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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初心之路

張太原 · 2019-06-17 · 來源:《黨的文獻》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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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初心就是要使中國大多數窮苦人得幸福,就是要改造中國和世界。1925年,他曾明確地說:“為什么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

  黨的十九大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要加深對這一論斷的理解,需要回溯歷史,看一看中國共產黨是在怎樣的歷史環境中創立的,又是怎樣的一批人建立了這樣一個黨,以及他們為什么要建立這樣一個黨。

  本文以毛澤東為例來對這些問題進行考察,從歷史的角度,探討毛澤東參加創建共產黨的初心。

  “大多數窮苦人民得享有經濟幸福”

  中共一大召開之時,全國各地的黨員有58人。

  這58人的出身、學歷、成分和職業十分值得注意:留日的18人,北大畢業生17人,其他大學的8人,中師、中學畢業的13人,只有2人文化程度不高。從職業來看,擔任教師包括教授的17人,在校學生24人,報業人員、律師、職員、棄官不做的自由職業者等13人,黨務和工會工作者2人,典型意義上的工人2人。這些人中不少都出身于富有和殷實之家,在“經濟”上并不那么困難,有的還很不一般。比如即使現在看起來也是一幢“豪宅”的中共一大會址,就是上海代表李漢俊和他的胞兄當時的寓所。

  這樣一批人是社會中生活比較優裕的少數人,但是他們的成長被社會中“大多數窮苦人民”包圍著,在讀書的過程中,“為生民立命”的傳統倫理,“人生而平等”的外來觀念,不斷地激發著他們思考和關心周圍“大多數窮苦人民”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毛澤東“初心”的形成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一個。

  毛澤東十四五歲時,一邊務農,一邊自己讀書。當然,讀的大都是有趣的小說,就像今天中學生讀課外書一樣。與眾不同的是,他有一天忽然想到,書里的主要人物都是什么文官、武將和書生等,沒有一個種地的農民做主人公。原來,少年毛澤東在幫父親種地的過程中,對周圍的農民有了較多感知,發現一些整日勞作的人反而生活艱難,便產生了這種思考。對此,他感到困惑不解,納悶了兩年,后來才逐漸認識到小說中的主人公是不必種田的,他們都是人民的統治者。

  毛澤東十七歲時,從許多豆商那里聽到了一件事。那年湖南發生了嚴重的饑荒,長沙成千上萬的人沒有吃的。饑民派了一個代表團到撫臺衙門請求救濟。撫臺傲慢地回答他們:“為什么你們沒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從來沒餓過。”這真像歷史上“晉惠帝之問”一樣,得知許多百姓沒有糧食吃,被活活餓死,大為不解地問:“百姓無粟米充饑,何不食肉糜?”

  但是,經過戊戌變法風氣已開的湖南人民已和古代饑民不同。當撫臺的話傳來,他們怒氣沖天,立即舉行游行示威,并攻打巡撫衙門,砍斷了官府門前的旗桿,趕走了撫臺。這以后,省府衙門一個姓莊的特派大員騎著馬出來,告訴人們官廳將采取措施幫助他們。可是皇帝譴責這位莊姓官員同“暴民”勾結,很快將他革職。不久,新撫臺上任,立即下令逮捕暴動的領袖,許多人被殺頭,掛在旗桿上示眾。這件事對毛澤東的震動很大,從此把它記在心上,甚至影響了他的一生。他覺得所謂“暴民”也是和自己家里人一樣的普通人,并對他們所受的冤屈“深感不平”。顯然,此時的毛澤東已經有了仗義濟民的情懷。

  這以后,當地發生的兩件大事,更讓他真切感受到窮苦人所受的欺壓和生活的不易。

  一件是韶山哥老會會員們的遭遇。他們同本地一個地主發生了沖突,在法庭打官司時,由于地主勢力很大,加上賄賂了官府的人,哥老會會員們敗訴了。但他們并沒有屈服,而是撤到本地一個山里,建立起堡寨,不斷打擊地主和官府。他們最后被鎮壓,一個叫彭鐵匠的起義領袖,逃亡過程中被抓住殺了頭。毛澤東同情這次起義,覺得彭鐵匠是一個英雄。這種同情并不是憑空產生的,應該與他讀的反映綠林好漢和俠義之士的書分不開。

  另一件大事是他直接感受到的“糧荒”。窮人沒有飯吃,自然要求富裕的人接濟,甚至發生了“吃大戶”的運動。他從事米糧生意的父親,也有一船米“被窮人劫去”。這樣一些窮苦人的遭遇和反抗引發了他的思考: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盡管當時沒有找到答案,但這促進了他的思想轉化,影響了他對人生道路的選擇。

  或許正因為早年對窮苦人生活的感知,在毛澤東初步有了改造社會的思想的時候,才會發出這樣的呼聲:“我們關在洞庭湖大門里的青年,實在是餓極了!我們的肚了〈子〉固然是餓,我們的腦筋尤餓!替我們辦理食物的廚師們,太沒本錢。我們無法!我們惟有起而自辦!這是我們餓極了的哀聲!千萬不要看錯!”意思是如果社會不能解決我們的“饑餓”問題,只好自己起來解決。他還進一步設問,并回答:“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如何解決吃飯問題是毛澤東這一時期第一位關注的問題,也是他后來參加革命的動力。

  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仍然把吃飯問題作為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直到 1959年,他在黨內通信中都還寫道:“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讓所有中國人都吃上飯、吃好飯,是毛澤東少年時就產生的樸素愿望,同時又是他成年后致力于社會改造過程中一直存在的理性追求。

  由于毛澤東最初對窮苦人的了解主要來自成長地湖南,因此他對人民生活的關懷乃至奔走呼號也是從湖南著手。當時,湖南在軍閥統治之下,“疊受兵兇,連亙數年,瘡痍滿目”。張敬堯入湘以后,更是“加米捐,加鹽稅,加紙捐,加田稅,人民之膏脂全干。洎乎今日,富者貧,貧者死,困苦流離之況,令人不忍卒聞”。為了受苦的湖南人民,毛澤東會同社會各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驅張運動”,還上書中央政府,歷數其罪狀。此時,毛澤東還寄希望于中央政府,試圖用改良的方式來改變湖南人民的生活狀況。

  但中央政府治下又能好多少呢?以當時的北京為例,“中流社會以下之人均不能不感其苦痛。此猶就中等社會言之耳茍能收入至百元以上當可維持其生活,若收入少于是數而人口多于前表所礙之人,則生活維持當然不易;至若下流勞動社會如車夫等則收入未必增多,而有吃無穿,兩饑一飽,其苦更不堪言矣!唐人詩曰‘朱門酒肉臭道傍多死人’,每誦斯言輒為流涕,嗚呼!”當意識到整個中國大多數人生活都如此朝不保夕的時候,國家情懷和責任也就產生了。

  早些時候,毛澤東在《商鞅徙木立信論》中曾提出,人民的幸福需要有良好的法令:“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所以,當他開始致力于“幸福吾民”的時候也試圖從“法令”入手:“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裝在穿長衣的先生們的腦子里,而裝在工人們農人們的腦子里。他們對于政治,要怎么辦就怎么辦。他們對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議政法,辦政法,要有職業的人才配議,才配辦。無職業的人,對于政治法律,簡直沒有發言權。有職業的人,對于政治法律,又一定要去議,要去辦。你不去議政治法律,政治法律會天天來議你。你不去辦政治法律,政治法律會天天來辦你。”有人民的政治法律,才會有人民想要的生活,雖然毛澤東在探索改良的道路,但是明顯融入了馬克思主義的因素。1921年4月,他在長沙《大公報》連續撰文指出,省憲法草案的最大缺點,就是對人民的權利規定得不夠。在他看來,需明確規定“人民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當職業之權”。這樣,人民才會有生存權。

  中共一大之后,毛澤東在主持湘區工人運動時,更是以“勞工的生存權”相號召:一個人不僅要在做工的時候能生存,“在‘老’‘少’兩段不能做工的時候”也應該“有一種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權利”;“大家注意生存權,就請注意湖南現在有多少人要餓死”。此時,毛澤東對能不能吃上飯的問題,已經產生了明顯的階級意識。1921年11月,他在《勞工周刊》撰文提出:“勞動組合的目的,不僅在于團結勞動者以罷工的手段取得優益的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尤其在于養成階級的自覺,以全階級的團結,謀全階級的根本利益。”

  在遭遇工人運動的失敗以后,毛澤東真切地認識到中國仍然是“軍閥的天下”,特別是認識到不僅湖南人民生活在“黑暗”之中,而且整個中國大多數人都在“封建的反動政治”之下:“人民百分之九十幾未受教育;除開沿江沿海沿鐵路稍有點可憐的工商業外,全部都屬于農業經濟生活;人民的組織,除開沿江沿海沿鐵路應乎他們經濟的情形有一點微弱的組織,像工商、教職員、學生等團體外,幾乎全是家族的農村的手工業的自足組織;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陜西、甘肅、四川、貴州、廣西各地至今無一寸鐵路;全國無一個有三十萬確實黨員的政黨;全國無一家銷到二三十萬份的報紙;全國無一種銷到兩三萬份的雜志;而中國全體有人口四萬萬。”

  這樣一種全國的視野,對“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民生活狀況的關懷,表明毛澤東的國家責任和謀幸福對象日益明確。同時,這也在激發毛澤東思考:為什么多數人受極少數軍閥的壓迫?軍閥背后的支撐是什么呢?

  經過更大范圍和更高層面的革命活動,毛澤東逐漸認識到,“極少數”背后還有一個“少數派”,那就是“鄉村宗法封建階級(地主階級)”,“不動搖這個基礎,便萬萬不能動搖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筑物。中國的軍閥只是這些鄉村封建階級的首領,說要打倒軍閥而不要打倒鄉村的封建階級,豈非不知道輕重本末 ?”

  由封建階級這個“少數”又帶出來他更熟悉的農民階級這個真正的“大多數”。為此,他在參加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就號召廣大革命青年:“要立刻下了決心,向黨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么,問他們要些什么。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斗,引導他們與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聯合戰線。”

  實際上他自己正是這樣做的,尤其是在大革命失敗以后,他深入農村,用了幾年的功夫,徹底弄清了農村的階級狀況:“地主人口不過百分之一,富農人口不過百分之五,而貧農、中農人口則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則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為這樣“百分之八十”的人而奮斗,極大地增強了他對未來革命的信心。

  毛澤東曾明確地說,革命就是要反抗“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動勢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階級,使中國大多數窮苦人民得享有經濟幸福”。在他看來,“幾個人享福,千萬人要哭”的社會是要不得的。可以說,“大多數窮苦人民”是否幸福,一直是他念茲在茲的。

  青少年時期對窮苦人的感知、同情、思考與成年以后對社會的觀察、接受的思想學說,最后有機結合在一起,凝聚成一種矢志不移的志向,化作一項無比神圣的使命,那就是為“大多數窮苦人民”謀“幸福”。那時毛澤東所理解、追求和向往的“幸福”,首先是要吃飽飯,而就這一點對四萬萬人民來說也是不容易的。

  聯想到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人溫飽問題的解決,以及現在中國共產黨所致力的精準扶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特別是強調小康路上一個不能掉隊,一個不能落下,與當年毛澤東參加革命的初心是何等一致!又是怎樣地一脈相承!當然,今天的使命和追求在毛澤東初心的基礎上又大踏步地繼續前進了。

  改造中國和世界

  1921年初,毛澤東與新民學會會員經過討論,最終明確了他們的共同目的就是“改造中國與世界”。

  毛澤東說,提出“世界”,所以“明吾儕的主張是國際的”;提出“中國”,所以“明吾儕的下手處”。“中國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然從事中國改造不著眼及于世界改造,則所改造必為狹義,必妨礙世界。”

  稍后,毛澤東會同何叔衡、賀民范等28人發起組織長沙中韓互助社,支持朝鮮人民反對日本侵略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表明了他們的世界眼光和“世界改造”的實際行動。那么,毛澤東的視野為何一下子從湖南擴展到了“世界”呢?對成長于中國腹地的一群知識青年而言,這種世界視野和關懷又是怎么來的呢?

  古代歷史的輝煌成就和儒家思想的洗禮,使中國的讀書人容易產生天然優越感和兼濟天下的抱負。但是,這樣一種優越感和抱負在近代中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擊。以毛澤東為例,16歲左右,讀了一本關于瓜分中國的小冊子。開頭一句便是:“嗚呼,中國其將亡矣!”書中還敘述了日本占領臺灣的經過,及朝鮮、越南、緬甸等被外國侵占的情況。

  試想習慣了“泱泱大國”“文明之邦”和“萬國來朝”的讀書人,在得知國家陷入了這種狀態時,心情會是何等沮喪!若干年后,毛澤東都還清楚地記得,這本書激發了他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思考。有過“興”,才能談得上“復”,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的輝煌是推動近代仁人志士投身民族復興的最強大動力。

  20世紀初期的中國,外國商品和思潮不斷涌入,人們開始接觸中國以外的世界。加上新式教育和有關外國的書籍的增加,中國人逐漸擁有了世界眼光。毛澤東回憶,這一時期,他學了一些外國歷史和地理。在一篇講美國革命的文章里,毛澤東第一次聽到美國這個國家。并對“經過八年苦戰,華盛頓獲得勝利,并建立了他的國家”這句話印象深刻。

  在一部名為《世界英杰傳》的書里,毛澤東還讀到了拿破侖、葉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靈頓、格拉斯頓、盧梭、林肯等人物的事跡。不難想象,這些杰出人物為各自國家所做的壯舉,怎樣影響了毛澤東,并使他開始把中國和世界聯系起來思考問題。1915年9月,他在致蕭子升的信中說:“觀中國史,當注意四裔,后觀亞洲史乃有根;觀西洋史,當注意中西之比較,取于外乃足以資于內也。”這表明,毛澤東對中外歷史已不再是初步了解,而是進行了深入研究。第二年,他還得出了精到而極有遠見的研究結論:“日人誠我國勁敵。”“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止有磨勵以待日本”。“縱橫萬里”,“民數號四萬萬”的中國,卻備受昔日屬于“四裔”之列的日本欺凌,是刺激學子們立志為國獻身的現實因素。

  1917年,毛澤東與同學交談時提出,人生不能單以解決衣食住為滿足!還應追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義”。把人生理想與世界聯系起來,充分表明那時的青年人對中國與世界的鮮明感知。第二年,毛澤東發起成立新民學會,同樣是基于一種“共同的感想”,即“個人及全人類的生活向上”。1920年9月,毛澤東任湖南一師附屬小學主事時,題寫了一幅對聯掛在小禮堂里面:“世界是我們的,做事要大家來。”對小學生都告知這樣的道理,提出這樣的希望,可知那時中國人對世界眼光的重視與強調。

  稍后,毛澤東致信旅居新加坡的張國基,主張湘人往南洋,應取世界主義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義,“愿自己好,也愿別人好”,質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義”;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別人好”,質言之,“即損人利己的政策”。相對于“南洋”,當時中國仍處于先進地位。在南洋有過成長經歷的陳序經后來指出,在南洋的謀生經營事業方面,使他感觸特別深的是,一般土人不如華人,而華人又不如西人。

  不難發現,毛澤東的“世界主義”有兩層含義:一“愿自己好,也愿別人好”;二世界好,中國才能好。這既反映了對中國傳統“天下”觀念的繼承,又反映了被“半殖民”后的中國人認識到了一種新的人類觀念。聯想到現在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體現出深刻的歷史邏輯。所以,面對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一些國家的擔心顯然是不必要的,這反而應該是世界的幸事:“愿大家好的主義”來了!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青年人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世界主義”?從他們辦的文化書社所經售的出版物中,可見一斑:羅素政治理想、羅素社會改造原理、馬格斯資本論入門、杜威五大講演、赫克爾一元哲學、達爾文物種原始、社會主義史、女性論、旅俄六周見聞記、愛的成年、科學方法論、迷信與心理、歐洲政治思想小史、托爾斯爾〈泰〉傳、歐洲文學史、心理學大綱、印度哲學概論、國際聯盟講評、人類學、波斯問題、科學的社會主義、歐美各國改造問題、革命心理、創化論、近代思想、柏拉圖之理想國、生物之世界、近世經濟思想史論、近世社會學、俄羅斯名家小說、克魯泡特金的思想、新俄國之研究、心靈現象論、實驗主義、杜威現代新〔教〕育的趨勢、杜威美國民治的發展、現代心理學、天文學、西洋新派畫。

  閱讀了這樣一些書籍,世界主義的產生便不足為奇了。1920年11月,毛澤東編輯《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時說明,他們反復討論研究的主題之一就是“改造世界諸方法”。這里所講的“世界”,顯然更主要的現實的指向乃是“中國”自身。其中提到的“諸方法”,毛澤東大都嘗試過。

  首先是教育。早在1917年,毛澤東在寫學友會日志的時候就曾指出,每個人都應有受教育的機會,以“造成新國民及有開拓能力之人材”,來作為“我國現社會的中堅”。1920年1月,他與湖南省城各校教職員代表聯名給總統呈文,其中寫道:“我國今日要務,莫急于圖強,而圖強根本,莫要于教育。”同年7月,他為湘潭教育促進會起草的宣言書指出:“教育為促使社會進化之工具,教育者為運用此種工具之人,故教育學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進化。”

  毛澤東不但號召,而且身體力行。1920年9月,他應湖南省教育會長兼第一師范校長易培基聘請,認認真真地當了一陣“小學教員”。后來,他還多次對人講過“當一個小學教員”的經歷。1921年底,毛澤東在補填《少年中國學會會員調查表》時,已經作為共產黨員的他,于“終身欲從事之事業”一欄,填寫的仍然是“教育事業”四個字。可知,毛澤東早年真誠地走過“教育救國”的道路。

  然而,這條道路太過于渺茫:“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 ”因此,采取補救的方法,諸如教育、興業等,固然是不錯,但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為此,毛澤東提出一個當時他所能想到的根本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他豪邁地宣稱:“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這里,傳統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與外來的政治革新觀念有機融合在了一起。美國學者費正清曾提出“刺激—反應”模式來分析中國近代社會的演進,而實際上如果中國自身是麻木的,則無論怎樣“刺激”都無濟于事。

  五四那一代青年,往往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毛澤東所嘗試的另一條改造道路是建設“新村”。1919年12月,他在湖南教育月刊撰文談到,“改良其舊”,必須“創造其新”。他曾計議在岳麓山建設以新家庭、新學校、新社會結合一體為根本理想的新村:

  第一步,創辦一所半工半讀的新學校,在里面減少教授時間,使學生多自動研究及工作,比如從事種園、種田、畜牧等事項,從而使學生養成樂于農村生活的習慣,糾正學生畢業之后“多鶩都市而不樂田園”的時弊;

  第二步,由新學生創造新家庭,若干家庭組成一個新社會;

  第三步,在新社會中設公共育兒院、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醫院;

  最后一步,把一個個新村連成一片,成為一個理想的國家。

  這種理想的新村建設主張在當時也是一種思潮,“年來國中有志之士,奔走號呼。提倡新村生活者,頗不乏人”。支持者認為,此舉既著眼于解決教育與社會的脫節,又著眼于解決都市與鄉村的反差,“就新村言之,可改良鄉村之弊,而取都市之所長,為一種新生活之試驗。其收效亦可有鄉村之豐厚,而無都市之罪惡也”。

  理想的美好往往映照著現實的殘酷,對一般人來說,越是理想化的時候越是對現實感到無奈的時候。“新村”之路走不通以后,毛澤東又逐漸產生了從局部著手“改良”的希望。1920年6月,在軍閥譚延闿宣稱“湘省自治”的背景下,毛澤東起草《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指出:“觀之現今國內問題,為種種特殊勢力所牽掣,有不能速為全盤解決之勢。”因此,要“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小中國”,“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待一二十年各省“分建設”好了,再搞“徹底的總革命”。

  具體一點,就是先建設一理想的“湖南共和國”:“建立以民為主的真政府,自辦銀行、實業,自搞教育,成立工會農會,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等權利”。這樣一種設計主要還是寄望于軍閥,自然不可能付諸于實施。毛澤東倍受打擊,在給向警予的信中寫道:幾個月來,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道路在哪里呢?

  那時的中國,“個人解放”雖方興未艾,但是“社會改造”也日益成為思想界言說的重點,匯為一種時代思潮。并且,“言改造者”,越來越趨向于“根本”一途,“須先摒棄一切腐朽,破壞這舊材料,而另擇合用之新材料改造之,庶可稱為根本之改造,庶其所改造者,乃可永久而不再改造”。

  毛澤東曾提出的“改良其舊”逐漸變為打破其舊,“不破舊社會不能得新社會”,“夫倒惡政府,不能望諸惡政府自倒,倒之之責在我民,非異人任焉”。因此,應“持堅忍的毅力,抱徹底的主張,以謀所以倒政府,使惡者改為良,破社會,使舊者化為新”。打倒舊的,建立新的,逐漸成為時代的呼聲。但舊的就在眼前,而新的在哪里呢?

  實行社會主義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毛澤東從支持革命的《湘漢新聞》上第一次看到“社會主義”這一新名詞,接著讀了江亢虎寫的一些關于社會主義的小冊子,遂產生濃厚興趣,并與同學進行了討論。這個時候,毛澤東僅僅把社會主義看作外來的新鮮事,不但不清楚它有許多流派,而且還遠沒有與中國自身聯系起來。五四以后,在十月革命和中國新思潮運動的激蕩下,他很快發現改造社會的方法中,“有一派很激烈的”,“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法,這一派的首領,是一個生在德國的叫做馬克思的人。

  不過,在相當時間內,他仍沒有弄清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與其他社會主義的區別。1920年3月,他專門去找亦師亦友的黎錦熙談“究竟選定哪一種社會主義”。與此同時,他在給周士釗的信中明確表示:“現在我于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想從譯本及時賢所作的報章雜志,將中外古今的學說刺取精華,使他們各構成一個明了的概念。”

  這種迷惑當時很多人應該都經歷過,面對紛繁多樣的“新思潮”,“隔著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不過,對毛澤東來說,這種情況在幾個月以后就發生了改變。后來他談到:“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毛澤東所記憶的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時間未必準確,因為這年夏天他仍在積極地進行“湖南共和國”的籌劃。同年 10月,他還參與起草省城全體市民致譚延闿的請愿書,望其“打斷從前一切葛藤”,鏟除舊習,采取民治主義及社會主義,“以解決政治上及經濟上之特別難點,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慘”。希望統治者采取“社會主義”以避免“流血革命”,顯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和做法。不過,大致同時,他在《湘江評論》上開始熱情歌頌十月革命的勝利,認為這個勝利必將“普及于世界”,“我們應該起而仿效”。可以說,毛澤東心中的一扇大門正漸漸關閉,而另一扇大門則正在打開,并且越開越大。

  毛澤東后來回憶,是年冬,“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據目前能查到的材料,這三本書中有的出版時間可能晚一些,但是這期間毛澤東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應大致不差。許多人都是讀了這些書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新式書籍是推動近代思想變革最重要的載體。毛澤東從此再“沒有動搖過”。

  早在1917年8月,毛澤東在致黎錦熙的信中就曾寫到:“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這個“大本大源”是什么呢?“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雖有偏全之不同,而總有幾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 ?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 ?”

  這個“本源”顯然類似于古代所講的“道”,而中國之“道”在五四那一代人心中已失去了真理的價值,成為競相批判之物。但是,在向西方尋求“真理”的過程中,這代人又難免帶有傳統烙印,不自覺地渴望遇到一種與傳統哲學同質性的“道”:既能解釋世界,又能改造世界。經過長期摸索、反復比較和親身實踐,毛澤東最終發現,馬克思主義即是他孜孜尋求的能夠致國家富強幸福的“大本大源”。

  1920年11月,毛澤東復信羅章龍,強調新民學會的結合,要有明確的主義,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這里所講的“主義”顯然已很明確,那就是馬克思主義。正是這時,他應陳獨秀之約,會同何叔衡、彭璜、賀民范等在長沙創建了共產黨組織。這應該是他在理論上和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最重要的標志。中共八大時,毛澤東填的入黨時間即是1920年,說明這一事件是他的人生進入到一個新階段的里程碑。

  稍后,他在給蔡和森的信中寫道:“全民族迫切需要這樣的共產主義,正如饑餓的人需要大米一樣。”推己及人,此時的毛澤東認為,要解決“全民族”的“饑餓”,唯有靠共產主義。他還明確地表示贊同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新民學會的方針。他說,這個方針是世界主義的,就是四海同胞主義,也就是所謂社會主義。關于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他不同意蕭子升等所主張的、自己也曾經認同的以教育為工具的方法,而極贊成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國式的方法,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因為“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

  他還明確地指出,對于絕對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主義,“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可見,走俄國人的路,用激烈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來“改造中國與世界”,對毛澤東來說已經明確無疑。

  值得注意的是,對自由主義在中國行不通這一點,一些精英層面的自由知識人,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大聲疾呼:“我們對于本國的政治沒有認識。因為沒有認識,所以我們才高談,暢談,專談西洋的自由主義及代表制度”;“從理想來說,我以為這種制度比任何專制都好,從事實上看起來,我以為這種制度絕不能行”。大干快上,能夠迅速地切實地解決中國的問題,是五四以后致力于社會改造者的一種普遍追求,這方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們顯然走在前面。

  1921年1月,毛澤東同何叔衡等10余人在長沙召開新民學會會員新年大會。他在會上的發言指出,世界上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大概有五種:第一,社會政策;第二,社會民主主義;第三,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第四,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第五,無政府主義。這五種方法,他有的親身實踐過,有的反復研究過。他一一評述后總結道:“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稍后,他在給蔡和森的信中寫道:“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像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此時的毛澤東明顯地不再有究竟選哪種主義好的煩惱,已成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并且初步有了理論上的建樹。同年3月,他在湖南一師出席“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會”,并作關于剩余價值的講演,表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掌握已非常深入。

  幾個月后,他代表湖南的共產黨組織去參加中共一大。從此,毛澤東作為一個出色的共產黨人開始了他嶄新的革命歷程。1922年4月底,他在衡陽湖南三師作關于社會主義的學術講演,指出要改造社會必須有一種正確的遠大的理想,并且為實現這種理想而奮斗,這個理想就是社會主義。同年12月,根據中共二大綱領,他向湖南學生聯合會提出的奮斗目標,即是造成真正民主主義的政治,進而建設真正平等的社會,創造真正的光明世界。

  自此,以社會主義來改造中國和世界,成為毛澤東矢志不移的信念。在他看來,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當然,他后來還認識到,民主革命完成后,不能馬上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而是分兩步走:“第一,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改變為民主主義社會,即新民主主義社會”;“第二,共產黨還要辦一件事,還要換一個朝,就是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社會”。

  盡管是分步完成,但在民主革命的過程中,毛澤東絲毫沒有忘記過社會主義的目標。即便是后來他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出現了失誤,但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卻從未動搖過,對社會主義的追求也從未停止過。這就是毛澤東,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

  綜上所述,毛澤東的初心就是要使中國大多數窮苦人得幸福,就是要改造中國和世界。

  1925年,他曾明確地說:“為什么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這與十九大所概括的黨的初心和使命從本質上是一致的。可見,毛澤東的初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也從另一面說明了十九大提出的“初心不改”符合歷史的發展。而要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使人民獲得幸福,在毛澤東看來,就要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只有進到社會主義時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時代。”

  今天,中國共產黨強調,要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前進,這正是毛澤東的愿望。毛澤東在 1919年豪邁地預言:“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 這不就是民族的復興嗎?歷經近百年風雨,嘗遍千辛萬苦,初心未曾改,使命仍在身!這個日子,這個曾經的夢想,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而變得日益臨近。正如毛澤東所講,“黃金的世界,光榮燦爛的世界”,就在前面了!

  作者:張太原,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

  文章來源:《黨的文獻》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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