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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有關郭沫若的五個流言及真偽

李斌 · 2019-06-04 · 來源:《中國文學批評》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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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是20世紀中國有著重要影響卻飽受爭議的知識分子。郭沫若需要反思,但很多反思建立在不實之詞的基礎上。現選擇了有關郭沫若的婚戀情況、郭沫若對沈從文的批評、十七年期間的表現、《李白與杜甫》的創作動機等流言,逐一分析這些流言的產生、傳播,并通過可靠的文獻史料揭示真相。

  摘 要:郭沫若是20世紀中國有著重要影響卻飽受爭議的知識分子。郭沫若需要反思,但很多反思建立在不實之詞的基礎上。現選擇了有關郭沫若的婚戀情況、郭沫若對沈從文的批評、十七年期間的表現、《李白與杜甫》的創作動機等流言,逐一分析這些流言的產生、傳播,并通過可靠的文獻史料揭示真相。這些流言的產生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研究范式及文學觀念的轉變有關,借助“反思郭沫若”的思潮廣泛傳播,對建立在“流言”基礎上的“反思郭沫若”進行反思,也是省思當前盛行的一些有關學術和文學的觀念結構的內在需要。

  關鍵詞:郭沫若  學術研究范式  文學觀念

  作者李斌,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紀念館副研究員(北京100732)。

  郭沫若是一位在文學、史學、考古學、翻譯等多個領域有著重要成就,在20世紀中國有著重要影響的知識分子,但他也飽受爭議,不同知識背景、人生經歷和學術立場的人,對郭沫若會有不同的看法。即便在郭沫若研究界,對于郭沫若的思想和人生選擇也存在諸多分歧。通過近年來的研究,筆者對郭沫若的思想和身份形成了三點基本認識。

  首先,郭沫若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五四時期,郭沫若是浪漫主義詩人,是創造社的主要負責人。1924年,他翻譯了日本學者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在翻譯過程中,他以列寧學說和蘇俄道路為參照,批判了河上肇的觀點,逐漸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不久,他又參加了北伐戰爭,經過實際戰爭的淬礪,更加堅定了馬克思主義信念。從1924年到北伐戰爭,這段時間是他思想的轉變過程。他曾經多次說,在翻譯完《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后,他的思想就定型了,再也沒有改變。遺憾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學術界淡化了郭沫若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無論是研究郭沫若的文學創作,還是研究郭沫若的史學成就,一些有影響的學者寧愿對他在五四時期形成的“青春型”人格或米海利斯考古學著述的影響參見謝保成《郭沫若評傳》中的有關章節。濃墨重彩,也不愿意強調他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學界對郭沫若思想信仰研究的淡化,導致一些關于郭沫若是“墻頭草”、“無節操”的說法有機可乘。

  其次,郭沫若是中共長期的秘密黨員,革命者是他的首要身份。

  在南昌起義撤退途中,郭沫若由周恩來和李一氓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是中國共產黨處境最為危險的時候,國民黨正在清黨,很多優秀的共產黨員都被殺害了,也有很多共產黨員意志不堅定而脫黨。郭沫若在這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充分說明了他認同中共的革命理念,并甘愿為此獻身。這當然就絕不是人們所說的投機文人了。

  抗戰爆發后,郭沫若秘密回到國內。其公開身份是無黨派民主人士,實際上,他回國后就恢復了組織關系,是周恩來單線領導下的秘密黨員。他以代號“K”繳納黨費,他的身份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連他的夫人和孩子都不知道,這一身份一直保持到1958年重新入黨。對這一身份的揭示,除當事人吳奚如和女兒郭平英的相關文章外,郭沫若紀念館后罩房“媽媽屋”展出的一封信是最直接的資料。鄧穎超在這封1938年5月18日給于立群的信中說:“親愛的媳婦小于:好多天不見你,常常想念著你那個小樣,怪可愛的!你最惦記著的問題已經代你辦好了,我和沫若兄二人作介紹人,請你準備好加進來罷!”這是鄧穎超通知于立群,她和郭沫若介紹她加入中國共產黨。如果郭沫若當時不是中共黨員,他有什么資格介紹別人入黨?對于這個身份,很多學者不大明確。我到郭沫若紀念館工作后,有一位學者每年都將他指責郭沫若脫黨的文章寄給我,也有研究者公開質疑郭沫若在抗戰時期的秘密黨員身份,還有研究者認為中共和國民黨在抗戰時期爭奪郭沫若,因為中共對郭沫若禮遇有加,郭沫若才支持中共的。正因為否定了郭沫若作為隱蔽戰線的秘密黨員身份,關于郭沫若獻媚投機的說法自然就多起來了。

  最后,郭沫若自從有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他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都為中共領導的革命和建設事業服務。1928年流亡日本,郭沫若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寫下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本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開山之作。這本著作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介入了當時的理論斗爭。當時理論界正在討論中國社會的發展階段,以驗證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否適合中國國情。很多人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不適合中國國情,郭沫若通過歷史研究表明,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適合中國國情的,以此證明了中共領導的革命斗爭是具有合法性的科學道路。他后來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是為了更好地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更好地為現實革命服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郭沫若寫了很多白話詩,有些學者認為這些詩不是詩,是大白話,但郭沫若的目的是婦孺皆懂,充分發揮詩歌為生產建設服務的功效。

  下文對有關郭沫若的五個流言及真相的分析正是建立在這三點基本認識的基礎之上。

  一

  第一個流言:郭沫若兩性關系混亂,對于立忱始亂終棄。這個流言越傳越不堪,甚至傳到了這樣的程度:1979年于立群在整理郭沫若遺物時發現郭沫若和于立忱的混亂關系后不堪羞辱而自殺,或郭沫若娶了姊妹花,玩弄女性,等等。

  這個流言是從哪里來的呢?來自謝冰瑩發表在臺灣《聯合報》1984年6月15日上的《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一文。在這篇文章中,謝冰瑩回憶近50年前,有一天她的閨蜜于立忱在醫院,讓謝冰瑩去看她,謝冰瑩以為是在普通病房,去了后發現是在產房做人流手術。于立忱流著眼淚告訴謝冰瑩,這都是郭沫若那個大騙子害的。整篇文章就寫了這樣一個故事。這故事后來廣泛流傳,成為郭沫若玩弄女性的濫觴。那么,這篇文章是真的嗎?這需要結合時代背景和其他相關人的言論仔細分析這個故事的縫隙。

  首先,一位老人回憶50年前的往事居然像劇本一樣,你一言我一語歷歷在目,非常清晰。但我們回憶往事的時候,會一個字一個字都能回憶出來嗎?

  其次,歷史研究講究證據。謝冰瑩這篇文章發表在郭沫若和于立忱都去世之后,當事人都已過世了,你要怎么說就怎么說。為什么不在人家生前說?你在人家生前說,若你說得不對,人家還可以糾正,但你偏偏在死后說。況且,只有謝冰瑩一個人在說這件事,其他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竟然都不知道,這可能是真的嗎?孤證不足為憑。

  再次,謝冰瑩講的故事跟知情人士林林的回憶恰好有出入。林林跟于立忱、于立群關系很好,他們當時都做新聞記者。林林說于立忱病重時住在他家,謝冰瑩沒有參加于立忱的葬禮。筆者2018年初采訪郭平英女士,她在林林先生生前曾向他請教她姨母逝世前的情況,林林先生談到了這些事。謝冰瑩若真是于立忱的閨蜜,于立忱病重的時候,為什么要去一個男性家住,不去閨蜜家住?如果謝冰瑩真是于立忱的閨蜜,閨蜜死了為什么不參加葬禮?這恰好說明了謝冰瑩和于立忱沒什么關系。于立忱即便有了那樣私密的事情,也不會告訴謝冰瑩。

  最后,這篇文章寫作有它特殊的背景。文章最后幾段大力歌頌“領袖”蔣介石,并說“領袖”蔣介石曾經非常器重“墮落文人”郭沫若,但他根本就不領“領袖”的恩情,幾次背叛“領袖”。讀到這里當能明白,此文是在冷戰的特殊背景下,意識形態立場不同的國民黨人用了偽造歷史的方式詛咒一位堅定的中共黨員。

  很多人不注意這篇回憶的真偽,對它大肆宣揚,這就成了郭沫若玩弄姊妹花的來源。真相是什么呢?郭沫若和于立忱確實有過交往,郭沫若都清楚地寫在了他的作品里。當時郭沫若正在東京流亡,而于立忱則是《大公報》駐東京特派記者。于立忱去拜訪郭沫若,郭沫若帶著郁達夫去回訪。后來于立忱回國了。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秘密回國,發現于立忱已經去世,就寫了《斷線風箏》,感嘆自己的命運跟于立忱有些相像。他還兩次拜謁于立忱的墓,把《詠風箏》這首詩寫下來送給于立群。于立忱和郭沫若可以說是比較好的朋友關系,沒有超出朋友之上的兩性關系。如果真有不清不楚的關系,一同去拜訪的郁達夫不會看不出來。以郁達夫的性格,他看出來了不會不寫出來。即便郁達夫不寫出來,也可能有其他當事人寫出來。

  那個時代的人有過幾次婚姻經歷是正常的。郭沫若的發妻是張瓊華,兩人的婚姻是郭沫若20歲的時候由母親包辦的。結婚那天他就不滿意,很快就離開家鄉去日本留學。他在日本跟護士安娜有了愛情,一起生活了21年。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郭沫若秘密回國,因日本警方監視,他不能帶妻兒。郭沫若回到國內和于立群結合,于立群最后陪伴他走過了40年。婚姻之外,他只對一個人產生過感情,那就是大革命時期的安琳。南昌起義撤退時,安琳作為女戰士照顧郭沫若,由此產生了短暫的感情。郭沫若對安琳的感情,安娜和于立群都知道,他還寫在自己的作品里。對此,熟悉郭沫若的人都知道。除此之外,郭沫若沒有任何緋聞。1938年起,郭沫若一直是文化戰線的領導人,所有的歌舞影星都是他的部下,但他沒有跟任何人產生過緋聞。

  有學者告訴我,關于郭沫若的婚戀情況,不屬于學術問題,大可不必花精力于此。我理解這種好意。但是,在歷史人物研究中,對一個人的指責往往從其有違道德倫理處入手,據我所知,有些有影響的學者也曾炒作郭沫若的婚戀情況。澄清郭沫若婚戀中的不實之詞,對于重新理解和評價郭沫若是不無裨益的。

  

  第二個流言:因為郭沫若的批評,沈從文中途折戟,從文壇消失。

  這個說法主要來自沈從文的弟子汪曾祺。他認為,在1949年前后,對沈從文打擊最大的就是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有了這篇文章后,沈從文就從文壇消失了。陳徒手在《午門城下的沈從文》中認為:“現在想來,郭沫若批沈從文是不公平的,這是一種政治性貶低。郭為了政治意圖一邊倒,揣摩上面的意圖,他當時批評許多人都是錯誤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我們首先看批評的語境。

  1946年底,國共和談失敗后,周恩來被迫從上海回到延安,他接連給郭沫若寫了兩封信。在12月31日的信中,周恩來說:“國內外形勢正向孤立那反動獨裁者的途程中進展,明年將是這一斗爭艱巨而又轉變的一年。只要我們敢于面對困難,堅持人民路線,我們必能克服困難,走向勝利。孤立那反動獨裁者,需要里應外合的斗爭,你正站在里應那一面,需要民主愛國陣線的建立和擴大,你正站在陣線的前頭。艱巨的崗位有你擔負,千千萬萬的人心都向往著你。我們這一面,再有一年半載,你可看到量變質的躍進。那時,我們或者又攜手并進,或者就演那里應外合的雄壯史劇。”郭沫若是中共秘密黨員,中共代表團回延安后,他仍然堅持在國統區斗爭。周恩來在這封信中給他下達了任務,要他在國統區領導民主運動,這就是郭沫若處在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上的任務和使命。

  沈從文是國統區有影響的大作家,他通過雜文議政,三次挑戰郭沫若的使命,郭沫若出于捍衛民主運動的考量,對沈從文進行了嚴厲批評。

  第一次挑戰是1946年,沈從文寫了一篇長文《從現實學習》,其中兩點讓民主人士震怒。第一,他批評昆明的民主運動,認為一幫政客文人表現欲太強了,一幫銀行家的功名欲太強了,兩相結合起來就形成“民主堡壘”;他所謂的“表現欲”太強的人包括聞一多、李公樸、費孝通、吳晗等民盟領導人。第二,當時正在進行聯合政府的談判,準備組織一個由各黨派選出的40人組成的國民政府委員會來取代國民黨控制下的國民政府,委員有1/3的否決權,中共和民盟聯合起來想要爭取14個委員的名額。這件事在當時爭斗得很激烈。沈從文看不過了,他說,你們這些人爭來爭去,不就是想當官嗎?實際上他是曲解了。為什么要爭14個名額?因為這是關于國民政府委員會的性質是聯合政府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決定性因素。但他理解不了這一點。

  《從現實學習》發表后受到了很多批判,最先批判他的是民盟成員王康,他在《文匯報》五次連載《沈從文批判》,他特別談到沈從文將聞一多之死說成“愚人一擊”,聞一多明明是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沈從文還說“愚人一擊”,這難道不是為國民黨推卸責任么?全國文協上海分會由胡風主持,在1946年底開了一次會,他們說有一類人自命清高,站在一邊說風涼話,這類人的代表就是沈從文。這個會議的情況發表在上海《文匯報》。

  郭沫若因為有事沒有參加全國文協的會議,但在《路邊談話》、《新繆司九神禮贊》這兩篇文章中批評了沈從文。郭沫若說有些大學教授說我們想做官,大學教授就不是官嗎?有些人說只有寫小說才好,我們那些寫雜文的、寫詩歌的、搞繪畫的、搞攝影的就不好嗎?大家都做出成就了。這兩篇文章都給沈從文留有余地,沒有點名。但是沈從文不理他,繼續挑戰。

  沈從文第二次挑戰是1947年1月的《新書業與作家》一文。他在文章中說,職業作家生存艱難是出版業不健全,創造社為什么倒閉了呢?書業競爭,自己經營不善,所以倒閉。這就徹底惹怒了郭沫若,因為他是創造社的精神領袖,是創造社的主要負責人,他對創造社的歷史當然比沈從文清楚。郭沫若于是寫了《拙劣的犯罪》進行回擊,他說創造社明明是被國民黨查封的,沈從文是偽造事實,拙劣犯罪。職業作家生存艱難是因為國民黨壓迫,你寫書出版不了,寫文章給你刪刪改改,你能不生存艱難嗎?郭沫若這次點了沈從文的名,而且火氣很大。

  沈從文的第三次挑戰體現在兩篇文章中。先說1946年9月的文章《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沈從文說當時的年輕人跑去張家口,這是胡鬧,圖熱鬧,做無望流血。這個事情讓郭沫若很惱火,張家口就是解放區的代名詞,沈從文說張家口在做無望的流血,不等于在說共產黨白搞了嗎?1947年10月,民盟在上海的總部被國民黨查封了,被迫停止活動。沈從文寫了《一種新希望》。他說民盟停止活動,是因為他們內部人事關系沒搞好。針對這些言論,郭沫若在1948年春天寫了《斥反動文藝》,批判沈從文:你的小說怎么樣呢?《摘星錄》等小說是“文字上的裸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還批評沈從文存心做一個摩登文素臣。文素臣是《野叟曝言》對封建統治者忠心耿耿的形象。

  郭沫若的批評比較嚴厲,但對沈從文有影響嗎?其實,當時不止郭沫若,幾乎一半的輿論都在批評沈從文。沈從文有一點怕了,他在給丁玲的信中說他怕中共,怕民盟。而郭沫若此時的公開身份是無黨派人士,怕中共,怕民盟,并不包括郭沫若。解志熙教授也認為郭沫若對沈從文的批評并沒有讓他驚慌。“沈從文也不驚慌,1949年1月31日解放軍進城,威嚴而和氣,沈從文看得高興,覺得早知如此,自己就該當一名隨軍記者,可見他的自信還在;并且在這前后,一些地下黨人、革命干部、以至中共的高級干部陳沂等,都去看望過沈從文、安慰過沈從文,他又有什么好驚慌的?”

  1949年后,新政權給了沈從文很多機會。首先是1950年派他到華北革命大學學習,很多人去學了后都受到了重用。沈從文也去了,但他看不起那些教員,也看不起那些學員,跟廚師關系好,天天去炊事班里跟人家聊天。1951年底,沈從文被派去川南參加了3個月土地改革,他去了后,嫌人家菜難吃,又嫌工作艱苦,特別想回來,想寫小說,但又擔心寫不好。所以這兩次改造,沈從文都不順利。沈從文是非常強大的人。1953年,在公私合營中,開明書店和中國青年出版社合并后,開明書店新掌權的年輕董事給沈從文寫了一封信,說你的小說不適合新社會了,你在本店已印待印各書及紙型已全部銷毀。這才是對他放棄寫小說具有決定性的事件。沈從文收到開明書店通知后,在1954年1月給大哥沈云麓寫信說:“小說完全失敗了,可以說毫無意義,在家中的也望一切燒掉,免得誤人子弟。”同月,他給朋友“道愚”的書信中說:他堅持寫小說,“什么人都受不了這個試驗時,我還是不以為意,要把它搞好。以為必有一天,可以用到更有意義的更新的需要上去。到書店正式通知我說書已全部燒去,才明白用筆已完全失去應有意義。”他又在1954年秋給潛明的信中說:“我弄文學,胡寫了幾十年,可說毫無意義。書店負責人極聰明,知道對人民無益,對黨國無用,所印書一把火通燒掉了。一燒掉,自然什么都完事了。”盡管如此,沈從文1953年后還是寫了很多詩歌、散文,只是風格跟1949年前完全不一樣,對于有些批評家來說,這就不是文學了。

  三

  第三個流言:郭沫若在十七年期間是表里不一、逢場作戲的兩面人。

  所謂“十七年”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關鍵詞,指1949—1966年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十七年。這一流言主要來自于《反思郭沫若》這本書,該書由丁東編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

  這本書的封面很有意思,它由兩個郭沫若的半張臉組成。左邊半張臉是紅色的,右邊半張臉是藍色的。隱喻郭沫若是陰陽臉,表面上是紅的,內心卻是藍的,表里不一,兩面派。這個書的封面代表了它所編選的文章的整體觀點。

  毋庸諱言,郭沫若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是大唱贊歌的,歌頌長江大橋、歌頌原子彈上天、歌頌衛星發射成功等。但《反思郭沫若》的作者認為,郭沫若私下卻猛烈地抨擊那個人際關系爾虞我詐的時代,不滿意自己的職務,批評自己的《新華頌》、《百花齊放》以及其他贊歌都是應制應景之作。

  這些流言的證據來自哪里呢?該書編者丁東在文章中提出上述流言時,說他翻遍《郭沫若書信集》,“感到只有寫給陳明遠的信最為特殊,堪稱摘下面具,口吐真言。”該書所收的其他文章也多次提到郭沫若寫給陳明遠的信,這批信件成為這些流言的關鍵證據。

  郭沫若的確跟陳明遠有過通信,這些信件現在保存在郭沫若紀念館的有9封,陳明遠保存了3封,總共只有12封。但《郭沫若書信集》里有69封。這說明多出來的57封信是沒有原件作為依據的。對此,陳明遠解釋說因為“文革”時期那些信被抄走了,他憑記憶把內容復述下來,后來他就把這些所謂的書信發表出來,并提供給《郭沫若書信集》的編者。而這本《郭沫若書信集》,是1949年迄今唯一的一本郭沫若書信集,具有相當的權威性,為學界所廣泛使用。

  1992年,《郭沫若書信集》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后,郭沫若的秘書和女兒都曾寫文章辨別陳明遠提供的書信。他們認為,除了12封有原件的外,其他57封都是假的,即便有原件的12封,對照原件和陳明遠提供的抄件,也有許多竄改肢解之處。他們的論證建立在第一手材料基礎上,我贊成他們的意見。我認為沒有書信手跡和手跡照片為證,且又不在郭沫若生前發表的郭沫若書信都是可疑的。歷史研究講究實事求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就要存疑。

  郭沫若的秘書進一步指證郭沫若跟陳明遠的通信時間是1956年到1963年,而“郭沫若”抨擊自己時代的那些信所署的寫作時間很多都在1956年之前和1963年之后,故而是假的。1963年,郭沫若跟他的秘書說,你們給陳明遠寫一封信,告訴他,他要求的我都給他辦到了,讓他不要打著我的旗號搞特殊,“以后他來信我也不看了,你們處理吧。” 郭沫若是國家領導人又是大文豪,每天收到的信件成百上千,看不過來,秘書要篩選一遍。寫給郭沫若的信只有秘書篩選后才能到他的辦公桌上。秘書認為這封信是郭沫若的斷交信,自然此后郭沫若也就看不到陳明遠的信了。郭沫若秘書的話是可信的。我最近翻閱中國科學院檔案,連中國科學院外事局這種郭沫若領導下的機構,給郭沫若報送文件時都是報給郭沫若秘書的,并且一般都會致信郭沫若秘書,說明隨信報送的文件的主要類別和性質,請他轉呈。何況陳明遠這樣非親非故的外地青年呢?如果不經過秘書的手,他的信不可能到達郭沫若桌上。

  在偽造的信里,郭沫若表達了對時代的抨擊,對自己詩歌的不滿。假如這些信按照陳明遠所說,真的被紅衛兵抄走了,紅衛兵不會不把它公布出來的。紅衛兵在“文革”開始時已經攻擊過郭沫若,要抄他家了,虧得周恩來趁機提出了包括郭沫若在內的12人的保護名單,郭沫若才得以幸免。除這些信外,郭沫若從來沒有在任何場合表達過對“十七年”的憎惡之情,也沒有在任何場合說過《新華頌》和《百花齊放》是應景應制之作,只有陳明遠信件這一個證據。孤證不足為憑,何況這個證據還是假的。我們由此就可以確定所謂郭沫若的兩面人形象,是陳明遠和丁東等人塑造出來的,并不符合歷史事實。

  陳明遠在“文革”時期因為牽涉偽造毛主席詩詞案被關進監獄,出來后對那個時代充滿了痛恨,20世紀80年代寫了很多詩歌詛咒那個時代。同時他為了自己的名聲,又說他寫詩是郭沫若教的。一個對那個時代高唱贊歌的老詩人,怎么會教出這樣一位詛咒那個時代的小詩人來呢?所以他要自圓其說,通過十多年數次偽造數十封書信,層累地塑造了一個“不真誠的郭沫若”形象。這些偽信又跟一些有著特殊目的的人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就出現了陰陽臉“郭沫若”的形象,對“晚年郭沫若”研究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第四個流言:郭沫若是跪舔權力卻不受待見的可憐文人。

  跪舔權力的主要證據是《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這首在網上廣為流傳的詩歌。不受權力待見的主要證據是“康生”寫給比目魚談論郭沫若書法的信。

  《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最早出現在2012年鳳凰視頻“騰飛中國:文化紀事(76)郭沫若與領袖和詩”中,節目未給出處。第二次出現是在高曉松《魚羊野史》,名為《毛主席,你賽過我的親爺爺》,也沒有出處。

  我查找到的網上的出處是《郭沫若文選》第12卷第765頁。郭沫若研究者都知道,《郭沫若文選》從來沒有編到過第12卷。超過12卷的只有兩套。一是《沫若文集》,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的,共17卷。二是《郭沫若全集》,文學編、歷史編、考古編共38卷,1982—2002年出版。從來沒有過《郭沫若文選》第12卷這樣的書。因此,《郭沫若文選》第12卷是假的。

  《郭沫若全集》38卷中沒有《毛主席,你賽過我的親爺爺》這首詩,我正在參編的《郭沫若全集補編》27卷也沒有收錄這首詩。在編《郭沫若全集補編》時,我們找了相當多的資料,包括未刊手稿,以及報刊雜志上發表過、后來散佚的作品,但沒有找到這首詩。因此,我斷定郭沫若沒有寫過這首詩。

  “康生”寫給比目魚談論郭沫若書法的信的內容為:“比目魚同志:若論書法,我用腳趾,夾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寫的強。康生”。這一看就是假的。

  首先看信箋。信箋上寫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康生擔任的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一個是黨的職務,一個是政府職務,擔任黨的職務的康生不可能用政府的信箋,這是要避嫌的。

  第二,沒有落款日期。大家讀手札都知道,一封信一定會有落款日期,某年某月某日,某月某日,至少會寫上某日。但這封信啥也沒有,不符合書信體例。

  第三,沒有上下文。我們寫信都會有上下文,比如第一句會說“你的信我收到了”,然后談論正事,等把事情談完了,結尾會說“此致敬禮”之類的禮貌用語,但這封信什么都沒有。沒頭沒尾,突然就來了這么一句。也不符合書信體例。

  第四,信的內容為一位中央高層的領導人說另外一位國家領導人的壞話,要是與收信人的關系不是特別親密,誰會這么干?康生何許人也,他會跟一個來歷不明的人白紙黑字說另一個國家領導人的壞話嗎?除非是他特別親密的朋友,比目魚是誰?康生的朋友中沒有比目魚。

  如此考察之后,我聽說比目魚是一位字庫專家,他把康生的字集到一起就成了這樣的一個作品。我認為這個說法比較可靠。

  這兩份假材料都指向郭沫若和中共高層的關系。郭沫若跟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高層的關系很受大家關注,也出了不少成果。郭沫若在大革命時期就和毛澤東有交往,抗戰時期也有書信往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寫過贊美毛澤東的詩,并有多篇闡釋毛澤東詩詞的文章。他崇拜毛澤東,跟其他中共黨員崇拜毛澤東一樣,這都沒有問題。毛澤東才華橫溢,而且作出了那么大的貢獻,郭沫若對他有贊美、有褒獎是正常的。但我們也要看到另外一面,毛澤東從1968年黨的第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式開始就一直批評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在多種場合有近十次的批評,包括與基辛格、周恩來、江青、張春橋的談話,都說“十批”不是好文章。郭沫若抵著壓力沒有做檢討,一直到1974年2月實在扛不住了,才寫了一首七律《春雷》做檢討。在那個時代,一般人是扛不住的,而郭沫若卻扛了5年之久。這從側面說明郭沫若對毛澤東絕不會諂媚。

  正如本文開篇所述,郭沫若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有著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獨特看法。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也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革命實踐中形成了他們的革命和建設理念。1949年后,郭沫若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關系,有被領導和領導的關系,有革命同志內部分工的關系,但也有對革命和建設的看法不盡一致之處,他們始終是相互尊重的。我覺得這樣的關系是值得研究的。但如果將其演繹成為臣和君的關系,甚至是佞臣與昏君的關系,這就是把社會主義時代扭曲為封建時代,不僅給郭沫若抹黑,也把社會主義妖魔化了。

  

  第五個流言:《李白與杜甫》揚李抑杜,寫作目的是為了逢迎毛澤東。

  《李白與杜甫》這本著作是郭沫若1967年開始寫的,197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是當時少有的公開出版的學術著作之一,面世之后影響很大。由于這本書沒有前言后記,對其寫作動機學界眾說紛紜。主要觀點有二。第一,由于長期以來學界不能確定本書的具體寫作時間,部分學者將其與郭沫若兩個孩子的去世聯系起來,認為這體現了郭沫若的喪子之慟和懺悔意識。但據新近出版的《郭沫若年譜長編》披露,該書的核心部分在郭沫若的兩個孩子去世之前就已經完成。 故與其喪子沒有關系,這一說法可以明確站不住腳。另一普遍的看法是本書的寫作目的是為了迎合毛澤東。該說法從1979年開始流傳,從美國傳到大陸,又傳到臺灣,傳來傳去,幾成“定論”,少有人質疑,但到底是否符合事實呢?

  實際上,郭沫若在書中明確說明了該書的首要寫作動機:“以前的專家們是稱杜甫為‘詩圣’,近時的專家們是稱為‘人民詩人’。被稱為‘詩圣’時,人民沒有過問過;被稱為‘人民詩人’時,人民恐怕就要追問個所以然了。”究竟是哪些專家稱杜甫為“人民詩人”呢?仔細讀《李白與杜甫》當能發現,郭沫若主要批評了三部著作:蕭滌非《杜甫研究》、馮至《杜甫傳》、傅庚生《杜甫詩論》。這三部著作都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在當時學術界影響很大,被視為杜甫研究的代表作。跟這三部著作對話,才是《李白與杜甫》的首要撰述動機。

  讀郭沫若質疑的這三部關于杜甫的著作之后,我們會發現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杜甫在一千多年來都被稱為詩圣,十分受推崇;對于李白,學界則多有微詞。經過新文化運動,人們對杜甫的評價沒變,梁啟超、胡適都覺得杜甫很偉大,而李白則是個人主義者。經過1949年后的思想改造,學者們還是認為杜甫是偉大的,而李白是個人主義者。郭沫若從中發現問題了。按理說我們這個世紀經歷了兩次大的思想斷裂,為什么杜甫就能成為不倒翁?成為一個圖騰呢?

  郭沫若認為,杜甫維護現存體制,主張規訓,無論是對君還是對民,都是要在現存體制下做事情的,而那些杜甫研究者也都有這樣的傾向。但郭沫若恰好非常叛逆,他對杜甫的很多觀念是不認同的。李白是一個浪漫主義者,郭沫若也曾是浪漫主義者;當有人罵李白是個人主義者的時候,很多人也曾說過郭沫若是個人主義者。所以郭沫若從李白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子,他從杜甫身上看到的是他的論敵胡適等人的影子。在這種情況下,郭沫若寫了《李白與杜甫》,就是要對那些維護不合理的統治制度,維護既得利益的思想進行抨擊,從而主張一種真正的解放。《李白與杜甫》非常具有學術勇氣,要把千年來的定案給顛覆掉。

  《李白與杜甫》并沒有“揚李抑杜”,而是要雙雙打破李杜這兩個圖騰。郭沫若對杜甫有很多貶低的話,但當寫到杜甫喜歡吃牛肉,喜歡喝酒時,他很高興,喜歡杜甫的這一面。他對李白有很多贊揚的話,但當寫到安祿山占領中原,李白不但不在那里組織抵抗還逃跑時,他對李白也是討厭的,覺得李白很庸俗。郭沫若對李白和杜甫都是辯證地看,既看到他們高尚、可愛的一面,也看到他們庸俗、功利的一面。這才是郭沫若對李杜的態度,而并非有些學者所謂的“揚李抑杜”。

  《李白與杜甫》不可能是迎合毛澤東。毛澤東盡管在1958年說過喜歡三李,但是他后來又跟江青和張春橋說過,李白算什么?他就知道功名,結果充軍貴州。可見毛澤東對李白的看法是辯證的,既看到了李白身上浪漫主義的比較瀟灑的一面,同時又覺得李白的功名心很強。毛澤東的辯證法,郭沫若當然了解得比較清楚。郭沫若假如要迎合毛澤東,也不會如此拙劣的。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流言呢?蕭滌非在20世紀30年代畢業于清華大學的研究生院,馮至和顧頡剛是胡適的學生,他們在學術思想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1949年后,北大清華的畢業生在文史研究界仍然占據著重要位置。1966年,郭沫若在人大會上說要燒書,本來只是自保,卻被人詬病。顧頡剛在日記中寫道:“郭沫若最好弄筆,編古裝戲劇,又為曹操、武則天翻案,此次得政府保護,僅輕描淡寫地在人民代表會議常務委員會中作一自我批評了事,京、滬同人皆不滿意。”郭沫若做了檢討,他們還不滿意,“同人”的意見大有置郭沫若于兇險境地的目的。郭沫若寫到李白政治失敗后“世人皆欲殺”的悲慘境地,未始不是對自己處境的寫照。“同人”在1978年后重新掌握話語權,當然會對郭沫若重新評價。

  小結

  有關郭沫若的流言還有很多,我只是擇要討論了五個。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多的流言?而且集中針對1949年后的郭沫若?我認為有四個方面的背景。

  第一,1978年后,我們進入一個后革命年代,在學術界,在文壇和學術圈掌握話語權的是復出者和海外學者。海外學者影響特別大,他們的觀點是我們進行評判人物和作品的主要標準,有著鮮明的冷戰意識形態色彩的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風靡一時。另外一批就是復出者,50—70年代被壓抑的那些人復出了,這批復出者對于當年的當權者多少有些意見。兩種勢力結合起來,對于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郭沫若等人,自然要重新評價了。

  第二,學術研究的范式轉移了。在郭沫若的時代,學術研究占主流的是革命史的范式,現在占據主流的則是現代化研究范式。在革命史范式下,我們會把整個20世紀中國的發展編織進革命的進展的脈絡中去。以前評價作家,會以他跟革命是否聯系得緊密為標準。魯、郭、茅都是跟革命聯系得非常緊密的,尤其是郭沫若,他是革命的肖子。所以對他的評價很高,周恩來、鄧小平都說郭沫若是繼魯迅過后,我們文化戰線上的又一面光輝旗幟。但20世紀80年代后,占主流的是現代化研究范式。這實際上是以全球資本主義化為準的,以怎么樣朝這個方向進展為線索來理解我們的歷史和文學。在這一線索上,很多學者理解不了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作出過重要貢獻的郭沫若的成就,郭沫若被理解成了異類。

  第三,很多學者對學術的看法改變了。現在強調的是學術的自由與尊嚴,強調的是學術的獨立。陳寅恪給王國維寫的紀念碑被反復宣揚,要求為學術而學術。郭沫若強調的是為革命而學術,所以人們會覺得郭沫若做的是假學術、偽學術。

  第四,有關文學的觀念也改變了。當下評判文學的標準是文學性,是審美,是它反映個體心靈的深度和文學技巧的圓潤。但在郭沫若那個時代,評價文學作品的標準是是否為革命、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按照今天的標準自然理解不了郭沫若,人們會覺得郭沫若為革命而作出的學術研究,為革命而創作的文學作品都是攀權附勢,都是迎合權力,當下很多學者理解不了郭沫若等人心中的革命事業。

  有人說,“事件當時出現的說法,即使是謠傳,至少也是無風不起浪。這類認知有可能是‘錯誤’的(特別是涉及政治斗爭的說法,不排除有意的黨派作用),但一個不實的‘謠’能夠‘傳’,就反映出某種時代的認知,應予足夠的尊重。很多時候,挖掘出的史料雖增強了懷疑,卻不足以證偽。據一些看似‘可靠’但未必足據的史料做出對或錯的翻案,不如探討那些不準確的當時說法何以形成。” 這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能搞清楚真相的情況下,如果不進行“辟謠”的工作,久而久之,“謠傳”就變成了“真相”。當然,在厘清真相之后,再來研究流言之所以盛行的機制就更加具有學術價值,但這必須建立在孰真孰偽之基礎上。

  郭沫若并非不能反思,對他的反思可以從各個角度進行,但必須建立在真憑實據的基礎上。況且,當下對郭沫若的反思,無論是出于什么立場和態度,都已經夠多了,處于壓倒性的優勢。在此情況下,我們倒是應該對“反思郭沫若”進行反思。尤其當“反思郭沫若”是建立在一些偽造史料和不實之詞的基礎上時,其背后的觀念結構和傳播機制就更值得考察了。

  之所以要對“反思郭沫若”進行反思,是因為筆者覺得現在需要嚴肅地去思考20世紀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而不是把那段歷史妖魔化并從記憶中抹去。正如筆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說:“隨著國際學術界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民主的反思和重新興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熱潮,以及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所導致的現實需要,中國知識界需要從80年代所形成的那種對全球化的理想主義式的擁抱熱情中擺脫出來,重新定位自己的社會角色,調整自己與國家、民眾、媒體之間的關系。在此過程中,必須認真面對和嚴肅思考整個20世紀革命中國和社會主義中國的經驗教訓。”而郭沫若正是我們思考這些問題的重要借鑒和資源,這也正是嚴肅認真的郭沫若研究之價值所在。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晨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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