說中國要重走內向型經濟的原因。重走內向型經濟和貿易平衡,美元霸權就對中國無計可施了。

  我國深陷“美元陷阱”的主要根源在于出口導向型經濟,在于實體經濟,顯而易見,如果中國的進出口保持長期的動態平衡,也就是外匯儲備夠三個月進口的需要就可以了,這樣我國就不會積累這么多的美元儲備,也不會陷入“美元陷阱”。因此,如果沒有終結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那么,在紙幣經濟的時代,無論是儲備貨幣多元化還是不切合實際的建立與主權脫鉤的世界貨幣都無法解決美元霸權問題。要解決美元霸權問題,就必須破除對出口導向型經濟或外向型經濟的迷信,就必須重走保護主義的內向型經濟。

  英國崛起時靠外貿,是因為他的國內市場狹小。而美國由于國內市場大,所以崛起時走的是內向型經濟。因此,在貿易平衡和內向型經濟的情況,美元一分錢也不讓它進來。技術問題如何解決?主要是靠國內競爭,中國這樣大,競爭能充分發揮作用。如果說把美國和德國崛起概括說是通過“對外保護對內自由競爭”實現的也可以,但是自由競爭又有問題,美國在崛起的后期社會面臨分裂,這是美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出現“進步時代”的原因,因此,國家還是要干預,不能自由放任。

  五、中國保護主義經濟崛起的戰略方針

  我幾年前有一個提法,就是建設中國崛起的國家主義經濟學,按照這種經濟學,我們現在需要研究破解美元霸權的戰略,研究在實施保護主義戰略后,我國在金融、農業、工業、對外貿易等各個方面如何去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是發展模式的根本轉型。我在《保護主義與內向型經濟:中國崛起的唯一選擇》一文中,提出了中國保護主義經濟崛起的十大戰略方針,這包括:第一,抓住高端產業和各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特別是要把資本貨物工業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資料工業在國際經濟中的領先地位作為奮斗目標。第二,提高關稅保護水平,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的談判,拒絕在中國推廣轉基因農產品技術,拒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第三,停止引進外資和回購外資企業。第四,重新恢復國民經濟平衡發展的基本方針,其目的是為我國高端產業和各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創造國內市場。第六,嚴格限制乃至禁止原材料和不可再生資源出口,并把資源型外資企業全部收歸國有。第七,中國最大的“比較優勢”在于豐富的人力資本和潛在的科技優勢而非廉價勞動力,這為中國開發這種最豐富的要素稟賦并崛起為世界科技創新第一大國創造了別國難以匹敵的優勢。第八,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特征的內向型經濟發展戰略要以工人農民的收入增長為引擎。第九,大力發展國內區際分工和區際貿易,以開發中西部為重點,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工業特別是高端產業集中在沿海地區的不合理狀況。第十,內部改善:以保護主義為特征的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需要我國在國內流通體制、基礎設施、打破地方保護主義等內部環境的改善上痛下苦功。

  現在我看不到這種大轉型的希望,一個原因就是為政府中沒有人會從這方面去想,他們仍是被自由貿易和比較優勢理論支配著,曾有國家領導人倡導干部要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而根本不知道我們編的與之大相徑庭的《窮國的國富論》。這是非常令人感到悲哀的。因此,看來只有遭遇重大危機,才有可能有人對我講的感興趣。

  此外,如果按照我所提出的轉型來做,這將是世界人民當然也是美國人民的福音,因為美元霸權建立的是一種類似于古羅馬的掠奪和剝削體系,是世界經濟動蕩的主要根源。歐盟和日本雖然對美元霸權極其不滿,但他們不具備破解美元霸權的實力,只能忍氣吞聲。而對于中國來說,由于國土遼闊、人口眾多和可以發展最多樣化的分工,因此完全可以實現自給自足,再加上統一的中央政府,這樣,中國完全可以與美元體系隔離開來,以中國為龍頭,團結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自建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在這種情況下,美元霸權必然要逐步走向衰落,并最后瓦解。

  然而,在美國金融利益集團和軍工復合體集團的支配下,美國政府必將對任何試圖脫離美元體系的國家進行打擊,因為任其發展,它不僅不能剝削中國了,而且由于美元霸權的最終瓦解,將使美國的霸權也被瓦解。因此,它甚至有可能會發出戰爭威脅,阻止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就想去年的黃海軍演一樣。但這只不過是戰爭恫嚇而已,這種辦法對待伊拉克和利比亞可能有效,但對于中國這樣國土遼闊的國家來說,任何入侵者必將陷入屈辱的失敗境地,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擔憂。但是,從戰略角度考慮,中國需要做兩點工作:一是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為將來的戰爭做好準備,二是中國的工業不能集中在沿海,中國的工業中心應該向中西部轉移,以避免損失過大。

  六、重大危機導致發展模式轉型的兩個必要條件

  重大危機導致發展模式轉型的需要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國家的精英接受了符合國家利益的經濟理論,二是形成了符合國家利益的利益集團。否則,再大和再多的危機也沒有用。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剛開始的時候,我認為中國戰略調整的機遇來了,但一看2008年底拉動內需的4萬億計劃以及恢復出口退稅的種種做法,我的心就凉了。當奧巴馬在2009年初搞保護主義的時候,我甚至希望他搞的越大越好,這樣才能刺激中國大轉型。但美國很聰明,它不能搞的把中國人搞急了,搞的中國沒辦法了不得不轉型,而這種轉型對它們的利益集團是不利的。因此,國際金融危機提供的重大轉型機會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被政府錯過了,因此,我在2009年寫文章說,看來只有更大的危機,人們才能覺醒。

  但也未必,近代史上的鴉片戰爭是多大的危機,“千年未有之變局”,但中國拖了很久才覺醒,然而,到現在仍不清楚美國、日本等國家崛起的原因。美國崛起就是因為接受了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保護幼稚工業和獨立自主發展國民經濟的理論。

  比這種理論更重要的因素則是在重大危機發生時存在一個符合國家利益的利益集團。例如,在1812-1814美國轉型時,由于在此前的1807年的禁運一直到1814年底第二次美英戰爭結束時的七八年間,由于對外貿易的中斷,原先支持自由貿易的并對國家決策有重大影響的大貿易商等不得不為了生存,轉投國內工業,到1814年底第二次美英戰爭結束時,他們在工業上的投資已經具有一定規模了,這些人在符合國家利益的工業上就有了自身利益,而且是有權勢的人,因此在1815年2月的《根特條約》生效后,當大量的廉價英國工業品洶涌而入企圖剿滅美國工業資本的時候,他們當然不干了,因此他們大力支持和推動美國的工業保護主義運動,為美國崛起奠定了基礎。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這兩次戰爭使美國的利益集團發生重大重組,漢密爾頓的思想就可能永遠被束之高閣了,美國就會陷入和拉丁美洲一樣的命運。

  七、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大變革需要做兩件事情

  中國30年改革分為兩個階段:學潮之后的1993年是變化的轉折點,看關稅就可以看出來,1995年關稅大幅度下降,在此之前靠內需,在1993年之后,由于新自由主義日益支配我國經濟政策的制定,我國才陷入了目前進退維艱的困局。從對外關系來看,從1993年開始,為了加入WTO,我國大幅段降低關稅并沒有限制地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從而陷入了美國經濟戰略家通過對中國學界、政界和商界洗腦的陷阱之中,使中國人自己自愿地選擇了一條依附型的經濟發展道路。現在所謂的“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外國人忽悠中國或我們自己忽悠自己,包括自主創新實際上是作秀,許多人根本就不了解自主創新的含義。

  現在自由貿易和外資有益的觀念仍占支配地位,所以中國經濟要大轉型首先需要思想啟蒙、救亡啟蒙。我去年提出召開“中國民族主義經濟保護運動高級論壇”目的就是要這種工作,此外也是要充當學術壓力集團的作用,要發出聲音,要讓政策制定者知道,還有替代性的發展思想,現在是他們不了解,只知道自由貿易理論,其結果是上當受騙。學術壓力集團的作用是促使高層了解保護主義是發展中大國取得技術和經濟領先地位的必由之路,這樣他們才會有反思,才有可能接受對國家有利的發展戰略。

  再就是分析誰支持貿易保護的問題,形成利益壓力集團,我感覺國企現在不支持,因為有壟斷地位,日子過的好,他就不支持,因此支持保護主義的主體是民營資本。但實際上,在民族工業的問題上,國企和民營資本在利益上是一致的,如果他們能和衷共濟,形成保護民族經濟的利益壓力集團,才能對政策變革起到真正的作用。

  (注:原文說這個發言是2010年,可能是筆者的筆誤,應該是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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