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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石 | 淮海戰役大復盤:滿血復活,“連續作戰”?

雙石 · 2019-06-10 · 來源:雙石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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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曾經有句名言:戰爭教育了人民,人民將贏得戰爭。 人民解放軍出色的戰場再生能力,不是沒有來由的,也不是從天而降的。 那是從豐沃的土地上,長出來的!

  

復盤:滿血復活,“連續作戰”?

 

  

  ——《淮海戰役縱橫談》之十二

  

何以連續作戰?這是一個結!

 

  淮海戰役近半個世紀后,國民黨軍史政編譯局所撰《國民革命戰史·勘亂戰史·華東地區作戰》寫道:

  本會戰自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六日,第九綏區自海州轉移始,迄民國三十八年元月十日陳官莊杜部潰滅止,前后歷時凡兩個月又四天,會戰全程,以碾莊、雙堆集、陳官莊為其焦點,殲匪軍達40萬,但悉皆被迫參軍良民,而國軍犧牲30余萬,俱屬國軍精英,尤以裝備之損失,致國軍元氣大傷,其對后期作戰之影響,至深至巨。[]

  暫且按下編纂者的立場不表——這個無法苛求,這段話也存在著諸多“技術”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殲匪軍達40萬”和“國軍犧牲30余萬”。

  按軍語定義,“殲滅”是指“斃傷俘”,而這次南線大決戰,人民解放軍始終控制戰場,被俘不會有多少人——哪怕加上“失蹤”,那么這個“殲匪軍達40萬”,主要就是指人民解放軍方面的傷亡。而“國軍犧牲30余萬”,那也就是指“傷亡”了。

  這兩個數字,都嚴重的不靠譜:如果60余萬參戰兵力規模的人民解放軍傷亡是這個數字——傷亡失蹤者達參戰人數的三分之二(如果以后期參戰部隊及“即俘即補”兵員100萬人計,傷亡失中蹤數為三分之一),那么怎么解釋這場決戰的結局?如果國民黨軍“犧牲30余萬”,那么剩下的人哪兒去了?沒去把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民解放軍參戰部隊的“殘兵敗將”,給吞了?

  據人民解放軍方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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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人民解放軍方面的傷亡、被俘或失蹤的總計是136 524人——已經是三大決戰中的“之最”了,而國民黨軍方面,傷亡總數為171 151人;被俘是320 355人,起義和投誠的總數為63 593人。這也就是說,國民黨軍傷亡以外的人數,才是“30余萬”——占了國民黨軍人員損失數的大頭。

  人民解放軍方面的數字不能說絕對準確,但也大致靠譜,不會有太大出入。

  基于“殺人三千,自損八百”的常識性邏輯,國民黨軍從最高統帥到戰區諸將,的確對人民解放軍“戰場再生能力”一再估計不足,因而產生過諸多誤判。人民解放軍在這場決戰的碾莊、徐東、徐南、雙堆集、陳官莊等諸次大的戰斗中,都付出了血的代價,一線作戰部隊傷亡很大。按“失去戰斗能力者超過三分之一即等同于失去攻擊能力”估計,很多部隊在理論上就等同于失去作戰能力。

  然而,這場南線大決戰中所發生的事實是:人民解放軍幾乎所有參戰部隊,都打滿了全場。一些一線參戰部隊,打完了這個再打那個,搞定了這邊又跑到那邊。整補時間非常短暫,幾乎見縫插針,即打即補。比如中原野戰軍第二、第六縱隊和陜南軍區第十二旅,先是在豫西“牽牛”,爾后伴隨著黃維兵團東進,一路軟磨硬泡,下絆刨坑兒,繼而又參加包圍和殲滅黃維兵團的作戰;第九、第三、第四、第一縱隊,打完鄭州奔汴徐線,再奔徐蚌線,摁住三個方向的敵人,然后再包圍和殲滅黃維兵團,一個多月就沒歇過腳。配屬華東野戰軍行動的第十一縱隊,在參加分割包圍黃百韜兵團的戰斗后,又加入華東野戰軍南下阻擊蚌埠出援之敵的作戰,爾后歸還中原野戰軍建制,緊接著就是打黃維。戰斗一結束,又掉過頭來面對蚌埠出援之敵。

  再比如華東野戰軍,南下隴海路捕擊黃百韜兵團,徐東阻擊邱清泉、李彌兵團,都是苦戰血戰!黃百韜剛一搞定,立即轉向東進南下,抵近徐州,南下接替中原野戰軍阻援任務,摁住蚌埠出援之敵,粉碎了蔣介石“南北對進打通徐蚌線”的計劃!爾后又轉兵東向,追擊和包圍徐州撤逃的杜聿明集團,那就是一個滿場飛啊!

  華東野戰軍第三、第七、第十三縱隊和特種兵縱隊一部還加入了殲滅黃維兵團的作戰。其中第三縱隊又接著參加了圍殲杜聿明集團的戰斗——如果把徐蚌戰場視作以隴海、津浦兩大鐵路干線交會點上的徐州為中心的坐標系的話,那么這支部隊也是打遍了這個坐標系上“四個象限”的角色——還是一“滿場飛”!

  他們的戰場整補期少則幾天,多的個把星期,又拉上去打得驚天動地。

  打過戰爭類電子游戲的青少年們應該很熟悉這樣的場景:參加游戲者在不斷地打斗闖關中也經常被敵人擊中、負傷,戰力隨之下降,但只要搶到了一件寶貝,就可以馬上恢復所有戰力,各種武器還威力大增——電玩行家們將此稱作“滿血復活”。

  當年在真槍實彈的戰場上,人民解放軍部隊都擁有這種“滿血復活”的能力!

  這個時期,國民黨軍最高統帥的指揮文電中,多次出現“匪在各方奔跑而來,其疲弊必甚,尤其重武器與后方之接濟皆不如我軍之有利”[],“匪疲弱與困難更甚于我軍”[],“匪部薄弱疲憊,甚易擊破,以其包圍線過長,決難處處作濃厚之縱深配備也”[]等等語句,然而在人民解放軍表現出來的“連續作戰”和頑強攻擊浪潮面前,還是不得不發出“實令人不能想象其魔力之大而能持久至如此也”[]的哀嘆!

  其實,早在戰爭第二年,“連續作戰”就被人民解放軍最高統帥部寫入了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這對于國民黨軍最高統帥部來說應該不是秘密。然而知道了卻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對自己對手的這種能力作出誤判,這是什么性質的問題?

  那就只能從他們主觀上的不在意、或不相信來解釋了——或許是太迷信自己了。

  那么人民解放軍這種超常態的“連續作戰”,是如何練就的呢?又何有奧秘呢?

  人民解放軍究竟是打哪兒,得到了“滿血復活”這種寶貝的呢?

  在此,我們暫且把兩支軍隊的性質等等問題按下不表,僅從“技術流”層面來作研討。

  從兵源資源來說,雙方的兵員動員主要在農村進行。1941年11月7日中央軍委在《關于建設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中根據中國農業社會的特點,曾經規定每個根據地“脫離生產人員”的上限值:“每個根據地脫離生產者全部數目(包括黨、政、軍、民、學),仍只能占我統治區全人口百分之三左右。”[]一旦超過這個上限,就會嚴重影響生產和地方經濟。人民解放戰爭開始后的1947年6月5日,在華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工作會議上又“根據各解放區的材料研究結果,認為:人民負擔能力,可能占其生產量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養兵需要而且可能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到一點五;一個兵的生活水平,每年約需小米十六石左右;這個比率,一般不能變動。”[]

  國民黨政府當時占有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地區,兵員資源是遠優于共產黨建立的解放區的。國民黨軍是通過保甲制度來征集兵員的——民間俗稱“抓壯丁”。兩年的戰爭期間,國民黨軍征集了近三百萬兵員。而人民解放軍是經過在照顧或滿足群眾的需求和利益的基礎上——減租減息,土地改革及代耕、優撫等措施,通過政治動員來征集兵員的。

  然而,迄至1948年10月,以解放區擁有的人口一億六千八百萬人(包括動員能力很有限的新解放區)計,人民解放軍能夠動員的兵員額度已趨近上限值(1.66%),而擁有中國大部分人口區域的國民黨統治區,卻仍然保持著不小的兵員動員空間。在“九月會議”上,中原局書記鄧小平在發言中就特別提到了這種情況:“第一,敵人第二年的兵員要比第一年充實。我們估計,今后一年敵人補充兵員的數目不止一百萬人,兵員補充得很快。第二,在外線作戰,軍委應考慮到外線作戰是否能完全自給”[],“我們的彈藥可以補給,但兵員的補充就困難了”,“中原本身擴兵沒有把握”。[]

  這的確是一個結!

  

“解放戰士”——人民解放軍獨創版權的軍語稱謂

 

  那么人民解放軍是怎么解開這個結的呢?

  這個辦法說復雜也復雜,說簡單也簡單——向敵人要兵員!

  沒有槍炮讓敵人給我們造,沒有兵員讓敵人給我們送。

  在戰爭開始一年后的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中央會議上,就將“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分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列入了“十大軍事原則”。[]1948年“九月會議”前的7月17日,毛澤東又就兵源問題致電劉伯承、陳毅、鄧小平、鄧子恢、粟裕、陳士榘、唐亮及各中央局:

  今年華北、華東、東北、西北各區除個別地方原定擴兵計劃準予完成外,其余均不應擴兵。鄉村人口大為減少。冀南、太岳會門活躍。肥鄉(冀南)、遵化(冀東)發生地主領導的暴動。各區擴兵(包括東北在內)均已至飽和點。支前供應和后方可能性之間發生極大矛盾,此項矛盾如不解決,則不能支持長期戰爭。故今年后方原則上不應擴兵,明年是否擴一點兵,還要看情形才能決定。今后前線兵源全部依靠俘虜及某些地方部隊之升格,你們及各軍對此應有精神準備。今后各區擴兵,征稅,編組新部隊新兵團,供給標準,脫離生產人數與當地人口之比例等事,均須獲得中央批準,方許施行,嚴禁各自為政,以利持久。今后攻城野戰所獲俘虜可能大為增加,各區及各軍應用大力組織俘虜訓練工作,原則上一個不放,大部補充我軍,一部參加后方生產,不使一人不得其用。我軍戰勝蔣介石的人力資源,主要依靠俘虜,此點應提起全黨注意。[]

  迄自戰爭第二年度結束時的1948年8月,中央軍委下達《關于兵員補充問題的指示》,再度強調指出了“向敵人要兵員”的重要意義:“解放區的老區、半老區經幾次大動員補充部隊后,壯丁已感缺乏,而前線野戰軍,因戰斗頻繁,經常要求補充,以便連續戰斗,又是必須的。這種矛盾的解決,應從俘虜中、蔣軍逃兵中及新區中設法,而俘虜與蔣軍逃兵的增多,新區擴大,正是我兵員補充最好最大的來源,其中尤以俘虜為主要來源”,“除俘虜軍官與土頑仍按中央工委會議決定方針處理,給以良好教育,分批放走以瓦解敵人外,對俘虜士兵原則上應是一個不放,大部用于補充部隊,小部用于后方生產。許多兵團俘虜成分已占百分之八十,至少的亦占百分之四十以上,但部隊經過三查和訴苦運動,并加強政治訓練后,俘虜兵的階級覺悟提高,已知道解放軍的作戰目的,解放軍才是他們自己的隊伍,因之較前容易鞏固,并能努力作戰。這種三查訴苦運動,已成為我新式整軍制度,今后只要能夠加強這種教育,是能把俘虜教育過來并加以鞏固的[]

  這些“取之于敵”的兵員,人民解放軍有著一個獨創版權的稱謂——解放戰士。

  所謂“解放戰士”,是指“被人民解放軍俘虜而從國民黨反動軍隊中解放出來、經過教育、參加我軍的原國民黨軍士兵”[]。有人考證過,“解放戰士”這個稱謂早在抗戰末期就出現了,而且在解放戰爭期間流行起來[]——史載:人民解放軍在“兩年內,從解放區動員了大約一百六十萬左右分得了土地的農民參加人民解放軍”,還“溶化了大約八十萬左右從國民黨軍隊來的俘虜兵,使他們變為解放戰士”[]。

  這個稱謂意義深遠。

  本來,俘虜就是俘虜,而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卻一律將這些“教育過來參加我軍”的“俘虜兵”稱作“解放戰士”,將俘虜軍官改稱“解放軍官”,將戰俘營稱為“解放戰士教導大隊”或“解放軍官教導團”。稱謂一變,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被視作“恥辱”的“被俘”,就成為了獲得“解放”的新生。

  一詞之改,既體現了對俘虜人格的尊重,更體現了共產黨人政治理想的格局和境界。

  人民解放軍連續作戰中不斷“滿血復活”的奇跡,正是產生于這種“格局和境界”之中。

  這就是所謂“即俘即補即訓即打”——或可簡化為“即俘即補”。

  所謂“即俘即補”,《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有過權威詮釋:

  

  所謂“即俘即補”,是指在火線上獲得俘虜后,因戰事緊急,只給他簡單換頂帽子或發個證明人伍的符號、證書,就馬上補部隊投入戰斗,最多也只有三五天的短期審查教育后補入部隊,參加戰斗。戰斗。在實行“即俘即補”的過程中,各部隊都十分注意抓緊對俘虜兵的審查教育。一首先,是及時進行審查,大體弄清軍官與非軍宮,以及每個人的籍貫、年齡、家庭出身、所任職務、參加國民黨軍的時間和身體強弱狀況,然后將家庭成分較好、參加國民黨軍時間不長、年輕力壯的連隊戰斗兵,立即補入部隊。如確因戰斗情況來不及審查,也要邊補、邊戰斗、邊審查,或利用戰斗間隙繼續審查。其次,是對俘虜兵的教育,主要是采取各種形式宣傳人民解放軍同國民黨軍的根本區別和當前戰爭形勢與前途,解決好愿意人伍打仗的問題,同時利用戰斗空隙進行小型訴苦,提高其階級覺悟,及時消除其疑慮,以發揮他們的戰斗積極性。在教育中,各部隊都十分注意用老兵特別是老解放戰士以交朋友、相互談心的方式去接近和教育他們,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這是人民解放軍保持“連續作戰”效能,生成高效率“戰場再生能力”的法寶之一:“解放戰士”的基本軍事技能已經由對手幫助培訓過了,也有一定戰斗經驗,只要啟發了其“階級覺悟”,解決了“為誰扛槍,為誰打仗”的認識問題,產生了對新生活的向往和瞳暻,以及“走進自已隊伍”的親近感,作戰積極性就能得以空前的煥發。

  這劑妙方,的確產生了神奇的效力。一個昨天的“敵人”,今天被俘虜,經過一場訴苦,揪下青天白日帽徽再操家伙上陣,明天就能成為勇敢的戰士。淮海戰役中,這種“即俘即補”的事例數不勝數。就連濟南起義的吳化文部,經過整訓后,都出現在戰役最后階段的徐西戰場,當上了“板凳隊員”——預備隊。

  時任華東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的唐亮回憶說:

  在淮海戰役中,我們根據后方動員來不及,國民黨軍士兵絕大多數是被抓來的貧苦農民,他們的階級覺悟容易激發等特點,提出隨俘、隨補、隨教、隨打。各部隊稍加教育直接補入部隊的解放戰士有10萬多人,解放區動員了一批翻身農民參軍,使我軍得以保持充足的戰斗兵員。華野部隊在淮海戰役開始時為42萬人[],到戰役結束時,增加到46萬人余人。某部一個連,戰役開始時為150人,經過兩個多月連續戰斗,傷亡170至180人,結果還有160至170人。在連續、激烈的戰斗中,部隊數量沒有減少,而且還有增加,這在軍隊戰史上是少見的。

  ……

  淮海戰役中溶俘數量之大,速度之快,效果之好,是從來沒有過的。[]

  如今關于淮海戰役的史籍典冊中,對人民解放軍參戰兵力的計量上出現了兩個看似差異很大且相互矛盾的數字:一個是“人民解放軍參戰的兵力有華東野戰軍16個縱隊另一個軍,中原野戰軍7個縱隊,以及江淮、魯中南、蘇北、豫皖蘇、豫西、陜南、冀魯豫軍區部隊共60余萬人”[],一個是“此戰役我集中華東野戰軍、中原野戰軍與華東、中原、華北等區之地方武裝各一部共達一百萬以上的兵力,在同一個戰場上密切協同作戰”[]。

  這個數字差異也在諸多后世的治史者中產生了疑惑乃至爭議。

  其實,這兩個數字看似矛盾或不洽,反映出的卻是一個極具合理性的動態變化:“60萬”是指人民解放軍在戰役之初的兵力規模,其兵員數量在戰役則時時處于動態變化之中——不斷地損耗,又不斷地補充,補充數又遠遠大于損耗數(兵員補充和地方武裝參戰),“60萬”只增不減,人越打越多,呈增量變化,所以最后一累計參戰人數,“60萬”就奔“100萬”而去了;而國民黨軍方面則是損耗一個少一個,補充數根本追不上損耗數——實際上也沒法補充,人越打越少,“80萬”只減不增,呈減量變化,所以最后一算總賬,也就剩不下幾個殘兵敗將了。

  簡而言之:對人民解放軍來說,“60萬”,是指參戰的兵力規模;“100萬”,是指累計參戰兵員。而“100萬”這個數字,其實也與“解放戰士”這個稱謂密切相關:在淮海戰役期間,華東解放區有11萬“翻身農民”參軍[](中原解放區不詳);而在戰役期間起義、投誠或被俘虜的30余萬國民黨軍官兵中,成為“解放戰士”的,至少有15萬人以上,或更多。[]

  光這么著說話太空洞枯燥,還是來看看當年那些創造奇觀的人們留下的鮮活案例吧!

  

“滿血復活”的法寶——即俘即補即訓即打

 

  《山東兵團山東兵團政治部關于邊打邊補問題情況》中舉出了諸多案例。

  以下是其中之一:

  九縱王方團八連戰前全連共一百四十七人,戰中傷亡四十四人,邊打邊補四十五人,戰斗結束時還有一百四十八人。十三縱一○九團九連戰前全連原有九十人,傷亡四十四人,邊打邊補七十四人(補后逃亡七人,傷亡和掉隊十五人),戰斗結束時,尚有九十八人,超過原有人數。一一二團一連戰前全連共一百一十二人,戰斗傷亡三十八人,邊打邊補八十四(補后傷一逃亡九),戰斗結束時,則有一百四十八人,超過原有人數更多。[]

  這個“王方團”“邊打邊補”有一整套方法,非常生動具體且很有可操作性:

  戰前,團黨委要求各連隊把制定、落實戰斗中的“擴軍計劃”,“做為支部工作的主要內容之一”——這“擴軍計劃”,不是隨便抓個俘虜就可以湊個數的。“擴軍計劃”有基于質量保證并且詳的原則要求:

  ①即補對象:

  a.出身中貧農成分較好,忠厚老實者;

  b.被抓丁、抽丁出來者;

  c.國民黨軍隊中的戰斗兵,年輕力壯者;

  d.軍齡,在三年以下,離家遠或家在解放區者。

  ②緩補對象:

  a.勤雜、通訊、電話人員;

  b.士以上官佐人員(準尉;以下者);

  c.特種技術士兵。

  ③不補對象:

  a.尉以上官佐;

  b.階級異己分子、還鄉團;

  c.戰場起義、個別自動投誠,但堅決拒絕加入我軍者;

  d.蔣軍在作戰地區抓的民夫,而又堅決不愿參軍者;

  e.歸俘。

  還有基于不同編制的數量限制:補充的數量不得超過建制班原有人數的三分之一,一個戰斗小組只能補充一個人。

  還有戰時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對擴充來的解放戰士,應抓緊時間進行教育。[]

  這“抓緊時間進行教育”,真有“立午見影”效果!

  “王方團”八連三班新補充的解放戰士王玉川說:

  一被抓住,我就尋思完啦!我怕你們要我去送炸藥,被炸藥炸死,怕你們把我埋在防空洞里,怕你們把我送到最前面去擋子彈,堵“胡同”口。當指導員叫我拿著兩個手榴彈和你們一道去打時,我尋思:“這真是叫我去堵胡同口了。”我想找機會跑掉,可是一上去,姜同志叫我在他后面壓子彈,他在前面打,并向我講了許多部隊的情況,又給我介紹了大汶口解放的傅慶祥同志。我聽了傅同志談他過去的情況后,對原來的想法有些懷疑了。我跟著傅同志向前打,那時我最相信他。打不遠,敵人的飛機和炮轟得很急,姜同志很和氣地叫我到防空洞去隱蔽。我又害怕了:“這不真要把我埋在防空洞里嗎?”過了一會兒沒有動靜,我伸出頭來一看,好幾個同志都在洞里面向外射擊,我就放心了。這時,傅同志帶我到前面去看送炸藥。我不敢去,可是又不能不去。后來,我親眼看到去送炸藥的同志沒有一個是剛解放的,而且炸藥響了,一個也沒死。我心里就像放下了一個千斤擔子似的“亮堂了”。我什么也不顧慮了,跟著同志們一齊向前打。[]

  “抓緊時間進行教育”,確保了“戰場擴軍計劃”的落實。

  “王方團”八連突入內城時,略有傷亡,連長掛彩,指導員馬上提出:“我們要給連長復仇,瞪起眼來,多抓敵人補充自己的力量!”三排機槍班傷了兩個,當即補充齊了。一班傷亡3人,也補充上了。六班戰士的反映:“我們六班原有8人傷亡5人,若不是在戰場上擴軍,全班剩下3個人,早就編到別的班去了。我們補充了4個解放戰士,還是一個建制班,又能完成任務了!”總之,八連沒有一個班不注意補充自己,沒有一個班被拆散了建制,直到戰斗結束,八連仍保持了原有人數與戰斗力。[]

  國民黨士兵的技術戰術是殘酷的軍閥制度訓練出來的,一般都不差,一旦被解放,心甘情愿地調轉槍口打老蔣,不但不用培訓,還可以當老師!

  ——“王方團”八連剛解放的潘子林,經教育后,馬上跟著向前打,并向躲在房子里的敵人喊話。結果,他一個人便捉到3個俘虜。

  ——華野第九縱隊某連邊打邊補的解放戰士王月倫,原是國民黨整編第二師的士兵,當我機槍射手負傷后,他立刻頂上去當射手,封鎖敵人,打倒敵人二三十名,榮立三等功。

  ——華野第十三縱隊一○九團九連在突入第三道圩墻時,俘虜敵五十七旅一六九團七連上等兵王文盛等,補入連隊后,發現老戰士不會用新繳獲的槍榴彈,當即現場教授使用方法,讓槍榴彈很好地發揮了大量殺敵作用。他還喊話瓦解了不少敵人。王文盛在戰場上代理四班班長后,對新解放戰士說:“排長既然這樣信任俺,俺們要好好干!”結果,又繳了10個人的槍。

  ——華野第十三縱隊一一二團一連二班俘虜了16歲的小伙子王成吉,經簡單教育后,即拿起槍跟二班向前打。不久,二班又補充兩名俘虜兵,班長叫王成吉去教育他倆。那兩個新補充的解放戰士很奇怪:“你穿的衣服和我們一樣,為什么來打俺?” 王成吉說:“我昨天解放后,就參加了解放軍。你們繳槍,就優待不殺。”在王成吉的影響下,那兩位新解放戰士也表現很好。[]

  有一個例子比較有趣——剛抓的俘虜兵也知道了“解放戰士”這個專有稱謂:

  第十三縱隊一一二團輪訓隊政指碰到從城里來的俘虜,問:“你們從哪里來?”

  答:“我是城里來剛解放的。”

  “怎么里面還響槍?”

  “里面還打仗。”

  “你解放了不行,還要解放他們,走!走!走!”

  就這樣,俘虜即馴服地跟著走了。[]

  更有趣的是,山東兵團這個報告還舉出了不少負面案例以總結反思。

  其中一個是“本位主義”:

  有本位主義的現象。特別在兵少、傷亡又大時,營連以下單位最易發生這種現象。據十三縱廖(海光)政委談:過去長期在根據地作戰,部隊得不到補充,大家都想搞幾個兵,過去有的部隊對“上級一定給補充”的保證,不大相信,認為“補充當然好,但補充的希望不大”,因而在“邊打邊補”中,就產生了“我弄到手就是我的”思想,愿意多留幾個兵,不大愿意上交。該縱陳(華堂)副政委也說:“各個連都有個小埋伏,個別營也有以多報少的,準備逃亡后好補充”。[]

  也就是說,統計上來的“解放戰士”數量和比例,實際上還是比較“保守”的。

  時任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代政治委員的粟裕說:

  淮海戰役開始,華野為三十六萬九千人,戰役過程中傷亡十萬五千人,戰役結束時達到五十五萬一千人,這中間除整補了幾個地方團外,補進的主要是解放戰士。[]

  這是個很令人吃驚的數字:參戰兵員近三分之一戰損,卻由來自對手相同乃至更多數字的兵員“即俘即補即打”,一再“滿血復活”,保持“連續作戰”且戰力不減反增!真就是“風水大變幻,乾坤大挪移”啊!不知道國民黨軍史政編譯局編撰《勘亂戰史》,對這樣一種奇觀該如何面對和詮釋!

  到1949年2月全軍整編時,華東野戰軍全軍編有4個兵團15個軍和兩廣縱隊,另一個特種兵縱隊,計58萬余人——不用說,這里頭的“解放戰士”,仍然是個大頭。

  中原野戰軍的“即俘即補”的情況應該與華東野戰軍類似。

  時任中原野戰軍第一縱隊第一旅政治部主任的姜思毅舉例說明了“即俘即補”的效力:

  9縱79團5連1排,王灣戰斗只剩下9人,馬上編成1個班,第2天參加了大出擊。經兩次傷亡,由3排調了兩個老戰士,補充了7個新解放戰士,接著又參加了三顆樹的攻擊。3縱19團3連馬圍子戰斗傷亡只剩22人,始終保持排班建制,第2天又配合攻西馬圍子,堅持到最后完成任務。4縱32團1連2排楊圍子外圍作戰傷亡10余人,排長亦陣亡,8班長王槐同志自動代理。調補兵員,不論是預備兵員,本戰役中的俘虜或機關緊縮出來的人員,都應按傷亡情形由縱隊、旅統一分配(團機關緊縮出來人員由團統一分配)。人員調補要注意到對突擊部隊、戰斗作風與旺盛士氣的保持,和模范、典型單位的培植,不能平均分配。隨著戰斗的連續,傷亡的增大,干部的缺額也就增大,為了迅速整頓組織,以求再戰,要在戰前執行3套干部制度,包括配備正職和學校訓練儲備(縱隊、旅分別訓練連排干部,團教導隊訓練班級干部)。戰役中保存干部,在職排、連、營副(特別是前兩)干部,在不影響戰斗的情況下抽出參加戰勤工作。

  即俘即補,主要有以下幾點做法:一、審查:短期俘訓隊,主要審查軍官及將老弱與可補入部隊的士兵分開,以便及時補充部隊。補到部隊后,則以干部、黨員、骨干分子個別談話、了解歷史情況與了解思想情況相結合的辦法進行審查。二、教育:掌握新解放戰士的思想特點,及時具體地解決其對戰斗的思想顧慮。解放戰士中的老兵因有技術、有戰斗經驗而不太怕打仗,但受敵欺騙教育較深,懷疑我的戰術,如說我們是“人海戰術”,“用俘虜送炸藥,炸死自己”等。新兵因本身沒經驗、沒技術,一般的怕打仗,尤其怕飛機、坦克、炮等。因此,除一般地說明我們的戰術,揭發敵之欺騙外,針對其具體的顧慮,進行演習,教會技術,效用更大。如演習小組動作、實驗爆破、手拉炸藥、如何攻、防坦克等,以提高技術,打破其顧慮,亦即提高了其信心。要結合戰場鼓動,及時地有針對性地解除其戰中產生的顧慮。新解放戰士,一般沒有攻堅經驗,尤其是新兵,在戰斗中遇有傷亡,或敵人火力強時,最易動搖。要即時表揚,特別是戰中記功記好,不但可以發揚新戰士的積極性,同時亦可打破新戰士怕我們不相信的思想顧慮。9縱80團特等戰斗英雄王學志,就是宿縣解放戰士,這次戰役3次立功,提為副班長,經領導上的培養,成了該團典型,為一般解放戰士樹立了前進方向,對改造解放戰士作用很大。利用戰斗空隙及戰壕中的小型訴苦,提高新解放戰士的階級覺悟,轉入自覺參戰,復仇立功。干部、黨員、骨于分子,具體地了解每個新解放戰士的歷史,從其切身問題上給以提高,同時亦使新老關系很快地密切了。在生活上關心體貼,具體的幫助,主動團結新戰士,打破新老間的隔閡。很多老同志,幫助新同志做工事,甚至把自己的工事讓給他們,對新戰士感動很大。[]

  淮海戰役共進行了65天,戰役中被俘,戰役中參軍,戰役后成為班排長的“解放戰士”,不乏其例。中原野戰軍在戰役前的兵員為7個縱隊計15萬人,到次年整編擴充為3個兵團9個軍共28萬余人。

  越打越大,越戰越強,簡直就是撒豆成兵。不,比撒豆成兵,還要厲害!《孫子兵法》講過“因糧于敵”,人民解放軍這是“因卒于敵”——化敵之卒,為我之兵,彼消助我長,我長促彼消,那就是一個“化腐朽為神奇”啊!

  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也說:

  我們的戰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虜過來的,稱為解放戰士,有的部隊,解放戰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約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對于俘虜,我們實行即俘、即查、即補、即訓、即打的辦法,就是說士兵一俘虜過來就補充到部隊,經過訴苦教育,就參加作戰。在打黃百韜時,情形竟發展到上午的俘虜下午就參加作戰當時的解放戰士現在有許多已經做了排長、連長。這種情形是世界戰史上所少有的。[]

  這種戰場“滿血復活”的再生能力,不僅為時人所驚嘆,也是一個戰爭奇觀。

  人民解放軍出色的“戰場再生能力”,“即俘即被即訓即打”占了很大一頭。

  “即俘即打”這個主題下的內容很豐富,簡直可以說是關聯了整個中國近代戰爭史幾乎所有的課題——從建軍思想、戰爭動員到軍隊管理,再到戰場心理,其案例舉不勝舉!本書囿于篇幅,無法一一列舉,只能有待高手另辟專題,單獨成書,以飱讀者。

  

“戰力不衰”的奧秘——邊打邊建的黨組織和骨干隊伍

 

  這個法寶屬于“戰場政治工作”的范疇。

  一說“政治工作”,可能有不少讀者會翻白眼或表示懷疑——這能盯啥用?

  這也難怪,這些年但凡沾上這幾個字兒的文字,大都是假大空式的說教。

  然而在當年,這個事實是鐵的——這幾個字兒下頭的內容,就是頂大用!

  大戰之中的“連續作戰”,最大的問題是產生嚴重傷亡后部隊如何保持戰斗力保持堅決執行命令,堅決完成任務的決心和意志的問題,以及如何保持戰斗能力的問題。在這個課題之下還有諸多小課題,如基層干部因傷亡產生的缺額問題,基層干部傷亡后指揮如何延續的問題?新補充來的兵員如何迅速適應戰斗和產生和保持戰斗意志的問題?在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條件下,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揚和何保持戰斗力的問題……

  這是一個需要大篇幅才能說道明白的問題,本書只能作簡要歸納,點到為止。

  兩大野戰軍聯合作戰,首先要解決的是決心、意志、紀律和兩軍間的配合和團結問題——而且必須是從上到下都得整清楚弄明白,不能含糊,不能馬虎。任務不能推,只能搶!在這個問題上,兩大野戰軍首長態度都很堅決,貫徹都很到位。

  戰前,華東野戰軍召開了前委擴大會,會議形成了《關于加強紀律性克服黨內無紀律無組織無政府狀態的決議》,華東野戰軍首長特別強調:“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應以大局為重,不惜犧牲局部,不怕吃虧“啃硬骨頭”,不怕打消耗大、繳獲少的阻擊戰,勇挑重擔,主動配合,密切協同,勝利時不爭功,受挫時不抱怨”。華東野戰軍政治部門在戰前準備中,“在抓好戰場紀律與黨的政策在新區落實的同時,重點抓了顧全大局,加強兩大野戰軍之間團結協同的問題。”[]

  華東野戰軍上上下下在戰役中執行命令非常堅決,群眾紀律也貫徹到位。比如九縱在追擊中遇到一條三丈寬的河流,二十七師七十九團二連一排10名戰士奮勇跳入河中,用肩膀扛起了一座便橋讓部隊迅速通過,成為膾炙人口頌誦一時的佳話,后來還寫進了小學課本。

  中原局、中原野戰軍也召開了團以上干部會議,著重強調了整體和局部的關系問題。鄧小平提出的政治號召要準備“拼老命”,“人人都要有‘燒鋪草’的決心!”劉伯承講話中有針對性的強調:“打仗總有主攻方向和牽制方向,總有吃肉和啃骨頭。過去我們頓頓吃肉,現在啃一回骨頭就受不了的樣子,這是什么思想?什么思想方法呢?我要告訴大家,不要以為上回啃了骨頭,這次就叫你吃肉。要準備這次啃骨頭,下次還是啃骨頭,第3次還是啃骨頭。”[]

  于是,“燒鋪草”在中原野戰軍成為流行語,部隊都以擔任艱苦任務為榮。比如六縱在雙堆集戰斗中傷亡很大,友軍來接替任務時他們還堅持不去,一定要與友軍并肩突擊,共同承擔“最后一擊”的任務。[]

  因戰斗激烈,部隊基層干部傷亡很大,“有兵無人帶”是很突出的現實問題。于是“支部建在連上”的“戰斗保壘作用”就體現了出來:人民解放軍所有部隊都是連有支部,班排有小組,還有以共產黨員為骨干的“互助小組”——定陶戰役中犧牲的“解放戰士”王克勤的發明權,關鍵時刻一定會有人主動站出來接替指揮,哪怕是干部傷亡殆盡,也會有戰士主動站出來接替指揮。

  那么黨員也傷亡很大咋辦呢?有辦法,當時有個口號叫“邊打邊建”、“火線入黨”,在火線上擴大黨的組織,并且隨時在火線上補充和提拔干部。華東野戰軍政治部還總結出了三點經驗:

  戰時基層干部傷亡大,及時得到補充,對保持部隊持續作戰能力關系極大。大批基層干部從何而來呢?淮海戰役實踐的經驗有3條:

  第1條,采取“群眾推薦,黨委審查委任”的方法。“戰前領導確定預提對象,戰中隨缺隨補”,“邊打邊提,隨缺隨補”。這是連續戰斗中,及時補充基層干部的主要方法。華野各部隊在“大膽提拔、寧弱勿缺”的口號下,只要作戰勇敢,對人民解放事業忠誠,又講究戰術,都可以大膽破格提拔,缺了就補,隨缺隨補。一些連隊在作戰中干部傷亡大,甚至有的連隊基層干部全部傷亡,就選拔優秀的班長當排長、副連長、代理連長。在火線上1天連升2、3職的不為罕見。

  第2條,從英雄模范人物和優秀戰士中選拔苗子,采取“代理”、“見習”、當“第2副職”等方法,培養基層干部。他們經過鍛煉,很快具有與本職相適應的組織指揮能力,能隨時任用補缺。

  第3條,有計劃地保存干部。在進入戰斗時,分隊干部不宜太多,抽調部分副職做戰勤工作或集中訓練。這樣,既可避免基層干部過多傷亡,又便于隨時歸隊補充。通過火線提拔,盡快培養與有計劃儲備相結合,較好地解決了干部缺額問題,保證了戰時的急需。

  黨的基層組織的邊打邊建,是保持連隊持續作戰能力的關鍵。這不僅因為黨支部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模范帶頭作用在戰時特別重要,還由于戰斗傷亡大,減員過半的連隊必須進行火線編并,有的剛調整好,由于戰斗殘酷,又要進行新的整編。在淮海戰役中,黨組織的整頓工作,有兩方面的發展:一是標準上有了新觀念。衡量一個人夠不夠入黨條件,主要看他戰斗中的勇敢精神,能勇于不惜犧牲自己生命與敵人決斗,這是最高貴的革命品質。所以火線入黨把作戰勇敢列為第1個條件,糾正了把那些作戰勇敢而平時有些小毛病的人拒于黨組織門外的做法。二是形式上有了新方法。比較普遍地開展了群眾推薦黨員的活動。在基層進行形勢教育和開展訴苦、立功創模等活動的基礎上,使黨員和非黨員的階級覺悟提高,對共產黨的認識加深,真正感到做一個共產黨員是無尚光榮的前提下,在戰斗過程中自己申請入黨或群眾推薦入黨。不少先進分子在火線入黨,有的負了重傷、奄奄一息還要求入黨。有些犧牲的戰士口袋里,還裝著入黨申請報告,這其中許多被追認為共產黨員了。這樣,不僅提高了黨的威信,也保證了黨員的質量和數。第二縱隊在淮海戰役中,火線發展黨員達1124名,使基層終終保持有30%左右的黨員隊伍,保證了戰斗任務的圓滿完成。[]

  時任中原野戰軍第一縱隊第一旅政治部主任的姜思毅當年曾在戰壕中寫下了《一旅圍困待攻中戰壕政治工作活動》,刊載于1948年12月4日中原野戰軍《軍政往來》上,文中舉出兩個鮮活的實例:

  以黨員為核心的互助小組,最適于戰壕活動。連里的張公店和宿縣戰斗解放戰士,未經一天訓練,就參加了雙堆集戰斗。戰壕里展開了互助組的談心。新老戰士在談心中,比國民黨共產黨的不同,比敵我困難的不同,比敵我戰法的不同,比民心背向,談大家所見的敵人暴行,這成為最生動實際的入伍教育。七團打了一個勝仗,二連張公店解放戰士于書琴在戰壕里自言自語地說:“放軍為什么老打勝仗因為有互助小組!——干部傷亡了,戰士還能指揮戰士繼續作戰!”一個老戰士待在戰壕里不耐煩了,說:‘守在這里,光挨敵人的炮,咱們的炮也不打啦了!,一個張公店解放戰士還向他作解釋:“咱們的炮多的很:這還沒到總攻的時候呀!上次一八一師師部,就沒有沒挨炮彈的地方!”不少堡壘間,互助組與互助組互派代表送信挑戰,展開革命竟賽,戰壕中你來我往,熱鬧極了。

  ……

  縱隊慰問我們的每盒紙煙,都由我們貼上戰斗快報。一團炮兵連的戰士說:“吸煙人的困難,上級都想的周到,吃了這一盒煙,要打死一個敵人”,另一個說:“不,一枝煙打一個。”張公店解放戰士接到了煙,馬上想起往事,說:“中央軍發煙,副官處全給賣了,當兵的摸不到一點。”七團三營自動挑出10盒帶錫紙的,送給一營二連,稱煩他們的英勇。而二連士兵委員會.又把上級獎勵他們的肉分一部分給一連,去信說:“沒有老大哥的火力配合,我們也完不成任務。”上下級、前后方、友鄰部隊之間,戰斗的團結熱情洋溢在圍困雙堆集的戰壕中。[]

  在戰斗中“邊打邊建”的黨組織和骨干隊伍,示范作用巨大——尤其是對“解放戰士”:

  新解放戰士由于過去受蔣匪長期欺騙,如說我軍用新解放戰士送炸藥,炸藥爆炸后再把尸體拖回來,但在實踐中事實就很快地打破了這一顧慮。又如有的新解放戰士,看到我們讓他到防空洞去,就認為要活埋他。后來看到干部也進去了,敵人飛機接著投了炸彈,才知道是愛護他們。還有部隊干部、老戰士在戰斗中對他們的關心照顧,對鞏固他們作用也很大,如解放戰士王文盛之所以表現好,就是因為他認為“當兵在哪里都為吃飯,可是在這比那里好,那里當官的打仗在后面,這里當官的打仗在前面;在這兒大家都信任我,待我像親兄弟一樣”。一一二團三連五班副見新補充的同志怕飛機大炮,當部隊休息時,他即安置他們到防空洞里去隱蔽,洞里潮濕,戰士呂仁福還找了一些草給鋪上,耐心地告訴他們“好好隱蔽沒有事”,感動得解放戰士胡德民說:“解放軍同志真好,你們在外面把洞讓給我們!”九縱某連邊補戰士王月倫立了三等功后說:“同志們待我好,我不好好干對不起大家!”我軍秋毫無犯的群眾紀律也給解放戰士以很大的感動,如一一二團三連五班副林吉桂趁戰斗空隙教育新同志說:“遵守城市政策,這是解放軍的規矩,誰也不能拿老百姓的東西!”當部隊到大樓底下防空時,地下有許多東西,呂仁福馬上對他們說:“誰也不準拿人家一點東西,遵守政策、紀律是解放軍的規矩。”結果新解放戰士沒有一個拿東西的,并且點頭稱贊道:“人民解放軍紀律嚴明!”解放戰士對我均生活滿意,說:“在戰場上可以吃包子,吃得飽。”[]

  昨天是敵人的時候缺血怯場,如今成戰友時滿血登場。

  ——這不是魔法,這是真實的力量!

  

“活力遞增”的杠桿——立功運動和軍事民主

 

  “立功運動”,也是人民解放軍在連續作戰中戰力增生的法寶之一。

  “論功行賞”,是古今中外軍隊的普世通例,但人民解放軍的“立功運動”卻大為不同。

  最大的不同在于這個“立功運動”的群眾性。

  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民主性、主動性、參與性。

  比如國民黨軍隊也有功勛制度,其最高榮譽是獲授“國光勛章”,其次是獲授“青天白日勛章”。根據榮鑒光先生的《國民革命軍抗日將士之功勛——國光勛章 青天白日勛章 人物志》記載,抗戰期間,“國光勛章”僅授予2人,即特級上將蔣中正委員長和傅作義上將。“青天白日勛章”共授予170人。被授予“國光勛章”和“青天白日勛章”的172人中,將官及地方省部級以上長官144人(含美軍受勛者4人:陸軍元帥馬歇爾、陸軍上將史迪威、陸軍中將魏德邁、空軍少將陳納德),占比83.72%;校官22人,占比12.79%;尉官3人,占比1.74%;軍士2人,占比1.16%;士兵0人;職級不詳1人,占比0.58%。[]

  人民解放軍也有勛章——1955年,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時期有功人員的勛章獎章條例》,一大批參加過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人民軍隊指戰員,被分別授予一、二、三級“八一勛章”和“八一獎章”,一、二、三級“獨立自由勛章”和“獨立自由獎章”,一、二、三級“解放勛章”和“解放獎章”,但是,由于這種授勛是“普遍授予”,即達到一定職級并滿足一定條件的我軍指戰員均按該條例榮獲相應的勛章或獎章,其主要屬性是紀念性質,而不是因具體戰功或典型事跡的記功性質。

  人民解放軍最高統帥毛澤東甚至連一枚紀念性質的勛章都沒有獲得過。

  人民解放軍最高榮譽并不是獲得勛章,而是獲得英模稱號——與世界大多數軍隊都有所不同,人民解放軍體現最高榮譽的英模稱號,全軍將帥無一人榮獲,絕大多數都授予了基層指戰員。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英模辭典》,從人民解放戰開始迄至新中國之初(不含抗美援朝),共有840人被授予英模稱號,除去難以查明職務的11人,其余829人的職級分布大體如下:班長以下戰士415人,占比50.06%;連排干部316人,占比38.12%;營職干部49人,占比5.91%;團職干部8人,占比0.97%;師以上干部為0;民兵、工人和群眾41人,占比4.95%。連以下基層指戰員及民兵、工人和群眾占比93.12%。[]

  這并非人民軍隊將領缺少英雄,而是恰恰相反!從整體上比較國共兩軍將領,論智、論勇、論德,人民解放軍都遠遠在國民黨軍隊之上,且英杰輩出,將星璀璨。他們之所以很少有人被授予英模稱號,不是什么“謙虛”或“高風亮節”,而完完全全是人民軍隊的性質及其“人民史觀”決定的。

  人民軍隊的英模制度,公然顛覆了“陣前苦斗獬豸將,旗下旁觀草木兵”的戰爭文化觀!

  人民解放軍的功勛制度,始建于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旨在以“革命英雄主義”取代“個人英雄主義”,到抗日戰爭時期,又發展成為表彰戰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但從方法和程序上看,很長一段時間還是受古今中外“普適”特色的影響:功勛評定是自上而下地由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根據搜集上來的情況評定的,基層指戰員在評功過程中是被動的。

  在抗戰后期和人民解放戰爭開始后,這種功勛制度開始走向“群眾性”,形成了“運動”。

  立功運動的雛形,是功勞簿。

  抗戰結束不久,新四軍第一師二團在反擊國民黨軍隊進攻抗日根據地的自衛戰爭中,多數連隊開始建立功勞薄,目的是為選舉英雄積累材料——該團政治處在1946年7~8月間蘇中戰役李堡戰斗中,不失時機地提出了“在戰場上比比看,為人民立功勞”,“把功勞記在功勞薄上”的口號,有效激勵了部隊的士氣;當年10月8日,該團在號召“黨員應在功勞運動中首建頭功”的同時,建立了“三證”制度,即個人有一個“功勞證”,功勞證跟人走,調到哪里都光榮(三營戰士建議的);連隊有一個“功勞薄”,記功在案;給家里發個“功勞狀”,一人立功,全家光榮。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又不斷地深化認識和實踐,逐漸形成了“群眾性”。

  同年11月11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廣泛開展立功運動》的短評,肯定山東和華中的創舉,號召全解放區普遍開展立功運動;同年12月13日,新四軍兼山東軍區在及時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頒布了《立功運動暫行條例》。

  群眾性的立功運動熱潮,隨即蓬勃興起。

  1947年2月4日,《解放日報》發表《再論立功運動》的社論,指出:立功運動“已成為人民解放軍爭取勝利的有效工具和很大的推動力量”,強調“除在軍事斗爭各部門應繼續普及加強外,還應該在軍民生產中間與土地改革中間,按著工作的性質與需要創立起規模來”。

  在火線上開展“立功運動”,也是人民解放軍在“連續作戰”中保持旺盛戰斗力的有效手段——當年的口號是“所有連隊把功勞簿建立起來”。在群眾中發現典型,又用群眾中出現的典型示范且激勵于群眾。這項群眾性的運動在這支軍隊中產生出了“你追我趕”,相互挑戰的活力。很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同在一支隊伍中并肩作戰的戰友們都會想:他并不比我強多少,他能立功,為什么我就不能立?

  《晉冀魯豫軍區野戰政治部關于立功運動經驗介紹的政工通報》就列舉了11項行之有效的“全套的經驗”,包括:立功的發動,立功競賽,互助立功,評功、記功、查功,報功,報功榜,賀功,立功旗,立功上報,發揮老戰士、土改后參軍的新戰士、解放戰士的“三合一”作用,立功運動與翻身運動兩大巨流的匯合,等等。

  時任中原野戰軍第一縱隊第一旅政治部主任的姜思毅寫到過這樣一個生動場面:

  在“不讓敵人逃脫一個”的口號下,總攻之前,在圍困雙堆集中,我們每天也是有仗打的。七團二連六班打垮敵人十一師三十二團突圍企圖,在出擊中捉到了9個俘虜,團黨委當時就給二連宣布記功,立時“學習二連,寸土不讓”的聲浪,響遍了戰壕。這時,六班又打退了敵人第二次突擊,團把俘虜很快送到各連,叫各連戰士聽他們的“訴苦”。當聽到講“我們出來找紅薯,誰知你們打得這樣硬”時,戰士們都抿不住嘴笑了。三連戰士說:“十一師為什么不從我們這里突?——叫我們也捉幾個俘虜!”三連有5個有功戰士,在戰壕中經過群眾評論、支部討論接納入黨。[]

  “立功運動”也涉及到“解放戰士”,他們有功咋辦?

  照立不誤——有老戰士“思想不通”,那就得把“工作做通”:

  ……有的新解放戰士參加作戰立了功,大家思想還不通,說:“我們不帶他前進,他不會立功”,不了解只要能爭取解放戰士向敵人放一槍,也就是他的偉大功勞,早參加一點鐘,就應該承認一點鐘的軍齡[]

  “立功運動”不僅在前線部隊中開展,在支前民工大軍中也開展得很活躍。而且把“立功運動”變成了一次生動的“思想教育運動”——評功的同時也指出過錯,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評功又結合檢討。對破壞群眾紀律、開小差、說破壞話的民工在評功中亦根據其錯誤的輕重,適當地進行批評和記過,從檢討方面教育民工。膠東海陽擔架團有一個民工立了一等功,但因為他破壞群眾紀律三次,即又給他記了一次過,在宣布功的時候說明他為什么立了一等功和記了一次過,他聽了以后說:“我弄了個功過雙全,下次我堅決立下大功去掉過!”對教育民工也有很大幫助。

  同時,民工也給干部進行評功。如渤海三分區擔架團,在評功中除給干部評功外,同時對干部的缺點也進行了批評,如民工給三中隊王指導員提意見說:“他別的沒孬,動不動光熊人,沒人愿意接受他的。”有的民工給五中隊三排長提意見說:“他有事情,光知道指揮別人去干,自己在那里不動,吃飯的時候,別人不吃,他先吃。”有的民工說:“有一次轉運傷員時,傷員喊大便,把他嚇跑了!”被批評的干部,都虛心接受了意見,進行了檢討。這樣對干部有很大的教育和幫助。[]

  賞罰分明!這么著整運動,再落后的分子也得變著法兒地求“進步”啊!

  人民解放軍的戰場再生能力還有一個法寶:在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情況下,可以通過“軍事民主”(如“諸葛亮會”)和革新挖潛來彌補這樣的缺陷。比如缺乏炮火的中原野戰軍圍攻武器精良的黃維兵團時,就遇上了“器不如人”的問題。于是“軍事民主”和“革新挖潛”相結合的“大殺器”——“飛雷”,就派上了大用場。

  創造這些“新式武器”的人們,那就是“立功運動”的大熱門兒!

  “飛雷”比較正式的稱謂是“炸藥發射筒”,其發明人各說不一。比較普遍的說法是中原野戰軍第四縱隊第十一旅工兵連連長聶佩璋和副排長高文魁的“技術發明和革新成果”,而《中野一縱創造的炸藥發射筒的說明》則稱這個發明出自該縱隊“一個叫顧順幫的同志”[],而且還給出了相對規范的性能數據:

  炸藥發射筒是在解放戰爭時期,步兵中強大的摧毀武器。它具有攜帶方便,能在各種地形上運動和運用:造價低廉,威力強大等優點。是群眾發明創造的碩果之一。

  它在1947年至1948年的歷次戰斗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不僅能摧毀一切工事,而且能反坦克,拋射手榴彈時能殺傷暴露的散兵群。敵人曾稱之為“原子炮”。

  口徑:40至100cm。

  可發射炸藥量:25至40市斤(最大口徑的發射過100公斤,在淮海戰役中攻擊小馬莊戰斗時使用了一次,效果良好)。

  射程:100至200m。

  炮身長:1至1.3m不等(均系用汽油桶鐵皮做成)。

  發射盤:依口徑而定。

  發射藥:黑色發射藥包,依射程和炸藥量而定。

  角度:15°至45°(以標示法賦予射向)。[]

  《說明》中“效果良好”的“小馬莊戰斗”,有記載如下:

  如我縱一旅七團一營和旅特務連,配合[二十旅]五十八團于1948年12月12日16時30分向敵小馬莊和獨立家屋陣地發起攻擊。此次戰斗集中了30余個炸藥發射筒,在10分鐘內發射出2000斤炸藥,在我炮火壓制與炸藥發射筒的猛襲下,敵工事全被摧毀,全殲守敵十八師工兵營和第三四二團,敵三四二團第一營大部分炸死和震昏。[]

  筆者看法,這個發明權很可能是集體的:你提出,我補充,他完善……,轉一大圈兒后,越整越上檔次,不斷傳播,不斷推廣,直至成為一件“準制式化”的武器。

  也就是說,甭管是誰的發明權,都屬于人民解放軍。

  姜思毅在《回顧中原野戰軍在淮海戰役中的政治工作》中,對參與發明和使用這件“大殺器”的英雄在戰役中的表現有過生動介紹:

  22歲的青年工兵、共產黨員、戰斗英雄高文魁,在殲滅黃維兵團的戰斗中,做了80多個飛雷,用了1700多斤炸藥。在攻占李圍子、沈莊、楊圍子3次戰斗中,他的飛雷陣地就設在離敵140多米遠的地方。他親自看到他的20多斤重的飛雷象一個大西瓜一樣,怎樣飛到天空,又怎樣落到地下,敵人的鹿砦、工事、死尸怎樣飛起幾丈高。

  攻占沈莊,他指揮的3門飛雷,一連打了22發,就有21發射中了敵人的工事。戰士們看到飛雷的神威,高興地喊道:“好飛雷!好飛雷!”

  攻占楊圍子時,上級命令高文魁的飛雷排配合兄弟部隊轟擊村東的敵人陣地,他們的飛雷不斷轟擊著敵人的地堡群。忽然右邊交通壕里跳出一位教導員焦急地喊起來:“高同志!你怎么搞的?要突擊了,最前面的大地堡還沒有打下?”原來他只注意打地堡群,卻把最前面的一個地堡忘掉了。這時敵人的機槍從工事里“噠噠噠”地叫著,我們的各種炮火都開始漸漸轉向敵人的縱深了。高文魁一看只剩下1發飛雷,他瞪大眼睛大聲地回答道:“好!我最后一個飛雷解決它。”

  他親自瞄準發射,最后一個飛雷炸塌了敵人的工事,教導員和戰士們都拍手叫好,接著突擊隊很快沖了上去。[]

  毛澤東曾經有句名言:戰爭教育了人民,人民將贏得戰爭。

  人民解放軍出色的戰場再生能力,不是沒有來由的,也不是從天而降的。

  那是從豐沃的土地上,長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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