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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毓:中國革命中的小資產階級(1924-1928)

李志毓 · 2019-06-20 · 來源:歷史與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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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批判,則蘊含著豐富的政治動能,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它將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階級分析概念,轉化為一個指向內心的意識形態批判概念,開啟了一個政治主體自我反思、自我約束的歷史過程,在政治中包含了主體再造的內容。

  內容提要

  1924-1928年間,小資產階級問題成為國共兩黨和中國知識分子普遍關心的問題。在國共合作期間,共產國際和中共曾判斷,中國人口的大多數是小資產階級,他們不能接受中共的領導和綱領,因此力圖發展出一個能代表小資產階級并與中共密切合作的國民黨“左派”來領導國民革命;國共分裂后,一些既不認同國民黨反共屠殺,又不認同工農武裝暴動的知識分子,在論證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的基礎上,展開對中國非資本主義道路的探討;而中共則為確立自身的無產階級政黨性質,開始在政治和文化領域批判小資產階級意識,由此將“小資產階級”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階級分析概念,轉化為一個指向內心的意識形態批判概念,開啟了中國革命中的政治主體自我反思、自我約束的歷史進程,也從一個層面展現出中共政治組織與政治文化的獨特機制。

 

  小資產階級的問題,是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問題。它直接關聯到20世紀初的中國——這樣一個小農作生產者占人口絕大多數、工業無產階級相對弱小的國家,能否運用馬克思主義,能否走通共產主義道路的問題,以及,如果走共產革命道路,需要克服哪些困難?如果不能走共產革命道路,應該走一條什么樣的革命道路和現代化建設道路的問題。在實際的歷史過程中,小資產階級概念,既是一個社會分析概念,又是一個文化認同與思想批判概念,在特定歷史時期,被賦予過改造主觀世界,去除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成無產階級意識的批判功能,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具有重要意義。

  1924年中國國民黨改組,實行聯共政策,蘇聯和共產國際作為一種現實的政治力量進入中國,小資產階級概念隨之深入中國政治。在整個國民革命期間,對于誰是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代表、如何發動和領導小資產階級群眾的理解和判斷,深刻影響了中共的政治抉擇和國共兩黨關系。以往的國共合作及國民革命研究,大都忽略這一問題;有關小資產階級的研究,更多局限于觀念分析或文學作品中的小資產階級形象論述;(1)對于國民革命期間小資產階級概念在實際政治中的功能,對于政治概念與政治實踐相互激發、相互生成的復雜互動關系,則缺乏充分揭示。

  小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既是現實的社會階層,又是一套分析話語,兩者之間既有重疊,也有分離。這種復雜交織的狀況在中國革命早期已有充分體現。本文試圖從四個相互關聯的層面,呈現小資產階級概念在1924-1928年間,被不同政治群體使用時的不同政治目標與功能,借助清理這一概念的歷史內涵,呈現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共產國際和中共對中國革命的理解和政治方針;國共分裂后,不同政黨和政治派系對中國非資本主義道路的探索;有著小資產階級認同的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困頓、追求;以及自命無產階級的政黨和知識分子通過批判小資產階級意識,確立自身政治主體性的最初實踐。借助對于以上問題的探討,本文將揭示與小資產階級問題相關的中國革命的豐富內涵。

 

  一、發展國民黨“左派”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有一個基本的政治策略,這就是發展一個能代表小資產階級并與中共密切合作的國民黨“左派”,來領導民眾運動,發動國民革命。當時共產國際及其領導下的中共都認為,在工業落后的中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不是工業無產階級,而是包括自耕農、小業主、小知識分子在內的所謂小資產階級。“在現時中國民族革命的過程中,包羅著極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他們在民族革命中占極重要的地位,這些群眾絕不是C.P.所能包辦組織起來的……并且他們也不能接受C.P.的政綱。”(2)因此,必須發展出一個國民黨“左派”的政綱,在共產黨所代表的無產階級之外,來表達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以形成動員最多數民眾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

  什么是小資產階級?陳獨秀認為,“手工工業家及小商人”“約占農民半數之自耕農”,都是“中小資產階級”,另外,還有“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3)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說:小資產階級,“如自耕農,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學生界、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小商人等都屬于這一類”(4)。彭述之在《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中說:所謂小資產階級,即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中間之小私有財產的生產者,里邊包括著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并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小資產階級在全國人口中所占的數量,是異常之大的,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時候,小資產階級就有舉足輕重之勢”(5)。

  基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關于小資產階級的論述,早期中共領導人都認為,小資產階級受其經濟地位的決定,在革命面前必然猶豫、動搖,沒有獨立的政策。但恰恰因為其動搖性,可能靠近革命,也可能反對革命,加之人口數量龐大,因此,無論是在動員全體國民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國民革命中,還是在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中,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整個過程中,中共都試圖通過支持國民黨“左派”,來聯合小資產階級,擴大國民革命的社會基礎。他們希望借助與國民黨“左派”的聯盟,將廣大小資產階級和非階級的知識分子團結在革命陣營當中,同時保證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純潔性。在“北伐”軍隊到達兩湖之前,這一思想主導著國共合作。雖然,那些曾經被中共認定為國民黨“左派”代表人物的廖仲愷、蔣介石、汪精衛、鄧演達、徐謙等人,并不曾認為自己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絕大多數的自耕農、手工業主、小商人們,也未曾形成統一的階級意識、并認同自己是小資產階級。

  當國民革命隨著“北伐”戰爭,從珠江流域擴展至長江流域時,特別是在1927年的武漢政權下,小資產階級問題,成了中共對國民黨政策的焦點問題,影響了共產國際和中共對國民黨的一系列判斷和決策。1926年底至1927年初,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兩湖地區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工農運動。這一迅猛爆發的革命形勢,展現出底層民眾中蘊藏的巨大力量,也使兩湖地區的中小地主、小工廠主、店東等所謂“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受到嚴重沖擊,階級矛盾空前激化。一些國民黨“左派”和軍事將領感到恐慌,要求停止革命。

  在這種形勢下,重新評估中國社會各階級力量和確立革命進一步前進的策略和方向,就成為國共兩黨必須面對的問題。大部分“左派”國民黨人傾向于調和階級矛盾,而共產國際和中共內部的激進派別,則試圖拋開小資產階級,將革命進一步推向深入。1927年2月,青年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納索諾夫致信青年共產國際,認為,目前“對小資產階級的明確政策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政策是以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基礎制定的,這一切都是不成文的歷史性妥協的結果……可是現在形勢完全不同了……中心應該是工人、農民、手工業者”。現在重要的任務是“要對小資產階級做出評價”,改變從前依靠小資產階級的方針。(6)

  從國共合作建立以來,國民黨“左派”就一直被中共看成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改變對小資產階級的方針,即意味著改變對國民黨“左派”的方針。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清共”,而兩湖工農運動卻如火如荼發展,這促使共產國際對中國形勢做出新的判斷,認為蔣介石的叛變,標志著民族資產階級已脫離革命,中國革命已開始從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轉變為千百萬工農群眾的革命,轉變為土地革命,并提出了在開展土地革命的基礎上,建立獨立武裝的要求。(7)

  1927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羅易來到武漢,帶來共產國際要求將中國革命轉變為土地革命的最新指示,反對國共合作之初鮑羅廷曾推行的分化、聯合國民黨領導人及軍事將領,發展國民黨“左派”的策略。羅易認為,對國民黨“左派”的作用不應估計過高,他們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小資產階級沒有獨立的政治力量,在同北方作戰的情況下,武漢的“小資產階級領導集團”在軍官和其他勢力的壓力下,會“轉身逃跑而拋棄群眾”。羅易認為,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左派”,若沒有中共和工人階級的支持,就“活不到明天”。他堅決主張立即從下層開展土地革命,設想在兩湖武裝農民,建立一支共產黨的軍隊,自下爭取士兵,使其轉身反抗軍官。(8)

  羅易認為,汪精衛及武漢“左派”既反對蔣介石,又反對共產主義傳播,這種情緒,正反映了小資產階級在革命面前的恐慌和動搖。中國共產黨應該支持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在斗爭中贏得小資產階級的支持,使他們“信服”而站到革命的陣營中來。(9)羅易的觀點,得到張國燾的附和,他們代表了共產國際和中共內部的激進派別。鮑羅廷、陳獨秀、張太雷等人,則反對羅易的觀點,認為共產國際的指示太“左”,土地革命的綱領,小資產階級不能接受,革命聯盟將因此瓦解。穩健派別主張約束工農運動,向小資產階級讓步,仍與國民黨“左派”密切合作。

  在1927年4月底至5月初召開的中共“五大”上,陳獨秀說:“我們總是需要與小資產階級建立聯盟,因此,必須向他們做某些讓步……在城市里,只有小資產階級是我們的同盟者。如果大資產階級把小資產階級拉到他們那方面去,無產階級就會陷于孤立。……由于我們在國民黨里的工作做的不夠好,沒有很好的把小資產階級吸收到國民黨里來,因此,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人不多。今后,我們要通過國民黨更好地向小資產階級做工作。”關于土地問題,陳獨秀認為:“目前就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畢竟太激進了”,小地主的土地不能沒收,因為“在國民革命中,我們需要小資產階級,小地主屬于小資產階級”,在相當時期內,“我們必須保持中間路線”,“必須和小資產階級保持聯盟”。(10)

  1927年5月12-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漢口舉行聯席會議,討論與小資產階級、農民和國民黨“左派”的關系問題。陳獨秀提出六條對小資產階級讓步的意見:

  (1)小地主和軍官的土地不沒收;

  (2)成立解決小資產階級與工人糾紛的仲裁委員會;

  (3)商人有權參加各種自治機構,反革命分子除外;

  (4)不禁止、不妨礙帝國主義的貿易;

  (5)邀請國民黨參加工農組織;

  (6)支持國民黨政府增加征收捐稅,條件是不剝奪貧困居民階層。(11)

  討論的結果,穩健派占了上風。5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于小資產階級問題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決議案,指出:“我們在此革命階段中和國民黨合作的目的是健強并鞏固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同盟。”“共產黨的策略一定要兼顧到同盟中非無產階級成分的利益……現時革命的發展,使本黨對于保護小資產階級利益上,亦有規定明確政策的必要。”在該決議案中,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五條辦法,希望以此消滅“國共兩黨的關系(特別關于小資產階級的問題)之可能的困難”,包括調和雇主與店員沖突,對于帝國主義商業不加禁止,商民得享政治與公民權利等。(12)

  這份決議正視了兩湖農工運動早已超出國共兩黨控制的現實,否定了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激進政策,在社會發生激烈沖突與分裂的情況下,試圖緩解社會矛盾,維持國共合作。在后來的中共黨史中,這被當作試圖利用國民黨“左派”并向小資產階級妥協退讓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而遭到批判。蔡和森說,這一路線的確立,意味著中共中央“再一次恢復了對汪精衛的幻想,把他當作國民黨左派的領袖”,“這樣,汪精衛就成為我們全部政策的中心”。(13)這一路線一直維持到羅易為了“重新贏得汪精衛的信任”擅自將斯大林含有指示中共發動土地革命、組建工農軍隊、建立革命法庭等內容的“六一電報”副本交給汪精衛,并直接導致了汪精衛在武漢的“分共”。

  因為汪精衛被視為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武漢“分共”就被理解為是小資產階級“叛變”了革命。“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如汪精衛之類,見著革命發展便嚇慌了,寧可背叛國民黨的主義,完全走進了資產階級的反動營壘。”(14)這種判斷在國共分裂之后,對共產黨內的“左傾盲動路線”的形成,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是很快,共產國際和中共領導層就認識到,如何動員包括農民、市民、小商人和知識分子在內的中國社會最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同情中國共產黨,參與中國革命,仍是代表無產階級的中共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

 

  二、小資產階級哪里走?

  1924-1927年間,共產國際和中共試圖發展國民黨“左派”來領導小資產階級群眾,但國民黨“左派”并不自認是“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廣大的自耕農、手工業者和小商人,也未形成統一的階級意識。有著自覺的小資產階級認同的,主要是那些新知識分子。

  國共分裂之后,白色恐怖在中國蔓延,數以萬計的革命者和激進青年遭到殺戮,中共則迅速走上工農武裝革命道路,并以紅色恐怖對白色恐怖展開了殊死斗爭。許多共產黨人陷入恐怖主義情緒中,不僅要求用恐怖手段對付國民黨當局,也要求用恐怖手段對付消極的群眾。許多地方基層黨組織公開要求實施紅色恐怖,作為對付白色恐怖的自衛手段。(15)1927年10月,中共東江特委發動第三次海陸豐暴動,暴動綱領提出:“對于中立之不革命分子,或用威赫,或用欺騙手段,使其不敢躲在家里,而出來參加示威暴動,及迫其殺人放火工作,使其無法向反動隊伍妥協或投降。無論男女,有敢弗從者,將之梟首示眾,以反革命宣布其罪狀,為殺一儆百之手段。”(16)

  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米特凱維奇在寫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中說:在湖北,黨委組織了一周的紅色恐怖活動;在廣東的汕頭地區,一些黨員由于對黨的策略不滿,成立了名為“三K黨”的新黨,提出不僅要對當局實現恐怖,對黨的機會主義領袖也要實現恐怖。從廣州暴動中逃出來的人說“離開那里就要給資產者留下一堆瓦礫”。在海陸豐的一次黨的會議上決定,“每個黨員都要殺死九個同村人”。在長沙,黨組織由于迷戀恐怖,被人們稱為“深夜黨”。(17)白色恐怖和紅色恐怖,“雖然色彩不同,反正恐怖的空氣已經布滿了各地”。(18)1927-1928年的中國,在兩種恐怖的交織中戰栗。

  革命暴力與反革命暴力的對決,深深震撼著試圖置身決斗之外的人們,尤其是那些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有人撰文《反對共產黨之理由》說:“共產黨人昭示我者,為暴風疾雨,為驚濤駭浪,非吾人所愛之春光暖波;為深山虎嘯,為長林獅吼,非吾人所愛之花間鳥語;又為堅冰積雪,不若青山綠水之可游樂;又為槍林彈雨,不若晨風夕月之可留連。我愛晨風夕月,我愛青山綠水,我愛花間鳥語,我愛春光暖波。”(19)然而,在嚴酷的階級斗爭面前,沒有春波秋月,沒有鳥語花香。革命的巨浪,讓置身其中的人和旁觀者,都感受到了它的威力,感受到中國正在走向一個大的時代。“無論你是怎樣的一個小人物……她有這樣大的力量,決不從她巨靈般的手掌中放掉一個人。”(20)

  1928年3月,朱自清寫下一篇轟動一時的文章——《那里走?》,表達了一個自覺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的知識分子,對于革命的恐懼和彷徨。他看到Class Struggle短兵相接時的猙獰面目,看到共產黨“像出籠的猛虎”,“真專制的紀律將他們凝結成鐵一般的力量”。同時他也深刻意識到:“你可以說這破壞是殘忍的,可以說這些人是暴徒,他們毀了我們最好的東西——文化”,然而,這只是“我們”的“階級意識”,而這,正是“他們”所要打倒的。“我們”的怨毒和恐懼,只是“我們”的。對于“他們”來說,“這是他們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必要歷程,他們有他們評價的標準,他們有他們的階級意識”。(21)

  朱自清悲哀地預感到,如今這個時代,是一個新的時代——Class Struggle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一切權力屬于“黨”。個人——自我——是渺小的,不加訓練的情感是沒有用的。“如今最需要的,是在理智的權威領導下開展強韌而有組織的工作,是個人的無條件的犧牲”。在這狂風暴雨的Class Struggle面前,“我們的階級”——Petty Bourgeoisie,小資產階級,如同風雨中坍塌的古老建筑一樣,正從昔日的繁榮走向衰頹、走向滅亡。

  哪里走?跟上這時代的大潮,革自己的命?還是甘做時代的落伍者?朱自清說:

  我為這件事想過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個不配革命的人!這小半是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養;……我雖不是生在什么富貴人家,也不是生在什么詩禮人家,從來沒有闊過是真的;但我總不能不說是生在Petty Bourgeoisie里。……我不能超乎時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調,嗜好,思想,倫理,與行為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我徹頭徹尾,淪肌浹髓是Petty Bourgeoisie的。離開了Petty Bourgeoisie,我沒有血與肉。我也知道有些年歲比我大的人,本來也在Petty Bourgeoisie里的,竟一變到Proletariat去了。但我想這許是天才,而我不是的;這許是投機,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徨罷了。(22)

  像朱自清這樣,不愿也無法轉變成Proletariat(無產階級)的Petty Bourgeoisie——小資產階級,在當時并非少數。這些人該怎樣生活,往哪條路上走?朱自清指出一條道路——文藝。他說:既不能革命,又不能反革命的人,如何解決這惶惶然,“便只有暫時逃避的一法……學術、文學、藝術,也是足以消磨精力的場所”。所以那些無可奈何的人,如果不是自我麻醉或去享樂,便將向著文藝的道路走去。(23)

  國共分裂后,文藝成了知識分子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避難所。許多曾信奉、宣傳過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懷著困惑與失望的心情,離開了政治斗爭,走上了文藝道路。1927年8月30日,武漢的《中央副刊》刊登了早期中共黨員施存統的《悲痛中的自白》,“經過一個多月中慎重的考慮,我終于決定退出中國共產黨。”(24)1928年9月,施存統與陳望道、汪馥泉、馮三昧等人一起,合資創辦了“大江書鋪”,出版進步文藝書刊,10月,又創辦了《大江月刊》。據曹聚仁回憶:

  當時我們這一群人……一般朋友都稱之為左傾的文人;其實,我們心里明白,連陳先生在內,都是屬于“口的巨人,手的侏儒”羅亭型的人。有戰斗的氣氛而缺乏戰斗的勇氣的人。參加了漁陽里的社會主義研究會,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和瞿秋白、陳獨秀先生往還甚密……結果依然不是共產主義戰士。……對于社會革命,我們都曾謳歌過,宣傳過……我們的思想,多少受過這一革命潮流的影響。社會革命這一列車向我們正面駛來,終于到了我們眼前,在我們身邊駛過,我們的感受如何呢?(25)

  退出共產黨的施存統,發愿做一個“單純的國民黨員”,站在“國民黨左派的立場”,“為國民黨的革命的存在而奮斗”。這個“國民黨左派的立場”,是要聯合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在中國實現一種“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非資本主義的三民主義社會”,堅決地向非資本主義的路上走。(26)隨后,施存統投入陳公博領導的改組派,在《革命評論》等刊物上,闡發了一系列國民黨“左派”的革命理論。

  文藝的道路看似軟弱,卻并非全然逃避。它反映了那些恐懼殘酷階級斗爭的知識分子的社會理想。1928年3月,林風眠、孫伏園、孫福熙、樊仲云等12人發起“文藝通訊社”,意在喚起人間的相互同情,擴展人的同情心。林風眠認為,引起人間種種糾紛的原因在于人的自私,相互不能同情,而藝術恰恰“能把彼此的甘苦交換”,能“傳達人類的情緒,使人與人間互相了解”,使人的自私在同情與美感下消失。如此,“人類社會的各種糾紛與苦惱,大半可以不再發生了!”(27)

  孫伏園在武漢時期曾主編漢口《中央日報》副刊——《中央副刊》,又與茅盾、樊仲云、梅思平、陶希圣等人組織文學團體“上游社”,出版《上游周刊》,在政治上反對蔣介石,支持汪精衛。國共分裂后,孫伏園與孫福熙、曾仲鳴創辦《貢獻》旬刊。從《中央副刊》到《貢獻》旬刊,這一群體始終對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左派”抱持同情,歌頌民主政體,呼吁言論自由。《貢獻》曾刊登過《給我們言論的自由》《德莫克拉西研究》等文章,及汪精衛的多封書信。他們賦予文藝崇高價值,認為文藝的使命是潤澤“人類的心靈,宇宙的哲理,文化的光彩”。(28)他們希望藝術的美,能如春風感動草木般,陶冶中國人的性情,帶給人們戰勝私欲和物欲的“偉大勇猛的力量”。(29)

  在這些“缺乏戰斗的勇氣”的“羅亭型”的知識分子之外,還有另外一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有熱情、向往革命,并曾真正地投身于革命,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有著怎樣的身心感受?早期中共黨員,曾任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教官、武漢中山大學講師、《漢口民國日報》總主筆的沈雁冰,在國共分裂后,脫離了黨組織,開始以茅盾為筆名,進行文學創作。1927年9月-1928年6月間,茅盾蟄伏上海寓所之中,陸續寫出《幻滅》《動搖》《追求》三部小說。小說的主人公,都是革命中的小資產階級青年知識分子,他們處在一個大變動的時代,目睹了這個時代的各種矛盾,內心也充滿矛盾。茅盾清楚地看到他們在革命洪流中的興奮與幻滅,動搖與追求,試圖通過描寫這個他最熟悉的群體,反思那個變動的時代。

  《幻滅》的主人公“靜女士”,是一位戀愛場中的失敗者。她從鄉下來到大都市上海,與一位少年幾度春風。事后才發現,此人不但是一位輕薄的女性獵逐者,而且是個正在受著什么“帥座”津貼的暗探。革命軍攻占武漢后,靜女士來到武漢,想在革命中找到內心的安慰。然而,武漢政權下的所見所聞,處處體現著矛盾,一邊是緊張的革命空氣,一邊是日常工作中普遍的疲倦和煩悶,各類新式男女在頹喪中追尋著感官的刺激。反封建口號喊得震天響,親戚故舊卻紛紛憑關系來混飯吃。靜不由地困惑起來,感到“矛盾哪,普遍的矛盾,在這樣的矛盾中革命就前進了嗎?”(30)《幻滅》寫的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革命過程中的不斷幻滅。“靜女士是一個天真的夢想家,當她被卷進革命的潮流時,她對革命充滿幻想,以為革命是很容易的,一經發動,就不會有失敗和挫折,因此在革命高潮中她很熱情;可是一旦遇到挫折和失敗,她就受不了,覺得一切都完了。”(31)她的戀人“強連長”的部分題材,取自革命作家顧仲起的人生經歷。他也是個幻滅的人,不但對革命幻滅,對生命也幻滅了。《幻滅》試圖反映的,是革命中處于中下層的小知識分子的矛盾心境。

  《動搖》是一個更典型的小資產階級隱喻。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小資產階級的根性就是動搖。茅盾試圖借助《動搖》,呈現革命劇烈爆發過程中,小資產階級的這種動搖。小說的主人公方羅蘭,代表了國民黨“左派”的形象。他作為國民黨縣黨部的負責人,認不清時代的性質,思想迷惘乃至錯亂,卻充當著黨部要人。冒充“左派”的胡國光,是個兇狠的投機分子,土豪劣紳的代表。他混進革命陣營,以極左面目大肆活動,毀壞共產黨的聲譽,破壞革命,然后真相畢露,血腥鎮壓革命。茅盾說,《動搖》是要借寫武漢政府下湖北一個小縣城里發生的事情,來影射大革命的動亂,利用縣城的小場面,由小見大。“是要寫大革命時期一大部分人對革命的心理狀態,他們動搖于左右之間,也動搖于成功或者失敗之間。”(32)《動搖》的素材取自茅盾編《漢口民國日報》時的所見所聞,如實的描寫了大革命中,各種駭人聽聞的恐怖。《追求》描寫的也是青年知識分子,茅盾想寫一個“重新點燃希望的火炬,去追求光明”的故事。1930年三部小說重新排印,命名為《蝕》。

  茅盾在《蝕》的題詞中寫道:“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熾,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33)但是,《追求》并沒有呈現出光明和希望,茅盾寫了一個“書中的人物個個都在追求,然而都失敗了”的故事。他后來解釋說,這是因為,在寫作的過程中,正是中共左傾盲動路線領導全黨的時候。在革命正發展到一個新高潮的理論下,中共到處發動暴動,損失慘痛,許多黨員被捕、犧牲。作者完全被這些不幸的消息壓倒,陷入深深的悲觀。他陳述寫作《追求》時的心情:“你不為威武所屈的人也許會因親愛者的乖張使你失望而發狂。”(34)“親愛者的乖張”——作者在晚年的回憶錄中說——是指以瞿秋白為代表的黨內左傾盲動路線。茅盾對那種宣稱革命高潮已經來臨的理論不能理解,試圖通過文藝創作,探討一條更加現實的革命道路。他說: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敗,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觀,它迫使我停下來思索:革命究竟往何處去?共產主義的理論我深信不移,蘇聯的榜樣也無可非議,但是中國革命的道路該怎樣走?……我發現自己并沒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敵人的種種表演……也看到了自己陣營內的形形色色……我震驚于聲勢浩大的兩湖農民運動竟如此輕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毀,也為南昌暴動的迅速失敗而失望。在經歷了如此激蕩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來獨自思考一番。……我以為我這看法,是有普遍性的。(35)

  茅盾始終認為,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是小資產階級,中國要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自由的國民革命,不能不動員小資產階級,要進行反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也不能不團結小資產階級。他說:

  我就覺得中國革命的前途還不能全然拋開小資產階級。說這是落伍的思想,我也不愿多辯;將來的歷史會有公道的證明。……現在的“新作品”在題材方面太不顧到小資產階級了。……假如你為小資產階級訴苦,便幾乎罪同反革命。這是一種很不合理的事!現在的小資產階級沒有痛苦么?他們不被壓迫么?……曾有什么作品描寫小商人,中小農,破落的書香人家……所受到的痛苦么?沒有呢,絕對沒有!幾乎全國十分之六,是屬于小資產階級的中國,然而它的文壇上沒有表現小資產階級的作品,這不能不說是怪現象罷!(36)

  因此,茅盾提出,文藝的第一要務,是要從青年學生中間出來,走進小資產階級的群眾,描寫被壓迫的小資產階級的生活,亦即小商人、小市民、破落的書香人家以及中下層的農民,要抒發他們的痛苦,在小資產階級中站穩了腳跟。茅盾說:“他們應當包括在革命隊伍之中,而重要的是引導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37)

 

  三、小資產階級革命論

  雖然階級話語自清末已出現于中國報刊之中,但階級分析作為有力的斗爭武器進入中國政治并滲透社會、深入人心,卻始于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北伐戰爭和大革命的巨浪,引發了急劇的社會斗爭,也造成革命觀念與階級意識在各個階層中的擴展深化,農村問題、農民問題、小資產階級問題,紛紛進入人們視野之中。國共分裂之后,革命潮流退卻,階級觀念反而高漲起來,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蓬勃興起,唯物主義蔚然成風。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所說:“革命運動使得階級沖突在中國由一個抽象的概念變為一個現實的具體問題……在1927年之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處于其命運最低潮的幾年中,馬克思主義卻浮現為中國社會思想中最有活力的潮流。”(38)

  無論是革命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受到大革命的激發,不約而同地采用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分析視角來研究中國的社會性質,希望在明確中國社會性質的基礎上找到中國革命的方向。“現在已不是單純的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式的農民暴動可以奪取政權的時代,同時現在也不是……獨夫專暴式的統治可以鎮壓革命的時代。現在是盲目的革命已經碰壁,而革命的潛力又不可以消泯于暴力的鎮壓之下,正需要正確的革命理論指導正確的革命途徑的時候。……要探索革命的正確前途,有一個先決問題應當解答:‘中國社會已經走上了一個什么階段?’”(39)

  許多知識分子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對于中國社會問題的探討,并非是要論證共產革命的合理性。恰恰相反,許多大力譯介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都是反對共產革命的。他們是要用自以為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去反駁、批判共產主義,去發現一條獨特的非資本主義的道路,一條適合中國的革命與現代化建設道路。一批在政治上追隨汪精衛的自稱國民黨“左派”的知識分子,也參與到了知識界關于中國社會性質與革命道路的論戰之中。

  國民黨“左派”的中國社會性質分析,以陶希圣的理論為主要代表。陶希圣(1899-1988)在大革命期間,曾擔任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教官、中央獨立師軍法處處長、《黨軍日報》主編。武漢政府垮臺后,受到國民黨江西省黨部蕭淑宇、劉侃元邀請,由漢口至南昌主辦黨務學校。1928年又受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之邀,出任該校政治教官,并與周合編《新生命》月刊,在此期間,發表一系列關于中國社會史與社會性質的研究。同年12月加入改組派。

  陶希圣認為,中國社會“是封建制度崩壞以后、資本主義發達以前,以士大夫身份和農民的勢力關系為社會主要構造的社會。”(40)這個社會的統治階層,是“超階級”的士大夫官僚階層,它不直接代表任何一個生產階級,而是處于各生產階級之上,受他們的“供奉”,具有“超階級”的壓迫性和剝削性。自戰國末年起,中國的商品經濟和商業資本就很活躍,但一直游離于生產之外,并與土地資本交相為用,依靠高額地租和高利貸獲得收益,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入侵,使得中國上層社會在兼具地主與資本家身份的殘余士大夫階層之外,又催生了依附帝國主義的新興資產階級。在各大都市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已見端倪。又因資本主義工業不發達,導致新式知識階級無法被現有社會結構吸納,失業問題嚴峻。在全國鄉村中,耕地大半屬于地主,農民缺乏土地問題嚴重,鄉村經濟凋敝,農民破產,游民充塞。因此,陶希圣認為,中國革命不能走土耳其式的道路——在都市建立發達的工業資本主義,在農村建立大土地經營。因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非常貧弱,一方面,他們的財產部分投資到了土地上,與地主階級密切融合;另一方面,他們屈服于外國資本而內部分裂。對于無產階級的反抗,他們會祈求帝國主義和軍閥的保護。在外國資本的壓抑之下,走資本主義道路,結果不過是少數資產階級得食其利,“大多數的農民工人和工商業者——小市民——都陷于痛苦的深淵”(41)。因此,中國一定要走“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如此,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工和小市民階層才能求得解放。陶希圣所說的“小市民階層”,可以看作小資產階級。國民黨“左派”有一個區分“大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方法,就是看他們同帝國主義有無關系,是否參與了外國資本在中國的統治。武漢政權時期,孫科曾提出:“除了買辦階級之外,凡是中國人自己辦的工廠或銀行,不管他們的資本有多少,都是小資產階級。”汪精衛也同意這種看法,認為“所謂小資產階級,系指不隸屬于帝國主義之工商業者,及鄉村間之小地主而言”(42)。

  國民黨“左派”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個帝國主義直接統治下的小作農業社會”,整個的大資產階級都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城市的資產階級依附于外國資本,鄉村的資產階級是封建社會的遺物,他們沒有經濟政治的組織,尤其沒有操縱生產和消費的權能,實際支配中國的,還是外國的資產階級。(43)由于中國的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這種寄生關系,他們沒有能力反抗帝國主義。因此,中國革命的基礎,必須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新興的城市工商業者,風雨飄搖中的農民、手工業者,瀕于崩潰的士大夫階層,新式知識分子,破落的游民無產者,都是革命的力量。革命的領導者,則應是“代表農工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統一的革命的國民黨”。(44)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共產黨的階級話語,賦予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以“小資產階級政治家”的身份,但汪等人對此并不認同。然而,在北伐戰爭和“大革命”中劇烈爆發的階級斗爭面前,以汪為首的“左派”主張壓制農工運動,調和階級矛盾,保護工商業者利益,客觀上站在了小資產階級一邊。國共分裂后,汪精衛被排除出國民黨的領導核心,提出“在夾攻中奮斗”的口號,一邊反對國民黨的“腐化”,一邊反對共產黨的“惡化”。追隨汪的知識分子,則適時接過中共關于國民黨“左派”是小資產階級代言人的說法,提出了一套以論證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為中心的革命理論,認為中國革命應該依靠和擴大社會中的小資產階級,走一條既非資本主義也非共產主義的中間道路。小資產階級革命論的闡發,是國民黨“左派”試圖打造自身理論和政治立場的嘗試,也反映了大革命后知識分子對不同于共產主義的中國式非資本主義道路的探索。

  1927年武漢“分共”時,陳公博寫的長文《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么?》分析了國民黨的階級基礎,翌年印成單行本發行,轟動一時。陳曾自我夸耀說,凡“自命是革命青年的都必手捧一冊”。(45)在這篇文章中,陳公博提出,中國革命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解決小資產階級的問題,與之相關的問題可概括為三個:第一,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命運;第二,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能力;第三,小資產階級在建設國家資本中的力量。這三個問題解答了,中國革命的問題就有答案了。(46)

  陳公博對小資產階級的定義十分廣泛,小地主、小商人、自由職業者、手工業者、農民的大部分、學生,都是小資產階級,“甚至除了無產階級和利用資本以操縱一國的生產和消費的私人或公司,都可以叫做小資產階級”,他們占據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陳公博認為,從現在到很遠的將來,小資產階級都不會如馬克思所預測的那樣,被大資本消滅而變為無產階級。不但不會消滅,而且還要依靠它,“開民生主義實現的道路”。小資產階級人群的擴充,可以穩固新的社會結構,增加生產,累積社會資本,避免階級分化和階級斗爭。因此,小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具有很強的能力,“實在居一個重要位置”。(47)

  小資產階級革命論,反映出國民黨“左派”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根本差異——不在于否定社會主義,而在于是否準備運用政治力量,去維護和擴展一個龐大的小資產階級,避免社會中的階級分化和階級斗爭。在《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么?》一文中,陳公博指出:中國的國民革命是“社會主義性的國民革命”,“簡單一句話,就是要在國民革命中完成社會革命,以黨的力量——以黨治國——消滅資本主義,而建設一個民生主義的國家”(48)。

  陳公博否定階級斗爭理論在中國社會的有效性和正當性。認為在中國社會是有階級分化的,但階級對立形勢不嚴重,階級成分比較復雜,有可能向共產黨需要的階級斗爭方向發展,也有可能向和平的“敉平”階級的方向發展。他說:共產黨的理論以階級斗爭為武器,“縱使沒有階級,也要創造階級”。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斗爭“最要條件就是中等階級的消滅,是社會上只余一個有產階級和一個無產階級,形成兩大壁壘,然后始謂之科學社會主義的階級斗爭”(49)。也即,隨著經濟發展,大資本不斷吸收小資本,財富日益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同時不斷有人被拋入赤貧狀態,貧富分化加劇,這種形勢最容易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引發階級斗爭。

  國民黨“左派”反對階級斗爭,認為在當時的中國,無論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都缺乏有效組織,結果不過造成“多數階級混斗”,人與人相互仇視,社會分裂。既不能團結一致對抗帝國主義,亦不能實現民權主義,保護人民權利,且容易將小資產階級逼出革命戰線,減少社會資本,降低社會生產力。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的任務,是避免階級斗爭的悲劇發生。團結民眾,一面對抗帝國主義,一面消滅共產主義。而避免和弱化階級斗爭的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維持一個龐大數量的“中等階級”,防止人民因為資本集中和貧富分化而淪為無產階級。(50)

  國民黨“左派”對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的論述,目的在于探索一條既非共產主義也非資本主義的國家現代化建設道路。陳公博從籌集國民經濟建設資本的角度,評價小資產階級的歷史地位,其目標在于建立集中的國民經濟體系,類似國家資本主義。陳公博認為,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需要現代化建設,都離不開大量的資本。當時的中國,民窮財盡,內資集不起,用外資又恐受制于人。因此只有用兩個辦法:第一,將一切關乎國民經濟命脈的大產業收歸國有,建設國家資本;第二,盡量利用現有的社會資本,無關經濟命脈的產業,如電話、電燈、電車、自來水等,都可讓予私人經營。

  在農業方面,陳公博設想,第一,要建立合作化的生產組織,以村為單位,以農民協會為中心,“凡屬會員當拿他們的土地、工具、勞力,作為耕作的資本”,成立生產合作社;第二,每省設立一種國營公司,利用新型機器與科學技術,“凡人民有土地而無暇耕種或缺乏資本而無以購置機械,即可委托此公司經營”。同時,國家要籌辦大規模的國有電氣和水利事業,以促進生產。(51)

  這個建設國家資本、利用社會資本的過程,需要盡量調和階級矛盾。陳公博設想,國家資本的擴充,可吸收大量工人進入國有企業,成為國家工人。在私人資本經營的企業中,廠主需要負責工人的健康和教育,工人則應對廠主讓步,不可提出過高的工資要求。陳公博認為,中國的經濟命脈完全控制在外國資本的勢力之下,根本的矛盾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而不是國內的階級矛盾。因此,必須調和國內階級關系,建設統一的國民經濟體系,抵抗外國資本的侵略。

  1932年汪蔣合作,陳公博出任國民政府實業部長。有學者在研究陳公博1932-1935年間的“實業計劃”后指出:為了實現他的建立一體化國家經濟和促進階級合作的目標,陳公博曾組織了對所有生產商的動員。他設計了六個社團性質的統制委員會來扮演監管政府和動員生產商的角色,它們分別是:農業統制委員會、工業統制委員會、商業統制委員會、運輸統制委員會、銀行統制委員會和勞工統制委員會。每個統制委員會被設計為全國范圍內某個特殊部門的唯一協會,希望借此把包括農民、工人、實業家、銀行家、商人、專家等在內的所有團體結合在一起。(52)這種設計暗含階級合作和大眾動員的觀點,與陳公博在國共分裂后提出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論及建設國家資本、利用社會資本的理論有相通之處。

 

  四、小資產階級意識批判

  在國民黨“左派”的視野中,“小資產階級”主要是一個客觀的社會分析概念,但在中共的政治實踐中,小資產階級概念卻被賦予了更深刻的改造主觀世界、形成無產階級意識的文化批判功能。在1926-1927年的大革命中,特別是武漢政權時期,共產革命的力量開始從政治軍事層面擴展到思想文化層面。革命文化、革命文學、革命文藝的口號開始流行,革命知識分子中也出現建設無產階級文藝、無產階級文學、無產階級意識的要求。

  國共分裂之后,中共反省過去的錯誤,尋找新的革命道路,在政治領域、文藝領域,都展開了小資產階級意識批判。通過批判“小資產階級意識”,打造“無產階級意識”,來強化自身的無產階級性質。小資產階級意識批判在其后的革命過程中不斷深化,將“小資產階級”這一針對外部世界的社會分析概念,逐步轉化為一個針對內心世界的意識形態批判概念,同時也開啟了20世紀中國革命“主體再造”的歷史進程。

  1928年6月-7月,中共代表聚集莫斯科郊外“銀色別墅”莊園,召開了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在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同時,也批評了新出現的左傾盲動主義、命令主義、軍事冒險和恐怖主義。會議認為,“盲動主義”是加入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和雇傭兵的意識和行動表現,反映了“小資產階級對于工人階級的影響”。還指出,黨內存在的其他一些危險傾向——例如“農民的小資產階級的所謂社會主義”、均產主義、忽視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的“跟著農民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尾巴主義”——與右傾機會主義一樣,都是“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影響到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表現,是極危險的,必須要反對。(53)

  同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創造無產階級的黨和其主要路線”通告,總結中共早期的知識分子性質及其歷史錯誤,指出:“五卅”以前,黨的成分最大多數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生活像研究團體,整個組織帶有家長制作風。“五卅”以后,工農數量雖然增多,但許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涌入黨內,“整個的黨的指導機關差不多完全操在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手里”。這些活動分子,都是職業革命家,脫離了社會職業,事實上沒有階級基礎。“黨內生活只有家長式的命令和機械式的服從,沒有布爾什維克的批判精神和集體的討論,也沒有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和訓練。”(54)國共分裂后,這些知識分子黨員活動分子,大多成了失業者,或脫離了黨,但仍有不少“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分子”保留在黨內和指導機關內,指導機關中極少有工人參加。黨員沒有職業,靠黨吃飯,與群眾隔離;因不能深入群眾,沒有群眾基礎,在對付白色恐怖時,就只能依靠個人的英雄主義蠻干——“站在群眾的面前,強迫命令群眾,甚至把赤色恐怖當作發動群眾的主要路線”。造成這些錯誤的根本原因,是黨沒有無產階級的基礎,“黨的前途應當是從新創造無產階級的基礎”。(55)

  怎樣創造無產階級的基礎?第一,是要“把黨的基礎建立在手工業工人苦力和貧農的成分上”,“是要獲得廣大的勞苦群眾,特別是要奪取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群眾”,要從工人中選取、培養黨的干部,堅決從群眾中吸收新的積極分子入黨;第二,要造成黨的“職業化”“產業化”。過去黨的活動分子都是職業革命家,沒有生產地位,身處群眾之外,“以身許黨,別無生路”。今后,“應當深深覺悟黨的出路,只有每個同志(除開必須以革命為職業者外)取得或學習一種職業,打入社會的里面,特別打入工廠中去,埋伏在群眾中做群眾的領導者,一個共產主義者真正‘以身許黨’必須這樣的做法。”(56)

  創造無產階級的基礎,必須反對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意識,打造無產階級的意識。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委員會通過《告全體同志書》,總結“六大”關于反對非無產階級意識、深入群眾、爭取群眾、促成革命新高潮的政治路線,重申肅清一切小資產階級意識、加強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問題。對于小資產階級意識,列舉以下十種表現:第一,極端民主化傾向,不經黨的許可就自由行動,“這種小資產階級極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黨的組織打得粉碎,以至于消滅”;第二,反對機會主義的認識上的錯誤,不從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上肅清機會主義,而專門攻擊個人,“因此而放輕了對于機會主義觀念的批評,仿佛某幾個人如果打倒了,機會主義便可肅清”;第三,意氣之爭,因意氣而攻擊他人,因意氣而不接受他人批評,這是“充分的小資產階級之意識的表現”;第四,小組織傾向,利用私人感情相結合,甚至利用這些結合而攻擊他人;第五,工學界限,事實上是混淆了階級出身和階級意識,由反對機會主義而變成反對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雖然很多動搖,但是能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來奮斗的人亦不少,在無產階級中也不少喪失了無產階級的意識而染有小資產階級意識的”,但有些同志“放著反對小資產階級意識不談,專門反對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個人”;第六,懷疑改造黨的路線,不堅決的引進新的積極分子,尤其是從工人中引進新的積極分子,不相信從下層中產生出來的新同志,造成黨的機體日益腐化,沒有生機;第七,改造黨的形式主義,相信引進工農分子是改造黨的重要方法,但又陷于形式主義錯誤,只機械的引進工人分子而不加以積極教育,或機械規定工人成分的比例,結果還是由舊人——知識分子包辦;第八,雇傭革命的觀念,做工作就要錢,不拿錢就不做事;第九,把黨看成救濟會,失業之后、窮無所歸,專門找黨來解決生活問題;第十,消極怠工,觀念動搖,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就心灰意懶,陷入“小資產階級的悲觀主義”。(57)

  這一時期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批判,顯示了早期中共——這一主要由知識分子構成的革命黨——自我更新、自我改造的決心。批判小資產階級意識,目標在于打造無產階級意識,在于建立集中化、組織化、布爾什維克化的無產階級政黨,在于創造中共的無產階級基礎。這是中共布爾什維克化的歷程,也是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歷程。它體現了新文化運動以來自覺承擔國族歷史命運的知識分子,由追求個體自由轉向投身一個更大的戰斗集體的訴求轉變,既是中共獨立領導工農武裝斗爭的客觀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一種主動的、內在的自我反思。

  國共分裂后,中共不但在政治領域提出肅清小資產階級意識,在文學、文藝領域,也出現了批判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吁求。1927年冬,留學日本的創造社年輕一代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李一氓等人先后回國,與早期創造社成員郭沫若、成仿吾等,聯合另一個激進革命文學團體——太陽社,共同發起了一場革命文學論爭。在文學、文藝領域批判小資產階級意識的主力軍,便是創造社、太陽社的這批自命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以魯迅祭旗,向“任性”的、“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文學、意識開戰。除魯迅外,同時卷入論爭的還有茅盾、郁達夫,以及宣揚普遍人性和人的尊嚴、健康的《新月》派文人——梁實秋、徐志摩等人。

  1928年1月,《創造月刊》發表了麥克昂(郭沫若)的《英雄樹》一文。英雄樹即木棉花,作者說:它在春天會開出“蓮花一樣赤色的花朵”,絢麗奪目,木棉成林處,是“一片赤化的世界”,然而,因為它生長過快,木質疏松,大而無用,特別是花落之后,白絮紛飛,“赤化的世界成為白色恐怖的世界”。郭沫若以木棉花比喻大革命的壯麗和空虛,號召青年改造自我,拋棄個人英雄主義,去傾聽大地深處發出的雷鳴,當一個留聲機器,“無我”,去放送工農群眾的聲音。(58)同年2月,成仿吾發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宣告創造社在新的時代,將繼續肩起革命知識分子的重任,摒棄早期的小資產階級浪漫主義、感傷主義的風格。他說:“我們還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我們要努力獲得階級意識”,“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根性”,“開步走,向那齷齪的農工大眾!”(59)

  批判小資產階級意識,有兩個主要的精神內涵,一是批判個人主義;二是眼光向下,與工農群眾相結合。早期創造社,宣揚“內心的要求”“自我的表現”,如郭沫若自己所說:“我只想當一個饑則啼寒則號的赤子,因為赤子的簡單的一啼一號都是他自己的心聲,不是如留聲機一樣在替別人傳高調。”(60)然而,不愿當留聲機,在1928年的郭沫若看來,已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意識,他開始懺悔了。

  他說,中國現在的文藝青年,沒有一個是出身無產階級的,他們的意識,都是資產階級的意識,這意識是什么?“就是唯心的偏重主觀的個人主義”。他告誡青年,“不要亂吹你們的破喇叭,暫時當一個留聲機器罷”——“克服自己舊有的個人主義,而來參加集體的社會運動”,克服自己舊有的資產階級意識,去接近工農群眾、獲得無產階級的精神。這當然很難,必須要經歷一個“戰斗的過程”,然而,惟其如此,才能負起時代的責任,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61)

  魯迅,是革命文學首要的抨擊對象,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將來,“所謂將來就是墳墓”,也沒有希望,也沒有出路。“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嗚乎嗚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無地。”革命文學家說:這徘徊歧路、彷徨無地的原因,“是小資產階級的脾氣害了他!”“小資產階級的任性,小資產階級的不愿認錯,小資產階級的疑忌”,讓他有光明的路而不愿意走;更進一步,“是所謂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結果“只有矛盾”,“只有徘徊”,“所謂自由思想在這個世界上只是一個騙人的名詞”。(62)

  魯迅有著倔強的個性,有著“不屈不撓堅持到底鐵一般的堅硬的態度”,這在革命文學倡導者眼中,也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特有的壞脾氣,也是一種不可救藥的劣根性”。因為“他的出發點,不是集體,而是個人”。雖然魯迅并不反對勞動階級革命,但他“一切的行動是沒有集體化的”,他“只是倔強”,“只是任性”,“他始終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他是忘不了階級背景及其特性的一個徹頭徹尾的小資產階級者”。(63)而魯迅則心存疑問——這些自命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是真誠的革命者嗎?還是做戲的虛無黨?他們是否明白革命是痛苦的,其中必然混有污穢和血,革命是現實的,包含各種卑賤、麻煩的工作?他們知不知道,即使真誠的為民請命,革命成功后的勞工大眾,也決不會特別來優待知識分子,也許革命之后的日子還會更糟?到那時,他們會不會對革命失望?會不會從“左翼”一變而轉為“右翼”呢?(64)

  茅盾的小資產階級文藝理論,也受到革命文學的攻擊,他的《從牯嶺到東京》被稱為茅盾的“悲痛中的自白”。“他發現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重心……他同情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自由思想者魯迅的虛無的哲學,他創作以小資產階級做主人翁的小說,他說明了他自己的意識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65)錢杏邨批評茅盾——他觀察的唯一的東西便是那“凡俗的市民的存在的‘污泥’之中生出那‘小小的思想’或‘小小的激情’”。他所表現的確實也是一種“現實”,但那是幻滅下沉的世界,他沒有看到“一個生長著的世界”。而普羅塔利亞的意識則恰恰相反,他們謳歌斗爭、勇氣、力、向上的精神。(66)

  在這些自命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眼中,文藝不應僅僅成為抒發個人情感與抱負的手段,而應成為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工具,是意識形態斗爭的場域。文藝要成為普羅大眾的文藝,并不是因為它描寫工農,為工農訴苦,而是因為“它反映的意識形態,是促進農工的解放為工農謀利益的意識形態,這形態使群眾一天天地明了統治階級底罪惡,一天天組織化,革命化”。(67)換句話說,文藝從屬于意識斗爭,它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實踐,不是“為藝術的藝術”,“藝術是階級對立的強有力的武器”。(68)

  但是,這些無產階級文藝的倡導者本身,卻是清一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憑什么他們能發出無產階級的聲音?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學,不是應該由無產階級自身來創造嗎?不是無產階級的人,怎么能有無產階級的意識呢?這是郁達夫的疑問。(69)對于這個問題,李初梨回答說:階級出身和階級意識,是兩個問題,無產階級出身的人,反而不能自然地獲得無產階級意識。因為階級意識是一套世界觀,它不是自然生長的。無產階級的生活,只是局限于物質生產過程,對于國家過程、意識過程的奧秘,無從窺測。其樸素的反抗意識,可能發展出工團主義,卻不能發展出階級意識。只有了解歷史運動的知識分子走入勞動者當中進行灌輸,他們才能獲得階級意識。所謂無產階級意識,“必須待革命的智識階級的參加,而且只有從外部才能注入”。(70)

  在國共分裂的歷史分水嶺上,這些認同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選擇成為一個革命者,為工農群眾代言。他們希望改造自我,去除自身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接受黨的組織和訓練,很多人本身就是共產黨員。郭沫若要求知識分子當一個留聲機,達到“無我”的境界,客觀反映工農大眾的意識,這意味著知識分子要克服自我,超越自我,為了投身工農群眾的解放事業,謙卑地向工農學習。李初梨則對于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的關系,提出了不同的理解。既然階級意識必須依靠知識分子來灌輸,那么知識分子仍然是先鋒,是革命的領導者。這兩種不同的關于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關系的理解,貫穿中國革命始終,反映了革命中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的辯證關系。

  自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來,從下層看世界的眼光,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自我反思的一個重要資源,小資產階級意識批判中,也包含著階級斗爭與人道主義的辯證關系。郭沫若在1925年時就曾說過:

  我從前是尊重個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的一兩年之內與水平線下的悲慘社會略略有所接觸,覺得在大多數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個性的時代,有少數的人要來主張個性,主張自由,總不免有幾分僭妄。

  要發展個性,大家應得同樣地發展個性,要生活自由,大家應得同樣地生活自由。

  但在大眾未得發展其個性,未得生活于自由之時,少數先覺者無寧犧牲自己的個性,犧牲自己的自由,以為大眾人請命,以爭回大眾人的個性與自由!(71)

  大革命的暴烈程度,讓中國的知識分子受到深刻震撼,更激發了他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流行的“個性”“自由”乃至普遍“人性”的反省和批判。他們認識到人的“社會性”和“階級性”,反對用抽象的自由、人性等觀念掩蓋人與人之間的階級分野和社會差別。在這種反省中,隱含著知識分子在強權暴力面前深刻的無力感和某種負罪感,促使他們更加渴望投身于工農大眾的群體當中,接受他們的道德和思想意識,從而獲得改造社會和自身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以批判小資產階級意識為名的思想分化,也是一次發生在知識分子靈魂深處的自我改造。

 

  五、結語

  1924-1928年間,小資產階級問題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共同關心的問題。這一方面是由于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是自耕農、小地主、小商人、手工業者、新式學生等構成的“小資產階級”,他們在當時既不能接受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領導,也不能認同共產革命的綱領路線。另一方面,中國現代革命運動的真正領導者,既非資產階級也非無產階級,而是那些可以劃歸為小資產階級的新式知識分子。因此,小資產階級問題,既包含著社會階級分析,又包含文化意識批判,集中體現了中國階級政治的動態性和復雜性。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將使社會的階級對立簡單化,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對立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搖擺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或上升成為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或被競爭拋入無產階級隊伍,而且,隨著大工業的發展,他們很快就會完全失去其獨立地位。而國民黨“左派”則認為,中國的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不能走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無論是現在還是很遠的將來,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這個“小資產階級”,都不會如馬克思所預測的那樣被大資本消滅。不但不會消滅,還要依靠這個階級,想辦法擴大這個階級,走一條中國式的非資本主義道路。文藝領域和文學創作中的小資產階級道路,也體現了一種對于中國革命往何處去、中國道路該怎么走的探索。

  小資產階級革命論的闡發,迎合了在工農運動中利益受損的小地主和城市工商業者的訴求,團結了那些既不滿于國民黨腐化墮落又不愿追隨中共走工農武裝革命道路的苦悶的知識青年。他們目睹了革命的激進化發展,既痛恨現實的黑暗恐怖,又對中共的嚴密組織、紀律和暴力革命的方法充滿恐懼。他們清醒意識到自己身上的軟弱、動搖、“不配革命”的特點,卻又不愿離開這種小資產階級立場,向無產階級轉化。國民黨“左派”的理論,適時把握到這些苦悶青年的心理,在知識青年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是,除少數知識分子外,大多數被認為是小資產階級的群體——自耕農、商人、手工業者,卻并未形成統一的階級意識,也不會認為國民黨“左派”是他們在政治上的代表。所以,所謂“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在國民黨“左派”不過是一套政治說辭,與實際的社會斗爭是脫節的,他們的斗爭,只表現為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斗爭。

  中共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批判,則蘊含著豐富的政治動能,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它將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階級分析概念,轉化為一個指向內心的意識形態批判概念,開啟了一個政治主體自我反思、自我約束的歷史過程,在政治中包含了主體再造的內容。這一過程在中國革命中持續存在,展現出中共政治組織與政治文化的獨特機制。它將知識分子個人的憤怒、苦悶和革命訴求,與最廣闊的社會斗爭,及對黨組織的虔誠依附,有機結合起來。在很長時間里,無數中共領導下的知識分子,都自認為是小資產階級,并不斷用這一概念自我檢討,自我反思,以求向無產階級靠攏。

  然而,小資產階級意識批判,卻同時也參與打造了小資產階級的自我意識,強化了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認同,漸漸形塑出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文化與人格形態。當“文革”結束之后,一個新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群體又回歸歷史。從革命中走出的新一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帶著深深的傷痕,他們的內心仍然敏感、細膩,仍帶著任性、倔強的個人主義。他們厭惡底層的粗俗和革命中的暴力,捍衛著內心的精致優雅。他們有著廣博的同情心,厭惡資產階級的虛偽,卻無法真正與工農群眾結合。正如李初梨曾對魯迅的批判,“一個胸兒,兩心居住。……小資產階級原有兩個靈魂。”(72)或許,正是這兩個靈魂的不斷交戰,構成了走過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精神特質,讓他們時有痛苦、無力之感,卻始終不能泯滅超越自我的理想;他們渴望投入現實,而不是將自我從現實世界中放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困惑、矛盾來源于此,其對歷史的反思、批判也來源于此。

  本文原刊于《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5年3期

  

  注釋

  ①支克堅:《論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小資產階級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年第3期;吳敏:《試論40年代延安文壇的“小資產階級”話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第2期;鄭堅:《五四以來中國文學中的小資產階級形象溯源》,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鄭堅:《延安文學以來的“新人”形象塑造與小資產階級問題考察》,《文藝理論與批評》2006年第4期;王小京:《試論毛澤東對中國小資產階級的認識觀》,《理論月刊》2007年第6期;郭若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共“小資產階級”觀念的起源》,《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4期;張廣海:《論茅盾與革命文學派圍繞小資產階級問題的論爭》,《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尹傳蘭、劉鋒杰:《階級對文化與審美的僭越——中國現代文論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概念的考查與認識》,《學習與探索》2014年第4期。

  ②《粵區來信——答復中央十月四日去信》(1926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二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639頁。

  ③陳獨秀:《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原載《前鋒》第二期,1923年12月,引自《陳獨秀著作選編》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158頁。

  ④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載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編:《革命》1925年12月1日,引自《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頁。

  ⑤彭述之:《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1927年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前——黨的歷史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76-777頁。

  ⑥《納索諾夫給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第108頁。

  ⑦斯大林:《中國革命問題》(1927年4月2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6-1927)》下,第80頁。

  ⑧羅伯特•諾思、津尼亞•尤丁編著:《羅易赴華使命——一九二七年的國共分裂》,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年,第9-10頁。

  ⑨羅易:《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1927年5月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6-1927)》下,第386-387頁。

  ⑩《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7年4月29日),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武漢國民政府史料》上冊,武漢:武漢出版社,2005年,第271-272頁。

  (11)《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聯席會議記錄》,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武漢國民政府史料》上冊,第293頁。

  (12)《關于小資產階級問題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冊,第116-118頁。

  (13)羅伯特•諾思、津尼亞•尤丁:《馬日事變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資料》,《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6-1927)》下,第580頁。

  (14)《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冊,第250頁。

  (15)《米特凱維奇給洛佐夫斯基的信》(1928年2月于上海),《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7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67頁。

  (16)《海陸豐暴動綱領》(C.P東江特委1927年10月1日),存萃學社編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編之五•1927-1945年國共斗爭史料匯輯第二集》,臺北:大東書局,1978年,第196頁。

  (17)《米特凱維奇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8年1月于上海),《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7卷,第290-291頁。

  (18)欽文:《覆七弟》,《貢獻》第1卷第2期,嚶嚶書屋,1927年12月15日,第32頁。

  (19)朱華:《反對共產黨之理由》,《新國家》第1卷第6號,1927年6月1日。

  (20)朱自清:《那里走?》,《一般》第4卷1928年3月號,第368頁。

  (21)朱自清:《那里走?》,《一般》第4卷1928年3月號,第373頁。

  (22)朱自清:《那里走?》,《一般》第4卷1928年3月號,第374-375頁。

  (23)朱自清:《那里走?》,《一般》第4卷1928年3月號,第377頁。

  (24)施存統:《悲痛中的自白》,《中央副刊》第157號,1927年8月30日。

  (25)曹聚仁:《文壇三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32-33頁。

  (26)施存統:《悲痛中的自白》,《中央副刊》第157號,1927年8月30日。

  (27)林風眠:《致全國藝術界書》,《貢獻》第1卷第5期,1928年1月15日,第9頁。

  (28)陳醉云:《文藝的主觀與客觀及其爭奪》,《貢獻》第2卷第2期,1928年3月15日,第33-34頁。

  (29)孫福熙:《以西湖奉獻林風眠先生》,《貢獻》第2卷第3期,1928年3月25日,第47頁。

  (30)茅盾:《幻滅》,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第70頁。

  (31)茅盾:《我走過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385頁。

  (32)茅盾:《我走過的道路》,第391頁。

  (33)茅盾:《〈蝕〉題詞》(1930年3月),孫中田、查國華編:《茅盾研究資料》上,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第414頁。

  (34)茅盾:《從牯嶺到東京》,《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第185頁。

  (35)茅盾:《我走過的道路》,第383頁。

  (36)茅盾:《從牯嶺到東京》,《茅盾全集》第19卷,第190頁。

  (37)茅盾:《我走過的道路》,第406頁。

  (38)阿里夫•德里克:《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翁賀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頁。

  (39)王禮錫:《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三版卷頭言,《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1輯(《讀書》雜志第1卷第4、5期合刊),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年。

  (40)陶希圣:《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0頁。

  (41)陶希圣:《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第144頁。

  (42)《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速記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77-1179頁。

  (43)陳公博:《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陳公博先生文集》,香港:遠東圖書公司,1967年,第267頁。

  (44)施存統:《中國革命的問題》,《復興中國革命》,上海:復旦書店,1929年,第172頁。

  (45)陳公博:《苦笑錄》,北京:現代資料編刊社,1981年,第122頁。

  (46)陳公博:《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么?》,《陳公博先生文集》,第248-249頁。

  (47)陳公博:《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么?》,《陳公博先生文集》,第250-251頁。

  (48)陳公博:《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么?》,《陳公博先生文集》,第184頁。

  (49)陳公博:《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陳公博先生文集》,第266頁。

  (50)陳公博:《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陳公博先生文集》,第267頁。

  (51)參見陳公博:《目前怎樣建設國家資本》,《革命評論》第7、8、10、12期。

  (52)曾瑪莉:《經濟民族主義:30年代國民黨國家的經濟建設計劃》,卜正民、施恩德編:《民族的構建——亞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認同》,陳城等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8年,第165-166頁。曾瑪莉將陳公博的經濟政策的特點概括為:統制經濟、自足政策和國家社團組織,這里的“社團模式”指的是:“在全國范圍內每個工業或經濟團體(工人、商人或者農民)只存在一個代表組織,這些全國性的組織被政府所認可和授權,他們和政府之間是一種平等參與的關系……政府委托這些社團組織執行和推動國家政策的實施。國家政權以最高仲裁人或各個社團調停人的角色,盡可能組織和協調各個社團之間的關系。”這種社團模式是克服階級斗爭和團結所有經濟團體追求同一國家目標的方式(《民族的構建——亞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認同》,第149頁)。

  (53)《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政治決議案》(1928年7月9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四冊,第316-319頁。

  (54)《中央通告第七號——關于黨的組織——創造無產階級的黨和其主要路線》(1928年10月17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四冊,第639-640頁。

  (55)《中央通告第七號——關于黨的組織——創造無產階級的黨和其主要路線》(1928年10月17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四冊,第631-642頁。

  (56)《中央通告第七號——關于黨的組織——創造無產階級的黨和其主要路線》(1928年10月17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四冊,第644-646頁。

  (57)《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全體同志書》(1928年11月1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四冊,第705-707頁。

  (58)麥克昂:《英雄樹》,《“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編》上,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第57-59頁。

  (59)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編》上,第99-102頁。

  (60)郭沫若:《批評與夢》,《創造季刊》1923年第2卷第1期,1923年7月1日再版,評論,第2頁。

  (61)郭沫若:《留聲機器的回音——文藝青年應取的態度的考察》,《“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編》上,第159-160頁。

  (62)錢杏邨:《死去了的阿Q時代》,《“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編》上,第138頁。

  (63)錢杏邨:《“朦朧”以后——三論魯迅》,《“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編》上,第329、331頁。

  (64)魯迅:《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編》下,第733-734頁。

  (65)錢杏邨:《從東京回到武漢》,黃人影編:《茅盾論》,上海:光華書局,1933年,第120頁。

  (66)錢杏邨:《中國新興文學中的幾個具體的問題》,《“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編》下,第678、682、685頁。

  (67)克興:《小資產階級文藝理論的謬誤》,《“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編》下,第559頁。

  (68)李初梨:《普洛塔利亞文藝批評底標準》,《“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編》上,第383頁。

  (69)曰歸(郁達夫):《無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的文學》,《“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編》上,第21頁。

  (70)李初梨:《自然生長性與目的意識性》,《“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編》下,第473,476-480頁。

  (71)郭沫若:《文藝論集序》,《洪水》1925年第1卷第7號,1926年1月1日再版,第197-198頁。

  (72)李初梨:《請看我們中國的Don Quixote的亂舞》,《“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編》上,第220頁。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青松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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