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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與民主人士李燭塵的特殊交往

陳 凱 · 2019-06-20 · 來源:文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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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主席初識民主人士李燭塵,是在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為謀求國內和平,應蔣介石邀請赴重慶進行國共兩黨談判期間。而李燭塵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認識,則早有淵源。

  中國共產黨把統一戰線作為“三大法寶”之一,同民主人士的交往便是統一戰線的一項重要內容。標題之所以用“特殊”兩個字,則是說毛主席與民主人士李燭塵,有著不同尋常的一種交往。

  李燭塵(1882—1968年),湖南永順縣人,生于小康之家,幼讀私塾,時受維新思潮影響,考入常德湖南公立西路師范學堂,與林伯渠是同學,參加“湘江學會”,又與徐特立等結識,而林、徐二人日后均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層人士。其長子李文采上世紀30年代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往蘇區工作,李燭塵以十分開明的態度同意他“走自己的路”。

  1912年,李燭塵31歲時,赴日本留學,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后稱工業大學),專攻電氣化學,在此期間結識留日學生范旭東。1918年畢業回國,即加入范旭東創辦的久大鹽業公司,歷時數十年,直至上世紀50年代公私合營。如果說范旭東是一位謀劃企業發展的實業家,侯德榜、李燭塵,則是他的“左膀右臂”,總工程師侯德榜博士畢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以科學技術見長,李則是一位長于調查研究,精于企業管理的人才。

  李燭塵是一位愛國的實業家,早在抗日時期即已涉足社會政治活動。1942年周恩來委派徐冰(邢西萍)與李燭塵建立聯系,其后,李燭塵又多次同周恩來會晤,并參加周對在渝工商界知名人士的宴請。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毛澤東主席為謀求國內和平,應蔣介石邀請,于8月21日親赴重慶進行國共兩黨談判。當時,李燭塵為此曾對《大公報》《新華日報》發表談話,歡迎毛澤東主席來渝。李還出席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與重慶工商界人士的座談會,聽取毛澤東關于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和中共對民族工商業者的政策。其間,毛主席曾向范旭東提出,在將來的新政府可否出任部長?范略思片刻答:我不是做官的料子。遂推薦了李燭塵。事后,毛主席問周恩來:我這位同鄉怎么樣?周答:很進步,很有膽量,和我們早有交往。毛主席在離開重慶前,又單獨邀李燭塵共進午餐,李坦言:中共對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可信可行,不過我的政治態度是不右傾,不左袒,主張“民有、民治、民享”。同時,還告訴毛主席,他正與黃炎培、胡厥文等在籌組中國民主建國會,要為爭取民主政治,維護產業界生存而斗爭。李燭塵又提出,他主張未來的聯合政府宜采取“國農民工”政策,即政府集中力量扶持發展農業,把工業交給已有一定力量、一定規模的民族工商業者來興辦。毛主席頗為贊賞,同時指出:只有國家獨立,民族工商業才有發展前途。同為湘籍人士的毛主席與李燭塵,由此結緣。

  1945年10月4日,永利、久大的創始人范旭東病逝,李燭塵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根據國共兩黨協議,將召開(舊)政協會議。李作為“社會賢達”代表參會,他積極主張國共合作,和平民主建設國家。12月,在民主建國會成立大會上,李燭塵當選為理事,日后參與社會政治活動更見增多。

  日寇投降后,李燭塵返回天津,在組織恢復企業生產的同時,繼續參加社會政治活動。與天津中共地下黨李定(公開身份是《大公報》記者)、王文化(天津地下黨工委負責人之一)等都保持著聯系。特別是在天津解放前夕,他們傳達黨的意圖,透過李在工商界的影響,對國民黨的黨、政、軍、警上層不遺余力地進行工作,為天津解放,保護北方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做出了重要貢獻。

  1949年6月,李燭塵參加了在北平舉行的新政協籌備會的工作。9月21日,為成立新中國而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正式開幕,李燭塵以“全國工商界”代表身份參加,并當選為主席團成員。在這次會議上,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56名委員之一。10月1日,李燭塵與黨和國家領導人等一起,登上天安門參加了開國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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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舉行

  1950年,李燭塵出任天津工商聯、民建主委。同年,抗美援朝開始,他在工商界中積極開展工作,揭露美帝國主義侵略本質,清除一些人存在的崇美、親美、恐美思想,樹立中朝必勝的信念。11月30日,工商聯、民建組織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示威大游行,69歲的李燭塵擔任游行總指揮,率領四萬多工商業者參加,并向毛主席致電,表達共同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圣任務而奮斗到底的決心。12月2日,李燭塵收到毛主席的鼓勵復電。天津工商界的行動,對全國影響很大,隨后,北京、上海、廣州等許多大城市的工商界也相繼舉行示威游行,形成了一個如火如荼的愛國運動。

  建國初期,我們接收了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百廢待興,而國家財政困難,物價波動,人民生活仍難以得到根本改善。經過黨中央多方的努力,在短時期內即實現了全國財政的統一,物價趨于穩定,財政經濟狀況開始好轉。為貫徹《共同綱領》關于國家經濟建設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十六字方針,有關部門于1951年10月起在天津舉辦為期一個半月的“華北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盛況空前。

  1951年12月27日,毛主席來津處理公務(劉青山、張子善問題),同時參觀了物資交流大會,稱贊:“展覽辦得好,同志們都應看看,很長知識。”意外的是,此行毛主席在市長黃敬的陪同下,專程赴天津馬場道202號李燭塵的寓所“入戶訪問”,這也是建國后毛主席到私人家里造訪的特例。毛主席談了希望廣大工商業者按照《共同綱領》精神,積極恢復和發展生產。李燭塵匯報了“永久黃”團體申請公私合營的問題。毛主席認為,這在少數先進分子中是可以的,但對大多數工商業者還是提倡走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形式(委托加工、計劃訂貨、代購、經銷等),要求李要很好地總結經驗。談話中,李還匯報了天津工商聯、民建組織在抗美援朝中積極捐獻等情況。毛主席指示:這兩個組織要協助黨和國家做好工作,你們這些先進分子要起骨干模范帶頭作用。毛主席關心李燭塵的身體健康,因李年事已高,經常跑北京很辛苦,建議他把家搬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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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7月5日,毛澤東和新政治協商籌備會常務委員合影

  1952年下半年,“三反、五反運動”結束。10月26至11月初,毛主席利用中央批準的休假期間,專程南下視察黃河,此行涉及山東、河南、平原(1952年11月撤銷,分別并入山東、河南)三省。25日晚專列離京,同行的有中辦主任楊尚昆、公安部部長羅瑞卿、鐵道部部長滕代遠、一機部部長黃敬等。當晚路經天津,市委書記黃火青、代市長吳德迎接。隨后由吳德陪同第二次登門拜訪李燭塵。鑒于當時工商界人士剛剛經歷“五反”,尚心有余悸,談話時讓吳德留在門外,以使李可無所顧忌地暢言,談話后便邀李同行視察。26日上午,與李一同視察天津新港,隨即南下。行程的第一站是山東,這也是毛主席首次山東之行。在濟南,因中共山東分局代理書記向明正在上海開會,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等負責接待,毛主席笑著向李燭塵介紹說:“許世友同志是山東軍區司令員,原來在吳佩孚那里當兵,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參加了北伐軍,解放濟南戰役是他指揮的呀!”對許稱贊有加。在前往曲阜的專列上毛主席與李燭塵談話較多,話題落在國共合作上。毛主席說:“蔣介石殺了我們無數的同志,也殺了毛家6口人,為了民族國家利益,顧全大局,我們還是同他合作;但他反復無常,又發動內戰,反共反人民,我們就把他打垮了。”李燭塵邊聆聽邊表示首肯,對毛主席從大局出發,不記個人恩怨的偉大胸懷極為敬佩。山東之行還有個細節,濟南方面安排毛主席夜宿山東分局統戰部(交際處)東樓,只有李燭塵和負責保衛的同志同住東樓,其他陪同人員則都住在南樓,由此可見毛主席對民主人士李燭塵的關懷非同一般。在山東停留兩日,28日去曲阜參觀,之后專列前往徐州,登云龍山。29日晚專列抵達蘭封(今蘭考)車站。30日在專列吃早飯時,毛主席對李燭塵說:“老根據地人民在戰爭年代付出了很大的犧牲,我們現在集中搞城市,對老區顧及不夠,以后要幫助他們。”隨后毛主席一行往鄭州視察黃河,感慨良多。一次,毛主席似像對黃河,又似像對李燭塵說:“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怎奈天下蒼生”;“我們一定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李燭塵聽后十分感動,遂主動將自己十多年前對大西北的考察和對黃河治理的意見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聽后笑著說:“沒想到你這個搞化工的,還對水利蠻有研究!”二人談得十分融洽。在參觀游覽的沿途,還談及了許多革命烈士的歷史,專列返京途經邯鄲時,毛主席等到晉冀魯豫烈士陵園憑吊,為烈士陵園題詞:“英勇犧牲的烈士們千古,無尚光榮”。11月3日凌晨,專列回到北京。

  1953年1月,李燭塵被任命為華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4月21日,李致信毛主席稱:“我實在思想上有些不安。”因民建、工商聯事項“要經常過問”,每周都“要在京津間往返一兩次”,加之“本公司的爛攤子尚未安排好”,請求“少肩負”上述職務。不久,該委員會在機構調整中,于1954年撤銷。

  1953年,國家進入計劃經濟建設階段,急需資金支持,中央研究決定發行“國家經濟建設公債”,而私營工商業者是重要的募集對象。2月8日,李燭塵與黃炎培、陳叔通、盛丕華四人,應約出席毛主席召開的發行公債問題座談會。他們在完成這項工作中都發揮了很好的動員、帶頭作用。

  1953年3月,毛主席指示李燭塵,請他對中國工業現狀做調查。為此,李燭塵親自下去參觀調研了大、中、小工廠約40個單位,整理出了包括各種工業發展狀況、一般私營業主的思想情況、如何使他們為國家服務、如何解決工商業存在的問題、對手工業的想法、對工商業資金枯竭怎么辦等幾個方面,長達17頁、數千字的報告。1953年4月19日完成呈交(落款于華北行政委員會,表明在該委任職時間不長,依然做了大量工作)。同月21日,毛主席即復信,稱:“閱悉,甚謝。你做了許多調查工作,你的建議對于解決現存問題是會有幫助的。我已將你的信轉給許多有關同志去看去了。”

  1953年9月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邀集民主黨派及工商界部分人士座談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李燭塵與陳叔通、黃炎培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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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與李燭塵

  1954年4月,毛主席在中辦主任楊尚昆、公安部部長羅瑞卿、鐵道部部長滕代遠等陪同下離京赴唐山、秦皇島、塘沽等地視察,19日晚離京,20日凌晨到天津,夜宿當地。之后,天津市委書記黃火青加入陪同,并再次邀李燭塵一同乘專列東行。21日視察長城、山海關,中午到秦皇島港,隨后參觀耀華玻璃廠,并告誡干部要參加生產勞動,向工人學習技術。22日上午到北戴河,下午到唐山,在滕代遠、李燭塵等陪同下,視察啟新水泥廠,因未見到總經理周叔弢,略感失望,遂在公司其他領導陪同下向車間走去。此時,副經理姒南笙風風火火趕到,毛主席邀姒在專列上談話。23日上午,一行陪同毛主席視察永利堿廠,永利廠是“化工先導”范旭東創辦的頗有影響的大型企業,范旭東逝世后由李燭塵、侯德榜主持,1952年即已申請公私合營。到廠時由廠長陳西平接待,毛主席沒有休息便去生產車間參觀,隨行的保健醫生提出車間“氨氣刺眼”,但毛主席仍堅持戴上口罩實地查看。陳西平介紹了工藝流程等,毛主席充分肯定公私合營后的變化,并一再指示要抓緊解決粉塵問題,對廠長說:“要關心工人疾苦,這么大的粉塵,要得職業病的,需抓緊解決。”隨行的攝影記者侯波,在廠區為毛主席及陪同人員拍照留念。

  據李燭塵專用司機回憶,上世紀50年代某一天凌晨,毛主席派專車接李外出視察,天津市有關部門和領導事先均不知情。一個多月后,李才返津,對司機笑稱,是跟隨毛主席到西北視察去了,在一次騎馬時,馬鐙把皮鞋都擦壞了。又稱,那些年毛主席每年至少有一次請李燭塵吃飯,司機好奇地詢問吃什么好菜,李告訴他就是兩個葷菜和湖南口味的小菜,主要是談心。

  同是上世紀50年代初,李燭塵為方便同毛主席聯系,幾乎每周都要在久大公司駐京辦事處(西城區安福胡同)住上兩三天。毛主席顧及李年邁勞累,曾將西藏達賴、班禪所送的人參等十多種珍品作為補品轉贈李燭塵,體現了對民主人士的關懷和敬重。李燭塵曾對家人說,毛主席看他年歲大了,常跑北京辛苦,要他搬北京去住。1955年,李燭塵離開天津寓所,搬往北京居住。

  1955年10月29日,李燭塵與陳叔通等全體工商聯執委應邀出席毛主席召開的關于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

  1956年2月22日,他陪同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出席工商界青年積極分子大會的代表。同月29日,陪同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出席全國工商界家屬和女工商業者代表大會的代表。

  1956年2月至4月間,毛主席連續聽取國務院34個部門匯報,在中央高層研究的基礎上,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講話,其中重要一項內容是指出:要“適當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比重,更多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同年5月,毛主席親自約談李燭塵,請已經75歲的他出任食品工業部部長。1956年5月1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任命(1958年改為輕工業部,1965年又改為第一輕工業部)。李不顧年事已高,在部黨組的支持下,調查研究,與黨坦誠合作,殫精竭慮,忘我為公,堅決貫徹國家的產業計劃,連續任職達12年,成就斐然。

  同年12月6日,作為全國工商聯、民主建國會的副主任委員,與陳叔通、黃炎培等,應邀出席毛澤東、劉少奇、陳云等中央領導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中心內容是研究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后的諸多問題,解除工商界的疑慮,要致力于發展生產建設。同年12月18日,李燭塵陪同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出席全國工商聯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

  1964年元宵節,李燭塵與黃炎培、陳叔通、胡厥文等10位老人,被毛主席邀請到中南海家中做客。李燭塵匯報自己擔任輕工業部部長期間下基層調查研究的情況,并當面向毛主席提出,鹽的綜合利用和制鹽工業采用新技術的建議,得到毛主席的稱贊。

  1964年末至1965年初召開的全國政協四屆一次會議上,李燭塵被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十年“文革”,開始時李燭塵也曾登上天安門陪同毛主席檢閱浩浩蕩蕩的紅衛兵,但后來則愈益困惑,表示很不理解。幸而在周總理關懷下,得到保護,他深居簡出,并未遭受沖擊。

  回顧歷史,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在李燭塵的人生歷程中,開啟了新的篇章。從根本上說是黨的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設富強國家的需要;是黨為國家、為民族犧牲奉獻精神對李燭塵的感召;同時,也是李燭塵本人在民族資產階級中具有出色的社會活動能力和代表性的反映。加之,與毛主席有著鄉誼之情,從建國初期到“文革”,兩人有著一段不同尋常的特殊交往,也就不足為怪了。

  黨的十九大提出,要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稱它仍是“黨的事業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必須長期堅持”。堅持和發展同黨外人士密切交往的傳統,仍然是各級黨組織和黨員的重要歷史使命。

  【天津師范大學退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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