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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勞迪奧·卡茨訪談 | 拉丁美洲今日的左翼、右翼與帝國主義

克勞迪奧·卡茨 · 2019-06-23 · 來源: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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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這里也是一個艱難的時期,但是過去十年拉丁美洲左翼的所有建構仍然站立著。美洲玻利瓦爾聯盟仍然站立著,巴西的無地農民工運動仍然站立著,拉丁美洲左翼的知識分子網絡仍然站立著,拉丁美洲馬克思主義仍然活著。

  編者按

  北京時間20日上午,2019年巴西美洲杯小組賽B組第二輪巴拉圭1:1逼平阿根廷。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曾于《足球往事》中提到:在拉丁美洲,很少有事情不和足球扯上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拉丁美洲的左翼、右翼同樣和足球結下了不解之緣。在《臟臉天使》一書中,著名足球記者喬納森·威爾遜不僅書寫了阿根廷足球的歷史,同時也描述了阿根廷左翼和右翼的浮沉。作為阿根廷經濟學家的克勞迪奧·卡茨在訪談中梳理拉美各國左右翼的同時,也嘗試解釋今日拉美政府衰落的根本原因和時機。結合拉美進步周期的結束、僵化的新自由主義與國際地緣政治,卡茨指出拉美政府正在展開的“保守復辟”的脆弱性以及拉美未來的不確定性。當然最后卡茨也表示,過去十年拉美知識分子針對拉美的爆炸性語境撰寫了非常有趣和原創性的東西,加之拉美較高的民眾動員水平與即將到來的阿根廷選舉,我們還是要對所做的事情持樂觀態度。

  本文原載于Viewpoint Magazine,轉載自“澎湃思想市場”,感謝其授權保馬發布。

  

  拉丁美洲今日的左翼、右翼與帝國主義

  受訪人/克勞迪奧·卡茨  采訪/杰弗里·韋伯  譯/李丹

 

  2019年5月5日,我與阿根廷經濟學家克勞迪奧·卡茨在他位于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公寓里進行了交談。我們討論了他最近兩本書中的主題(2016年的《新自由主義,新發展主義和社會主義》和 2018年的《依附理論,五十年后》),以及當前區域局面的復雜性。在深入而廣泛的審視中,卡茨解釋了最新一波拉美進步政府衰落的根本原因和時機。與此同時,他強調了正在展開的“保守復辟(restoration)”的脆弱性,最有說服力的可能是巴西博爾索納羅政府的癱瘓。

  在進步與復辟之間,很多東西仍然懸而未決:根據卡茨的說法,委內瑞拉是最能影響整個區域政治方向性的議會外戰場,那里發生的將會影響其他地方的發展,因為它體現了該地區進步周期(progressive cycle)中最大膽的承諾和最深刻的悖論。在即將舉行的許多競選中,2019年10月的阿根廷總統競選將是拉丁美洲中短期內最明顯的試金石; 它已經吸引國際金融機構努力證明其處方的合法性。關于地緣政治和國際領域,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競爭對拉丁美洲非常重要,這要求對帝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重新思考。總而言之,卡茨所提供的是一個清晰的全景,描繪了當今拉丁美洲解放政治的各種因素,這些因素將會把其推向一個未知的未來。

  杰弗里·韋伯:首先,您能否簡要介紹一下您政治上和智識上的形成(formation)的最重要方面?

  克勞迪奧·卡茨:我是拉丁美洲20世紀70年代的典型代表。我16歲時開始活躍在左翼圈子,是一個左翼黨的激進分子,在整個軍事獨裁統治期間(1976-1983)參與半秘密活動。我的參與也是職業上的。我曾是記者,后來回到大學,在接下來的幾年和幾十年里進一步發展活動。后來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時刻,2001年的叛亂再次改變了我的政治活動,我們建立了一個“左翼經濟學家”網絡。我們參與了2001年和2002年的民眾集會。后來,隨著拉丁美洲的政治變化,我多次前往委內瑞拉、古巴、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參與了那個時期的各種倡議。我寫的所有內容都可以在我的網站上找到(katz.lahaine.org)。

  杰弗里·韋伯:為了給21世紀初該地區新左派浪潮提供一個語境,你能否簡要描述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的民眾運動?

  克勞迪奧·卡茨:當時我用“民眾的反叛”這個詞來指代這些運動,以便將它們與發生在墨西哥、玻利維亞、古巴和尼加拉瓜的經典的拉丁美洲革命區別開來。與那些社會革命相反,這些反叛并不涉及對國家的正面挑戰,并不追求一個自治的民眾權力的建構或軍事結果。反叛是非常深刻的過程,但它們從未達到與拉丁美洲革命經歷相同的程度。這些叛亂中出現了進步的周期。進步周期是這些重要進程的結果:拉丁美洲的社會和經濟轉型,以及一種在傳統意義上是經典的、在主體和動員類型上是嶄新的反叛的再現。

  力量的平衡發生了變化,最初的新自由主義計劃動搖了,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最直接代表這些計劃的政府,發生了對拉丁美洲有利的國際經濟形勢變化,初級商品價格上漲,由此產生了非常重要的社會和經濟的解脫的動力。

  我認為,進步周期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民主的收獲,在街道的直接領域上社會力量的平衡和國家壓制機構的撤退。還有重要的立法和憲法成果。甚至還有象征性的成果,例如玻利維亞的原住民出身的總統,形成對該地區種族主義傳統的挑戰——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有非常非常先進的憲法。

  進步的周期也恢復了以前的傳統,拉丁美洲的民眾政治意識形態。與古巴革命再次相遇。與早期的反帝國主義傳統再次相遇。

  與右翼保持其權力的政府(在哥倫比亞、智利、秘魯和墨西哥)相比,這一進步的周期特別明顯,這些右翼政府繼續在進步周期之外并且對其持敵對態度。

  杰弗里·韋伯:您如何描述這些政府的弱點以及優勢?以及民眾變革最深遠的例子是在哪里?

  克勞迪奧·卡茨:這次采訪涵蓋了我最近兩本書的主題,不是嗎?在2016年的《新自由主義,新發展主義和社會主義》中,我認為在進步的周期內部,有些政府可以稱之為中左翼政府,有些政府可以稱之為更激進的政府。前者是基什內爾(前阿根廷總統)和盧拉(前巴西總統),后者是查韋斯(前委內瑞拉總統)和莫拉萊斯(現玻利維亞總統)。

  在我看來,它們是相當不同的亞類型。中左翼政府擴大了權利范圍,但保持政治制度不變。此外,他們每次都被重要的民眾動員嚇壞了。他們是接受變革和改進的政府,但總是非常害怕民眾行動。從阿根廷政府對游行的態度和巴西政府對2013年抗議的態度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后者改變了巴西的狀況,盧拉和迪爾瑪·羅塞夫的勞工黨沒有從中學到任何東西,因此右翼能夠利用這種情況。

  在經濟層面上,這些政府就是我所謂的新發展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試圖重新組合行業,恢復國家監管,但卻沒有修改已經被新自由主義改變的東西。新自由主義重新定位了經濟,將農業企業和基本產品的出口作為其中心。新發展主義試圖限制這種情況,但并不希望大幅改變這種情況。在阿根廷,農業企業的重要性是非常可見的,在巴西,則是金融體系。這兩個國家必須做出兩個最重要的變化:在阿根廷,處理外貿;在巴西,處理金融體系。基什內爾和盧拉都不想在這個意義上前進。結果是消費的改善,但是在不改變生產結構的情況下,消費的改善是非常脆弱的。

  中左翼政府的這些局限性的影響已經在隨后的事件中得到證實。就巴西而言,勞工黨對博爾索納羅的到來負有很大的責任,特別是在迪爾瑪·羅塞夫期間,勞工黨完全欺騙了支持它的部門。因此,它在中產階級中失去了意義,在工人階級中失去了意義,只在北方州中保持了權威。米歇爾·特梅爾是羅塞夫的副總統,這個曾經的財政部長是極端的新自由主義者。因此,在我看來,勞工黨引起的士氣低落和失望,在羅塞夫在沒有斗爭就放棄政府時達到頂峰,這種失望接受了2016年的政變,允許了右翼的到來。

  阿根廷非常不同。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德基什內爾離任時帶著巨大的公眾同情。除此之外,在這些年里,巴西和阿根廷之間的分歧是巨大的,是黑色和白色。

  在巴西,我們目睹了民眾的反動員(demobilization),在阿根廷則是民眾動員;巴西是軍隊的回歸,在阿根廷軍隊回歸是不可能的;巴西是政治制度的崩潰,阿根廷是一個重組,或說政治制度的維持。在阿根廷,有一些新形式的民眾行動,例如數百萬人參與的婦女墮胎合法化游行,還有工會地位的維持。阿根廷是一個自1980年代初以來進行過40次總罷工的國家,毛里西奧·馬克里當政后就有四次總罷工。因此,阿根廷的傳統是一個痙攣的國家,而巴西是一個維持秩序的國家。也許這很有趣,因為同一類型的政府在政治層面上取得了不同的結果,盡管不是在經濟層面;在經濟層面,兩者達到了同樣的極限。

  也許厄瓜多爾是第三個有趣的案例。這很有趣,因為人們可以或多或少地將拉斐爾·科雷亞和盧拉、基什內爾置于同一光譜內,盡管前者更具威權特征,與社會運動的沖突也比在巴西和阿根廷更強,厄瓜多爾民眾運動產生的那種擾動程度在阿根廷和巴西都沒有發生。在我看來,厄瓜多爾有趣的是,最終贏得2017年選舉的列寧·莫雷諾是科雷亞的人。

  莫雷諾通過一項反對右翼的計劃贏得了選舉,卻最終形成了拉丁美洲最右翼的政府,在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達成協議的意義上與馬克里的政府相當。這是剛剛允許交出朱利安·阿桑奇的人,以可恥的方式剝奪了阿桑奇自衛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同一個進程在不同的地方發生,莫雷諾是這一進程的結果。這就是我們一直在說的,在巴西,就像在阿根廷一樣,也在同一個進程中,有些元素完全是右翼的。如果你愿意,可以說米歇爾·特梅爾是巴西的莫雷諾。在阿根廷,它還沒有走得那么遠。

  另外一些政府是我所謂的“激進”政府。其中包括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古巴一定程度上也是。這里的復雜點是查韋斯主義,這可能是當代拉丁美洲歷史上最重要的現象。查韋斯不能與基什內爾主義或盧拉相提并論,甚至也不能與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相比。首先是因為查韋斯主義所產生的民眾賦權水平在其他地方也未見過,還有參與程度、民眾組織的網絡、創造力和政治覺醒,也許在玻利維亞有,但巴西和阿根廷肯定沒有。

  可能這些如此引人注目,是因為委內瑞拉與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的過去很不一樣,沒有阿根廷那樣的庇隆主義,也沒有玻利維亞那樣的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在幾十年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歷史之后,委內瑞拉似乎在很短的時間內集中了許多國家以前經歷過的事情。這使它更加極化,最重要的是,它產生了委內瑞拉統治階級的反應,在該地區的其他地方都沒有類似的情形。阿根廷的統治階層已經熟悉了庇隆主義70年;在巴西,在盧拉之前,已經有了路易斯·普雷斯特斯(共產黨領袖)的經歷;更不用說在玻利維亞通過一系列政治進程進行的經驗。因為委內瑞拉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所以統治階層的反應就好像是在20世紀30年代或40年代,就像他們第一次發現“人民”存在一樣。

  為此我們需要提到查韋斯的政治激進主義。查韋斯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他是拉丁美洲的各種反帝國主義軌道的組合,但卻充分吸收了古巴革命,這是另一個在其他例子中沒有出現的特征。古巴革命的意識形態幾乎充當了查韋斯的組織意識形態。除此之外,委內瑞拉是一個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因此,對于美國而言,它具有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的作用。由于這種組合,委內瑞拉最終成為該地區的爆炸點。但即使我一直在談論的事情都沒有發生,因為委內瑞拉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儲備,美國仍會像看伊拉克或利比亞那樣看它,而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的情況并非如此。委內瑞拉石油公司可以在美國決定性地影響美國內部的石油價格,其戰略意義可見一斑。

  這將查韋斯主義轉向一個位于進步周期的內部的偉大進程,但同時也是一個與進步周期的其余部分不同的過程。委內瑞拉在進步周期中行使了一定的領導力,但它本身就是一個不同的實驗,比進步周期更為激進。這也可以從經濟層面看出來,因為石油租金的重新分配遠遠超過阿根廷、厄瓜多爾、巴西的收入分配,這也使委內瑞拉依賴于非常脆弱的經濟,依賴于單一的產品,因此經受更多的張力。

  由于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委內瑞拉仍然是拉丁美洲沖突的中心,盡管進步周期已經過去。查韋斯的死亡改變了很多事情,進步周期也遭受了非常重要的挫折,最重要的是經濟戰爭導致了這個國家的衰退。委內瑞拉的經濟危機只能與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經濟危機相媲美,GDP下降幅度相同,還有大規模向外移民和經濟崩潰。經濟戰爭,統治階級的敵意,委內瑞拉政府內部的高度隨意、不負責任和腐敗,創造了一個完全爆炸性的局面。

  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進步周期不再存在,但委內瑞拉仍然存在。委內瑞拉將決定拉丁美洲未來會發生什么,以及最終將在進步周期中發生什么。委內瑞拉意味著進步周期中發生的一切還沒有完成,因為周期的一個軸的結果仍然懸而未決,它是最激進的軸,它涉及最不可解決的問題。

  出于這些原因,委內瑞拉正在發生的事情將決定未來。目前,政變又有了新的嘗試。委內瑞拉被呈現為一場人道主義悲劇,但擁有六百萬流離失所者的哥倫比亞,或正在大批移民美國的中美洲人并不構成人道主義危機。這對媒體來說是一個悲劇,但在墨西哥有100名記者被暗殺,在哥倫比亞,自和平協議以來有100或200名社會領袖被暗殺,而在委內瑞拉一個都沒有。這意味著討論委內瑞拉有點復雜,因為宣傳掩蓋了辯論。這不是激情;激情是合乎邏輯的。但人們不能談論事實,因為現實被消除(annulled)了。

  因此,這是委內瑞拉問題如何得到解決的關鍵,它是兩個方面的斗爭:既是反對政變的斗爭和反對美國的斗爭,也是在查韋斯主義內部的斗爭(為了確定是否存在查韋斯主義的尋回)。

  我認同所有領域對查韋斯主義關鍵領域的所有批評。在我看來,在經濟學領域犯下的錯誤,顯然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但是,與此同時,還有一個民眾抵抗的層面,這是完全令人驚訝的。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抵抗發生在委內瑞拉的事情,而在某種程度上,這可以從曾下至上的進步周期的強度來解釋。對于我們這些經歷過如阿根廷的其他進程的人來說,我們知道民眾的增加(popular gains)是什么,它不是容易被抹去的東西;它會持續數十年。它仍然存在于民眾意識中。因此,一個經歷過阿根廷的人可以理解為什么委內瑞拉人抓住這些“增加”做斗爭。否則,馬杜羅沒有倒下是難以解釋的。

  所以,我們拭目以待。兩個月內胡安·瓜伊多的自我任命失敗了,以人道主義危機為借口用卡車進入該國的企圖失敗了,兩三次政變未遂,電戰失敗。這很引人注目。

  與玻利維亞對比地考慮委內瑞拉也很有趣。話語和意識形態的激進主義非常相似。莫拉萊斯的話語與查韋斯的話語非常相似。然而, 用天然氣租金,莫拉萊斯已經實現了如此程度的宏觀經濟穩定,改善或恢復了民眾收入,從而引起了右翼政府的嫉妒。這說明一個客觀事實:玻利維亞不是威脅,當一個國家不是威脅時,就會有被忽視的傾向。美國國務院沒有人在盯著玻利維亞。如果情況變糟,那就糟,如果進展順利,那就順利。這給了該國一個委內瑞拉沒有享受過的努力空間。與該地區任何其他國家相比,玻利維亞欠發達水平要高得多,任何改進都更有意義。而且,阿爾蒂普拉諾高原的農民的、地方主義的、封閉的傳統在管理國家中可能很重要,這使得莫拉萊斯如此保守行事。這是查韋斯的對立面,后者開展了一系列大型計劃。與此同時,玻利維亞從未成為拉丁美洲所有國家的參考點,而委內瑞拉則一直如此。所以它們是不同的歷史命運。

  古巴是一個單獨的例子。古巴的有趣之處在于它與穩定的玻利維亞有一些共同之處,就像右翼無法理解的那些奇跡一樣。一個沒有任何東西的國家,只有一個島嶼的國家,什么都沒有,只有旅游,一些礦產。然而,它擁有最令人欽佩的教育水平、營養水平,尤其是整個地區的健康水平。引人注意的另一個事實是:很低的犯罪率,這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區是不可想象的。每年有一百萬游客到達,旅游業卻沒有污染社會。同樣的旅游業在波多黎各、墨西哥加勒比地區或伯利茲產生了災難,但在古巴沒有。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民眾意識中長期建設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對于整個拉丁美洲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但這完全是另一個主題。

  我將以此結束。現在,進步周期的情景集中在委內瑞拉發生的事情,拉丁美洲未來的獨特形式可能源于委內瑞拉的情況。

  杰弗里·韋伯:從你的角度來看,何時以及為什么所謂的“進步周期的結束”開始了?

  克勞迪奧·卡茨:隨著保守的復辟。可以說,隨著保守復辟的實施,進步周期結束了,其中心時刻是巴西的政變,之后的博爾索納羅,以及2015年阿根廷馬克里的勝利。實際上,保守的復辟是一系列選舉和政變的混合。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的是拉丁美洲的政治體制。面對更多的專制形式,所有形式的憲政都失去了意義。并且,權力結構正在加速增加其重要性。選舉就像次要因素。在右翼更加牢固的國家——哥倫比亞、秘魯、智利——選舉無關緊要。民眾參與程度極低。對委內瑞拉的批評很多,但在委內瑞拉,選舉中的選民人數無限高于哥倫比亞、秘魯或智利。

  保守的復辟在廢除政治、用更極端的社會紀律進行治理的基礎上進行。因此,這里的問題是保守復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穩定。正如我們所知,進步周期已經結束。但保守的復辟是否脆弱?我相信它非常脆弱。它產生了重要的象征,例如廢除了南美國家聯盟(Unasur),并試圖建立南美進步論壇(Prosur),這一利馬集團組織推動委內瑞拉政變。但這些是非常非常不一致的計劃。例如,在曼努埃爾·洛佩斯·奧夫拉多爾于2018年獲勝后,他們失去了一個關鍵支柱——墨西哥。

  保守復辟的基礎是脆弱的,因為拉美20世紀90年代和2000年代那些經典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計劃,現在遇到了改變的國際情況。結果,新自由主義者感到困惑不安,不知道該怎么做。這嚴重侵蝕了保守復辟的政治計劃。換句話說,存在一個大問題,因為新自由主義是私有化、開放市場,因為它不太清楚想要什么,它的計劃是什么。

  在這里,我們處于以僵尸新自由主義為特征的保守復辟中,因此前景廣闊。除了在委內瑞拉組織政變之外,沒有別的新自由主義計劃了,但委內瑞拉政變也不是一個計劃。即使他們說“我們廢除了南美國家聯盟并創造了另一個東西”,他們創造另一個東西還是為了組織政變,而不是因為他們有這樣的策略。現在談論保守復辟的清晰周期還為時過早。

  杰弗里·韋伯:這解釋了博爾索納羅和馬克里在當前的軟弱?

  克勞迪奧·卡茨:是。我認為對右派的重大考驗是博爾索納羅。對于“拉丁美洲的右翼政權究竟是什么樣“這個問題,博爾索納羅將提供答案。博爾索納羅會告訴我們拉丁美洲的新右翼將會發生什么。因為博爾索納羅是新右翼的純粹代表,非常類似于我們在歐洲所看到的,他是極右話語的拉丁美洲代表,非常具有挑釁性,反對民主的增長,與美國直接一致,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我們過去一年在討論:博爾索納羅在多大程度上是法西斯主義者?或者他不是法西斯主義者?我認為可以說博爾索納羅有法西斯成分,但法西斯主義是一個過程,而巴西的法西斯化的過程將是什么樣還是未知的。博爾索納羅只能代表出發點。

  為了在巴西建立一個法西斯制度,壓制必須建立更深層次的根源,并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右翼領導權。法西斯主義看起來有兩個先例。第一個是皮諾切特,博爾索納羅必須首先達到皮諾切特的水平:壓制水平、中產階級內部反革命的權威的水平。為了使反共的意識形態扎根,以及使制度堅固,他必須發展出像烏里韋在哥倫比亞那樣享有的社會基礎。不僅是一個準軍事組織的結構,而且還有哥倫比亞寡頭統治傳統中右翼中產階級的支持。那么,博爾索納羅距離這兩件事情還很遙遠。

  而問題在于,執政幾個月的博爾索納羅政府是一個笑話,一個無意義的記錄。他說的是一套瘋狂的想法,但這是一個完全癱瘓的政府內部的譫妄。可能特朗普也神志不清,但博爾索納羅不是特朗普。博爾索納羅是一個什么都不做的政府。

  巴西的資產階級對博爾索納羅不滿。換句話說,它是管理不當的,他們根本不知道如何管理公共行政。即使是國際冒險:前往耶路撒冷,前往以色列也會引發問題,因為巴西非常依賴和中國、阿拉伯國家的貿易。所以,博爾索納羅正在玩巴西出口,而統治階級不會允許他這么做。因此,巴西的實際政府是軍隊。如果繼續沿著這個方向前進,軍方將最終取代博爾索納羅,副總統漢密爾頓·莫朗將最終接管政府。因此,如果拉丁美洲的新右翼是博爾索納羅,那么可能就沒有新右翼。我們拭目以待。

  另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拉丁美洲沒有其他的博爾索納羅。同樣有趣的是,在墨西哥洛佩斯·奧夫拉多爾獲勝,這是墨西哥舊右翼的一次非常大的危機。此外,我還要指出,在哥倫比亞和智利的選舉中中左翼的重要增長。換句話說,在右翼的另外兩個堡壘中,實際上正在崛起的是哥倫比亞的古斯塔沃·佩特羅,以及智利的中左翼。所以右翼的主題是非常開放的。

  杰弗里·韋伯:帝國主義在所有這些方面的作用是什么?帝國主義可以化約為美國嗎?

  克勞迪奧·卡茨:很明顯,特朗普正試圖恢復美國的霸權。這就是特朗普的構成。作為恢復霸權戰略的一部分,拉丁美洲是一個關鍵部分。因為對于美國來說,拉丁美洲是它自己的后院。

  特朗普在拉丁美洲的態度是以非常原始的方式恢復其統治。回到所謂的俱樂部政治:“我占主導地位,你們所有人都得服從我。”這就是為什么特朗普侮辱墨西哥人,筑墻,侮辱加勒比人,鄙視拉丁美洲。他沒有試圖建立一個集團(bloc)的政治,而是認為他們是次級的附庸。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特朗普正在玩火。特朗普將拉丁美洲國家視為他的殖民地,但他實際上并不能,因為他不具備相應的軍事力量。

  所以特朗普動嘴,但沒有采取行動。看看委內瑞拉的政變,這是典型的美國:那些推動委內瑞拉政變的美國官員,就好像他們在羅斯福時代,認為他們可以做他們喜歡的事。然而,到目前為止,委內瑞拉并沒有發生像1983年在格拉納達、1989年在巴拿馬那樣的入侵,也沒有像2009年在洪都拉斯那樣的政變。

  換句話說,美國所說的與美國可以有效做的事情之間存在分離。美國不太可能在委內瑞拉重復它在利比亞所做的事情,或者在伊拉克所做的事情。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明確的結果。

  特朗普唯一取得的成就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重新談判。特朗普不想打破全球化,特朗普想要的是多邊協議的重新談判,并將其轉變為雙邊協議。通過使它們成為雙邊的,使其更為美國服務,對美國公司有更多的偏袒,這是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實現的。矛盾的是因此他不能使用武力,而他唯一設法重新談判的協議是與墨西哥的協議。因此,奇怪的是,特朗普對洛佩斯·奧夫拉多爾持謹慎態度。總的來說,我想說必須區分所說的和所做的。

  在我看來,美國的經濟優先事項是重新談判貿易協定,增加出口,限制中國的存在,并與中國競爭,這正是他們所尋求的。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改變委內瑞拉政府。委內瑞拉對美國很重要,不僅因為那里有石油,而且因為它會向中國和俄羅斯發出信息:“別想進入這里。”因此,那里發生的事情將定義一切,一切都集中在委內瑞拉。

  如果美國沒有實現其目標,如果查韋斯主義仍然存在,委內瑞拉將像敘利亞一樣,俄羅斯將資助其軍事角色,在委內瑞拉擁有軍事存在;如果美國不改變這種狀況,俄羅斯將把權力擴展到拉丁美洲。所以我們在這里看看將會發生什么,但結構性的事實是,美國正在退縮,而美國想要收復失地。

  美國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是,它的天然盟友是拉丁美洲的右翼政府。但其統治階級與中國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而從美國那里得不到什么回報。阿根廷和巴西的統治階層向中國出售大豆,而美國則不會購買大豆。美國本身就賣大豆;換句話說,它是競爭對手。那么阿根廷和巴西的農業企業與其競爭對手美國簽訂協議,能得到什么?

  因此,美國正在努力做的事情非常困難。與此同時,拉丁美洲的每一個統治階級都在努力維持平衡,而且由于沒有策略,因此非常不穩定。換句話說,博爾索納羅將承認以色列,但它必須和中國做生意;馬克里支持委內瑞拉的政變,但在阿根廷我們不只是向中國出口,中央銀行的儲備還依賴于中國的貸款,那么政府如何管理呢?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危急的局面,正如我所堅持的那樣,這是委內瑞拉至關重要的局面。也就是說,如果在一個方向或另一個方向發生某些事情,那將意味著這一個贏了,或者另一個贏了。

  克勞迪奧·卡茨:第一件事是斗爭,民眾斗爭。目前,右翼有主動權,但拉丁美洲仍然是世界上民眾動員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盡管不像在進步周期中那樣,但它的政治行動水平仍然高于世界其他地區。

  一個錯誤是認為沒有任何改變,我們現在和十年前一樣。不是這樣的。產生進步周期的那四次叛亂的影響已經耗盡,并且新浪潮還沒有出現在它們的位置,我們有抵抗,但沒有四次叛亂那樣的抵抗,所以,發生了一個變化(指保守復辟),但它還沒有埋葬之前的東西,我們并沒有經歷像我們過去看到過的進程,例如,在20世紀70年代的皮諾切特政變,或阿根廷的豪爾赫·魏地拉政變;換句話說,沒有任何反革命進程。

  沒有反革命,但有伴隨著普遍的抵制的右翼的擴張。我認為我們必須將自己置身于這個層面,斗爭就是在這個領域。有趣的是新一代。今天斗爭的人不是早期進步周期的人。那些現在斗爭的人在處理進步周期的經驗,我們將看到他們如何在政治上轉譯,我們還不知道。但帶來早期進步周期的那一代人卻沒有經驗,他們從純粹的新自由主義中站出來。現在,新一代正在引領這一進程。所以,我們拭目以待未來的結果,目前還不得而知。

  另一個層次是選舉。在這個層次上只有一個重要的國家——阿根廷。正如委內瑞拉將確定地緣政治一樣,阿根廷發生什么是決定性的。2019年10月在阿根廷舉行的選舉結果將是關鍵的。我們正處于馬克里完全衰落的時刻,而特朗普為馬克里繼續當選押下所有。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在向一個即將違約的國家提供不尋常的貸款,這個國家將無法償還債務,提供的貸款威脅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財務平衡。隨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拯救馬克里的冒險,這將成為歷史。我覺得它不會成功,但也不能排除其可能性。因此,阿根廷周期的變化,不同的政府的到來,即使不是由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德基什內爾領導,也將改變該地區的所有現實。

  費爾南德斯態度非常保守。但是,如果她要上任,她所說的或她是什么并不重要,她的到來就意味著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講,阿根廷接下來的幾個月很關鍵,不僅是對選舉情況來說,還因為阿根廷很可能會陷入經濟危機,債務違約或類似的大問題,這將對整個地區產生影響。這種情況將發生在一個社會動員水平低于我們習以為常的國家,但遠遠超過其他地區的正常水平。因此,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阿根廷就是這一切的中心。

  最后,我們必須看看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在替代方案的構建層面上會發生什么。現在這里也是一個艱難的時期,但是過去十年拉丁美洲左翼的所有建構仍然站立著。我們將看到它們被如何轉譯。美洲玻利瓦爾聯盟仍然站立著,巴西的無地農民工運動仍然站立著,拉丁美洲左翼的知識分子網絡仍然站立著,拉丁美洲馬克思主義仍然活著。在理論層面,有一些重要的發展。這是一個非常富有成果的十年。有許多拉丁美洲知識分子撰寫了非常有趣和原創性的東西,反映了拉丁美洲的爆炸性的語境。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知識層面上,我認為我們可以對所做的事情持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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