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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資治通鑒》

韓紀民 · 2019-06-17 · 來源:黨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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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與《史記》并稱我國“史學雙璧”,毛澤東視之為中國歷史上的兩部大書之一(另一部為《史記》),終生喜讀。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毛澤東讀史鑒今,為治黨、治軍、治國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資治通鑒》是北宋史學家司馬光的主要著作。司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北宋大臣,陜州夏縣(今屬山西)人。《資治通鑒》全書294卷,另有《目錄》30卷,《考異》30卷。《資治通鑒》自《周紀》迄《五代紀》,記載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后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歷史。全書共300余萬字,編著歷時19年,是我國現存最大的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與《史記》并稱我國“史學雙璧”,毛澤東視之為中國歷史上的兩部大書之一(另一部為《史記》),終生喜讀。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毛澤東讀史鑒今,為治黨、治軍、治國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一、一部《資治通鑒》讀了17遍,稱道是“一部值得再讀的好書”

  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言其宗旨是:“鑒前世之興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宋神宗以其所編之書具有“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之意,賜書名《資治通鑒》。1912年,年方19歲的毛澤東報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學,以第一名的成績被校長,著名文字學家、教育家符定一親自面試錄取。符定一認定毛澤東是“可堪造就的大器之材”,特地借給他一部《御批通鑒輯覽》。毛澤東愛不釋手,由此開始奠定他了解中國歷史的基礎,也激發了他對《資治通鑒》的濃厚研習興趣。1956年,由當時的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點校本《資治通鑒》,就是根據毛澤東提議,組成標點委員會,由顧頡剛等21位專家通力合作,重新點校印行的。毛澤東的藏書中,既有《資治通鑒》線裝本,又有1956年初版的這個點校本,都留有他圈點批畫的筆跡和記號。

  據毛澤東身邊最后一名護士孟錦云回憶,毛澤東晚年床頭總放著一部《資治通鑒》,這是一部被他讀破了的書。有不少頁都用透明膠貼住,這部書上不知留下他多少閱讀印跡。有一段時間,毛澤東讀《資治通鑒》真是入了迷。他一讀就是半天,累了,翻個身,又讀好幾個小時,這樣持續了好長時間。毛澤東十分感慨地對小孟說:這部書我讀了“一十七遍。每讀一遍都獲益匪淺。一部難得的好書噢。恐怕現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讀而是沒那個時間啰。”洋洋300余萬字的巨著居然讀了17遍!對于日理萬機的領袖來說,需要多大的興趣和毅力啊!

  毛澤東談及《資治通鑒》這部書,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過:“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問大得很吶,有人覺得中國古代的歷史全是糟粕,不值一看;還有一種人,覺得中國歷史上的東西全是精華,包醫百病,我看這兩種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觀點是既有精華,又有糟粕,既要繼承,又要批判分析。”

  《資治通鑒》要“鑒前世之興衰,考古今之得失”,為統治者提供“有資于治道”經驗,就必然給人們展現出歷朝歷代帝王將相在殘酷的軍事、政治斗爭中施展的權謀和手段。對此,毛澤東深有所感:“《通鑒》是一部值得再讀的好書。有人說,搞政治,離不開歷史知識。還有人說,離不開權術,離不開陰謀。甚至還有人說,搞政治就是搗鬼。我想送給這些人魯迅先生說的一句話:‘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隋文帝楊堅,開創隋朝,統一全國,結束了中國三百年的戰亂局面。他創隋制,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但楊堅有個致命弱點,即“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為考察臣子清廉與否,他甚至偷偷派人賄賂“令史、府史”,誰若受賄,必處死無疑。毛澤東讀《隋書·帝紀第二·高祖》至此,批道:“蘊藏大亂”。后楊堅被其子楊廣(隋煬帝)所害,隋朝二世而亡。毛澤東的點評揭示了,即便是可稱一代雄主的楊堅,若執法苛峻,一味醉心于“搗鬼”之術,靠耍弄陰謀詭計和權術御臣治下,也難免王朝傾覆。可見,毛澤東研讀《資治通鑒》包括終身嗜讀其它史書,完全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從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大體”出發,以為人民謀福祉為宗旨,向歷史寶庫尋取智慧的可貴探索。源于此,毛澤東在我黨領袖層中對我國歷史最熟悉、對歷史經驗運用最靈活,成為結合中國國情,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領袖。正如周恩來稱道的:“毛主席是從幾千年的歷史經驗教訓、近百年的革命運動、近三十年來的直接奮斗中生長出來的人民領袖。我們大家要從這方面來看毛主席的歷史發展。”

  對于《資治通鑒》中的一些封建糟粕,毛澤東慧眼明察。晚年他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過:“你看《通鑒》最后一段寫了趙匡胤,也只是說太祖皇帝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如何英明,如何如何了不起,簡直白璧無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嗎?”

  二、《左傳》“沒有《通鑒》砍得有意思,《通鑒》是一部大的‘相砍書’”

  談到《資治通鑒》為什么寫政治軍事多,經濟文化少,毛澤東說:“中國的軍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數是軍事家。在中國,尤其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不懂得軍事,你那個政治怎么個搞法?政治,特別是關鍵時刻的政治,往往靠軍事實力來說話。沒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給《左傳》起了個名字,叫作‘相砍書’,可它比《通鑒》里寫戰爭少多了,沒有《通鑒》砍得有意思,《通鑒》是一部大的‘相砍書’。”“相砍書”,即寫戰爭之書。也正如毛澤東所說:“《通鑒》里寫戰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它要幫助統治階級統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詩寫文章嗎?”《資治通鑒》寫了不少大戰爭場面,如戰國時孫臏與龐涓的馬陵之戰,劉秀與王邑、王尋的新漢昆陽之戰,東漢末曹操與袁紹的官渡之戰,東晉苻堅與謝玄等人的淝水之戰,等等,記載生動傳神,不僅使讀者如歷其境,如聞其聲,更使人在閱讀戰史中領略戰爭藝術魅力,尋求戰爭指導規律。毛澤東作為舉世公認的軍事天才,在研讀《資治通鑒》記述的這些群雄逐鹿場面時,往往圈圈點點,評點令人驚嘆。

  街亭之戰,是三國時期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一場重要戰事,也是這場戰爭中的決定性戰事。諸葛亮北伐令天水、南安和安定三郡叛魏響應,關中震動,震驚曹魏,魏明帝親赴長安督戰,并派名將張郃抗擊進攻祁山的諸葛亮。據《資治通鑒·魏紀三》記載:“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余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諸葛亮錯用只會紙上談兵的馬謖,痛失戰略要地,不得不揮淚斬馬謖。千百年來,論者通常把失街亭歸罪于馬謖違反諸葛亮調度,舍棄水源,登山據守,以致被張郃斷絕山上水源而失敗。但毛澤東讀史至此,卻揮筆批道:“初戰,亮宜自臨陣。”一針見血地指出街亭之敗固然源于錯用馬謖,但更深層次原因,卻是主帥諸葛亮不親臨前線,不掌握第一手情況,在后方遙控指揮。真是力排千年眾議,振聾發聵。此后諸葛亮北伐時,張郃又隨司馬懿前往相拒。諸葛亮糧盡退兵,司馬懿派張郃追至木門,與蜀漢軍交戰。諸葛亮乘高設伏,弓弩亂發,飛矢射中其右膝而亡。毛澤東讀《資治通鑒·魏紀四》時,就諸葛亮木門設計殺死張郃事,又做眉批:“失街亭后,每出,亮必在軍。”充分肯定了諸葛亮能夠及時吸取街亭之敗教訓,知錯即改,每戰必臨前線調度指揮,依然不失軍事家本色。

  毛澤東關于“政治,特別是關鍵時刻的政治,往往靠軍事實力來說話”的結論,是一個兼具杰出政治家、軍事家、理論家特質的偉人,對親身領導幾十年中國革命實踐的科學總結。1931年12月,周恩來從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來到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成了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頂頭上司。當時,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一味強調“進攻路線”,要求紅軍攻打中心城市。周恩來到瑞金后,首先和毛澤東談打南昌問題,毛澤東堅決反對。臨時中央又提出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一個城市攻打。蘇區中央局開會討論,絕大多數人同意打贛州,毛澤東還是堅決反對。他認為贛州是贛南的政治經濟中心,閩粵兩省咽喉,敵軍必將死守;贛州三面環水、城高墻厚,易守難攻;守城敵軍雖相對較弱,但其南北都駐扎敵軍重兵,利于其支援策應;以紅軍現有力量和技術裝備攻城,很可能屯兵堅城之下,久攻不克。但周恩來采納多數人意見,決定打贛州,紅3軍團擔任主攻。結果,1.4萬紅軍攻打33天,陳誠部隊入城馳援,贛州未破,紅軍傷亡3000多人,情況萬分危急。中革軍委急電被排擠的毛澤東趕赴前線參與決策,毛澤東提議大膽起用起義才兩個月作為預備隊的紅5軍團,才解了紅3軍團之圍。此役后,毛澤東提出,應向國民黨兵力薄弱的閩西發展。周恩來同意毛澤東攻打閩西的龍巖,還率部到長汀給毛澤東做“后衛”。1932年4月10日,毛澤東率紅軍攻占龍巖,10天后攻占福建東南重鎮漳州。漳州戰役,紅軍殲滅國民黨軍張貞第49師大部,繳獲大批槍支彈藥及2架飛機,取得重大勝利。打贛州之敗與取漳州之勝的鮮明對比,使周恩來對毛澤東更加敬佩。周恩來后來回憶說,“到中央蘇區后,才了解到他(毛澤東)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勝,很是佩服。”毛澤東無人可及的軍事指揮才能,逐步得到周恩來等一大批紅軍高級將領的衷心認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聽毛主席指揮就能打勝仗”,成為全軍共識。這樣,在決定黨和紅軍命運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才當選政治局常委,成為黨和紅軍的實際領導核心。此后,在毛澤東統帥和指揮下,我軍歷經無數次戰役戰斗,戰勝國內外敵人,取得紅軍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這也充分驗證了:毛澤東評點《資治通鑒》所講的“中國的軍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數是軍事家”的論斷,確為千古不刊之論。

  三、“上梁不正下梁歪”“治國就是治吏”

  毛澤東認為,《資治通鑒》不但“敘事有法”,而且突出了歷代治亂之根本所在,即“上梁不正下梁歪”“治國就是治吏”。對于《資治通鑒》為什么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很少有人探及,但毛澤東對此卻有獨到看法。周威烈王(公元前425—前402年),周考王之子,名午。其繼承王位時,周天子的實力已降至中小諸侯水準。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滅掉智伯后,三分晉國,同時請求周天子正式封其為諸侯。這種做法嚴重違反周朝初期便嚴格奉行的禮義名分等典章制度,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諸侯國各自為政,但周威烈王竟答應他們的無理要求,于二十三年封其為魏、趙、韓三國國君。毛澤東說:這一承認不要緊,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晉變成合法的了。司馬光認為這是周室衰落的關鍵。“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選擇這一年這件事為《通鑒》的首篇,真是開宗明義,與《資治通鑒》的書名完全切題。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還承認,看來這個周天子沒有原則,沒有是非,當然非亂不可。“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國家都是一樣,你上面的敢胡來,下面憑什么老老實實?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毛澤東還說,“如書里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是贊賞,并據此得出結論,治國就是治吏。如果臣下個個寡廉鮮恥,貪得無厭,那非天下大亂不可。”

  毛澤東“治吏”,其突出特點,就是堅持無產階級建黨建軍原則,從嚴治黨、治軍,發現問題,一抓到底,絕不寬待。黃克功,少年時參加紅軍,是個“老井岡”,參加了保衛中央蘇區的幾次反“圍剿”戰役。特別是紅軍長征,黃克功在四渡赤水和奪取婁山關等著名戰役中勇立大功。抗戰爆發,身經百戰的黃克功已是八路軍一名旅長,年僅26歲。但是,他目無黨紀軍紀,在革命圣地延安,槍殺提出與其終止戀人關系的知識青年劉茜。案發后,不少“老井岡”通過不同渠道向毛澤東求情,“給他戴罪立功的機會吧!”但毛澤東卻不為所動,堅持判死刑。行刑前毛澤東給刑事庭審判長雷經天親書一信,并要求在刑場當眾宣讀。信中說:“你的及黃克功的信均收閱。黃克功過去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

  腐敗,是滋生在政黨、軍隊、政府身上的毒瘤。根治腐敗,是毛澤東“治吏”畢生緊抓不放的大事。謝步升,1929年參加工農武裝暴動,1930年入黨,曾擔任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但他貪財枉法,道德敗壞,生活腐化,為謀婦奪妻掠取錢財,竟然秘密殺害干部和紅軍軍醫。案發后,毛澤東力主嚴懲,他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1932年5月9日,謝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肖玉壁,1933年加入工農紅軍,作戰勇敢,身上光彈片留下的傷疤就有幾十處。肖玉璧轉業后,任邊區貿易局副局長。為給其治病,毛澤東在供給上給予特別關照。但他居功自傲,無視法紀,貪污大洋3000多元。被判死刑后,他寫信向毛澤東求情。毛澤東對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說:“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1941年12月,肖玉璧被執行槍決。毛澤東親自批準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死刑,堪稱開國肅貪第一戰。劉青山,被捕前任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張子善任天津地委書記。1950年到1951年,劉、張在治理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等工程中,利用職權,采取各種非法手段,貪污款、物等共達171億6272萬元(舊幣,相當于今幣171萬余元),按當時的幣制標準和市場物價指數,可購買將近一噸黃金。辦案組傾向于判處其死刑,但在上報時,為有回旋余地,加上了“或緩期二年執行”。面對各種求情聲音,毛澤東親批死刑,并對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講:“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1952年2月10日,劉青山和張子善被執行槍決。

  毛澤東“治吏”的另一突出特點,就是立黨為公,用人堅持任人唯賢。他分析說:在這個使用干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路線。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從不搞裙帶風,在黨內外留下了口口相傳的佳話。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正是用人之際。毛澤東許多親朋故舊紛紛來信,請求進京工作。他對秘書田家英說,處理親友一般來信的原則是:“凡是要求到北京來看我的,現在一律不準來,來了也不見。凡是要求我給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謝絕,我這里不介紹、不推薦、不說話、不寫信。”楊開智,毛澤東愛妻楊開慧之兄來信,希望到京工作。楊開智不僅是毛澤東的至親,且一家對毛澤東有“大恩”:開慧被捕,他們設法營救;開慧犧牲,楊開智夫妻冒著殺頭風險,從監獄中接回毛岸英三兄弟,東躲西藏,擔驚受怕;楊開智的獨女楊展是抗戰烈士,他本人也有學歷,完全符合進京工作條件。但毛澤東卻回信說:“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同時,毛澤東給湖南省委第一副書記王首道寫信,指示:“楊開智等不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其老母如有困難,可給若干幫助。”此后楊開智一直在湖南工作,發揮專長,為湖南茶葉事業作出貢獻。毛澤東的表兄弟們也曾提出到北京工作的要求,他也一個沒有答應。

  四、《資治通鑒》“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可以“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1954年冬,毛澤東在同歷史學家吳晗的一次談話中說到:“《資治通鑒》這部書寫得好,盡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我們可以批判地讀這部書,借以熟悉歷史事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觀人觀大節,略小故”。法正,字孝直(公元176-220年),扶風郿(今陜西眉縣)人,三國時期蜀漢的重要謀臣。起初依附益州牧劉璋,后為劉備獻策,攻取蜀地,任蜀郡太守、尚書令等。法正其人,很有才氣,連大名鼎鼎的諸葛亮都每每稱奇他的“智術”;但其心胸狹窄,報復心重。《資治通鑒·漢紀五十九》說他“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于是有人勸諸葛亮:法正太囂張了,將軍應向劉備匯報,對他加以節制。但諸葛亮卻認為,法正在劉備內外交困之時,出謀劃策,輔佐劉備,使其自由翱翔,成就大業,不能因這些小過失就限制他的權力和自由。毛澤東讀史至此,批道:“觀人觀大節,略小故”。表明他贊同諸葛亮的做法:看人用人要重大節,不必過于看重人才性格上的一些弱點和其他“小故”。后來,劉備采納法正之計,乘曹操北返,親率諸將進軍漢中,斬曹操大將夏侯淵,平定漢中。其后,劉備為報關羽被殺之仇,大舉伐吳,戰敗退至白帝城。諸葛亮嘆息道:“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三國志》作者陳壽評價:“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毛澤東作為軍事統帥,用人無數。他總是強調,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對人才不應求全責備。戰爭年代,林彪是他麾下愛將,23歲任朱毛紅軍主力紅4軍軍長,但要為他選個軍政委卻很難。皆因這位“常勝將軍”性格古怪,個性十足,聽不得批評,從擔任紅軍赫赫有名的第28團團長以來,同歷屆黨代表大都搞不好關系。毛澤東并未因此嫌棄林彪,而是多方考察,最后選中既有堅定的原則性,在非原則性問題上又具靈活性的羅榮桓任軍政委。羅榮桓老實厚道、寬容忍讓,顧全大局,彌補了林彪性格偏狹、難以共事的不足,把紅4軍鍛造成一支無堅不摧的鐵軍。

  “唐朝人魏徵說過:‘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對。”這是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寫的一句話。魏徵(公元580—643年),字玄成,巨鹿曲城(今河北晉州)人,“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魏徵以戰國時的蘇秦、張儀為楷模,潛心研究縱橫之學,立志成為帝王之師。唐太宗李世民先后任命魏徵為諫議大夫和宰相,成為著名的貞觀之治中名臣之首。魏徵以國事為重,直言敢諫,深得李世民賞識。“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一語,出自唐太宗貞觀二年(628年)太宗與魏徵的一段對話,見《資治通鑒·唐紀八》。太宗問道:“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魏徵說:“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并舉出歷史上大量的君主兼聽生明、偏信誤國的正反例子,說明“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太宗深以為然。毛澤東熟讀《資治通鑒》,對其中有利于“治道”的名言警句了然于胸,所以在寫作《矛盾論》時,恰到好處地引用了這句話,并結合實際,指出由于不能“兼聽”,導致偏聽偏信,致使“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帶片面性,這樣的人就往往碰釘子。”毛澤東看重一代名相魏徵,向全黨、全軍推廣魏徵的名言,而他自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就善于“兼聽”黨內外、各個層次、各種人物的意見建議,集思廣益。1941年11月,在陜甘寧邊區二屆一次參議會上,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就解決財政困難問題,提出“精兵簡政”提案。毛澤東十分贊賞,親自把整個提案抄在本子上。12月,中共中央就發出精兵簡政指示。毛澤東胸懷坦蕩,從諫如流,采取開展大生產運動和精兵簡政兩項重要措施,克服了當時嚴重的經濟困難,保證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此古人一貫謬論”。據《資治通鑒》第140卷記載:南北朝時光州刺史崔挺上書魏孝文帝,勸他廢除一項一人有罪、禍及全家的政策,孝文帝予以采納,匡正了失誤。但崔挺上書中有一句話“天下善人少,惡人多”卻讓毛澤東十分反感。他在這句話旁,用紅鉛筆劃了一條粗重的著重線,在天頭上又用黑鉛筆寫下批注:“此古人一貫謬論。”在一本《古文辭類纂》的《韓退之與崔群書》中,韓愈說:“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毛澤東又反其意批注:“就勞動者言,自古賢者多,不肖者少。”毛澤東堅決相信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壞人只是極少數。據此,建國前后,毛澤東和黨中央對那些由于多種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沾染很多惡習,身上有種種缺點錯誤的人,采取團結改造方針,使他們轉變成社會主義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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